是年所作《文史通义》稿，名为《丙辰山中草》，凡十六篇（跋）。除上述二篇外，可考者，为《文德篇》、《答问篇》、《古文十弊篇》、《淮南子洪保辨》、《答某友请碑志书）（此据《内藤目》题下注）、《与胡稚君论校胡稚威集》、《跋屠怀三制义》（据会稽徐氏抄本题下注）、《论学十规》（此据臧镛堂《丙辰山中草跋》），及时文序一，与人书数篇（同上）。此外又有札记二段后与丁巳年札记二段合为《古文公式篇》。此诸篇中，无甚重要者，今略举“古文十弊”如下：
（一）剜肉医疮，（二）八面求圆，（三）削趾适屡，（四）私署头衔，（五）不达时势，（六）同里铭旌，（七）画蛇添足，（八）优伶演剧，（九）井底天文，（十）误学邯郸。
《遗书》有《丙辰札记》一卷（浙本卷二十二，亦有风雨楼本），此卷亦非丙辰一年之作，其下半乃丁巳年作也。
是年湖北白莲教起。七月，毕沅由山东巡抚复任湖广总督，忙于用兵。先生欲往续编《史籍考》，因兵事未决，迁延过夏，独自编纂，以至仲秋，始决计北上。八月二十一日，跋《丙辰山中草》，旋离家。（《与汪龙庄简》、《与邢会稽书》、《跋丙辰山中草》、《东华录》）
是年夏，朱筠之弟朱珪（石君）实授为两广总督；六月内调；七月授川陕总督，未到任；旋补安徽巡抚（《东华录》）。先生得信较迟，九月十二日，有《上朱中堂世叔书》，内中云：“楚中教匪尚尔稽诛。弇山制府武备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难成；若顾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辍。迁延观望，日复一日。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倘来之馆谷。可谓备矣。”书中托朱珪推荐至河南大梁书院或直隶莲池书院。有云：“以流离奔走之身，忽得藉资馆谷，则课诵之下得以心力补苴《史考》，以待弇山制府军旅稍暇，可以蔚成大观，亦不朽之盛事，前人所未有也。而阁下护持之功，当不在弇山制府下矣。”此书之末云：“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按此可见上年《与汪辉祖书》所说欲刻之诸篇，大抵即《易教》三篇，《书教》三篇，《诗教》二篇。故云“题似说经”。又内藤藏本《遗书》目于此八篇下皆注“已刻”二字，可以为证。
九月十九日，自杭州解缆。行向不详（似系扬州）。岁杪始抵安庆，投朱珪，并因以识布政使陈奉兹（东浦）。（《与邢会稽》、《与赵山阴》、《陈诗序》）
是年六月十五日，邵晋涵卒于北京，年五十四。（《邵与桐别传》注）
（《内藤谱》记先生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游扬州北城三皇庙，既而归乡，岁杪赴安庆，为道员陈东浦作诗序。适按，丁巳年《札记》中言丙辰四月二十三日游于北城三皇庙，但未言扬州；内藤先生不知系据此条否。以《丙辰山中草》考之，则先生已于二月归乡，直至八月底始出门，则三皇庙当属绍兴也。又为陈东浦作诗序，乃是丁巳年二月之事，不当在此年。“道员”二字亦误，《诗序》有“遍历三司”之语，可证其此时已非道员。据《安徽通志·职官表》，此年布政使是德化人陈奉兹。陈东浦是德化人，可知即是陈奉兹，而且做了安徽布政使了。又姚鼐作陈东浦墓志铭，更可证。）
先生六十岁。
春，在安庆，作《天玉经解义序》。此书为相地之书，先生序中驳“古无相地之学”之说，引《周官》墓大夫掌辨兆域，谓“候风脉水之理未尝不具于中矣！”可见实斋终不能全脱绍兴师爷的见解。
正月十七，上书朱珪，谋偕胡虔同往杭州，借浙江巡抚谢启昆，学使阮元之力，续编《史籍考》。（《又上朱大司马书》）
二月，作《陈东浦方伯诗序》，此序论诗颇具特识，如云：
学诚尝推刘、班区别五家之义（《汉书·艺文志》序诗赋百六家分为五种，亦不明言其所以分五种之故）以校古今诗赋，寥寥鲜有合者。……或反诘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则报之曰：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一切工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数者，而枵然一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也。
这个标准可谓辣极！只有真诗当得起这个试验。章实斋若生晚两百年，他一定会赞成白话诗！
三月，在安徽桐城阅试卷（《丙辰札记》页三七）。所作文稿名《桐署偶抄》。（浙本目）
姚鼐此时尝圈点先生规正孙星衍书稿。（据《与朱少白书》）（此书稿似即已佚的《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或尚存的《书原性篇后》）
先生在桐城时，作《地志统部》，规洪亮吉之非（徐本隐目）。盖因是年洪亮吉刻《卷施阁文集》，载《与章进士书》，反驳先生十年前之说，先生三月十七日《与朱少白书》云：
弟辨地理统部之事，为古文辞起见，不尽为辨书也。洪、孙诸公，洵一时之奇才；其于古文辞，乃冰炭不相入；而二人皆不自知香臭：弟于是谓知人难，自知尤不易也。
诗与八股时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强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别，弟之所辨，较诗名家、时文名家转觉有过之而无不及矣。然生平从不敢与人言诗言时文者，为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谓于斯未能信耳。
故其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此种境地，邵先生（二云）与先师（朱笥河）及君家尚书朱珪（石君）皆信得及。此外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己者，不求乎外也。
以洪君之聪明知识，欲弹驳弟之文史，正如邵先生所云：“此等拳头，只消谈笑而受，不必回拳而彼已跌倒”者也。
今彼刻驳弟之书，乃因诎于口辨（先生曾在洪家辨过）而遂出于装点捏造，殆较驳邵为更甚矣。此书即使出弟身后，儿辈力量尚能驳正，平日闻弟之教如史余邨及虎姿舍侄皆能谈笑而挥者也。……
大抵身履其境，心知其意，方有真见解。不用功于实际，则见解虽高而难恃也。
又云：
程易畴（刘本误作田）之于孙、洪诸君，自较胜矣。彼刻《通艺录》，直《周官》之精要义也。而不今不古之传志状述，犹自以为文也，而亦列其中，岂非自村俚供招？
程易畴（瑶田）与先生亦熟悉。据《庚辛之间亡友传》，庚子辛丑之际，何思钧托先生求儿师，先生既荐顾九苞而时往谈款。时程易畴亦寓于何，出其著述，共相叹赏，以为得未曾有。
三月底，返安庆。（《与朱少白书》）
五月，陈东浦介绍先生到扬州，投盐运使曾燠（宾谷），至秋始得见曾。曾燠在扬州颇招致名士，提倡风雅，此时方拟修方志，有延先生主其事之意。后志事似作罢，先生留扬州至岁暮辞归，有《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为志别》七古长诗一篇，历叙一生的遭际，最可供传料。诗中自注尤重要。
在安徽时，屡与朱珪及朱筠之子锡庚（少白）通信。又有《湖北通志检存稿跋》，谓“今志事为寇棼所阻，尚未刊行。故汇订存稿为二十四卷”。又作《湖北通志辨例》一卷。（按现今尚存的《湖北通志检存稿》仅有四卷，则所佚尚多。）又作《方志辨体》一篇。（《丙辰札记》之丁巳部分）
是年七月，毕沅卒于辰州军中。故先生诗有“终报前军殒大星；三年落魄还依旧，买山空羡林泉茂”之句。
曾燠有《赠章实斋国博》诗，写先生之奇丑，也是一种有趣味的史料，故附录于此：
章公得天秉，赢绌迥殊众。岂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独齇，许丞听何重？（参看上文引洪亮吉诗“君托左耳聋”之句。）话仿仲车画，书如洛下讽。又尝患头风，无檄堪愈痛。况乃面有癜，谁将玉璏砻？五官半虚设，中宰独妙用。试以手为口，讲学求折衷。有如遇然明，一语辄奇中。古来记载家，庋置可充栋。歧路互出入，乱丝鲜穿综。散然体例纷，聚以是非讼。孰持明月光，一为扫积霿？赖君雅博辨，书出世争诵。笔有雷霆声，匉訇止市哄。续鉴追温公，选文驳萧统。乃知貌取人，山鸡误为凤。武城非子羽，谁与子游共？感君惠然来，公暇当过从。
此诗见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八，亦见于《章氏会谱德庆四编》卷十，杨君又引谢蕴山《怀人》诗有“耳聋挥牍易，鼻垩运斤难”之句，亦为先生作也。
是年袁枚死，年八十二。先生对于同时的三个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贬辞。但先生对戴震，尚时有很诚恳的赞语；对汪中，也深赞其文学；独对袁枚，则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遗书》中专攻击袁枚之文，凡有五篇：（一）《妇学》，（二）《妇学篇书后》，（三）《诗话》，（四）《书坊刻诗话后》，（五）《论文辨伪》。攻袁之端始见于此年；《丁巳札记》有一条云：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此即《妇学》诸篇之动机与目的。先生之攻戴震，尚不失为诤友；其攻汪中，已近于好胜忌名；至其攻袁枚，则完全是以“卫道”自居了！《妇学篇》有云：
自宫禁革除女乐，官司不设教坊，则天下男女之际无有可以假借者矣。其有流娼顿妓，渔色售奸，并干三尺严条，决杖不能援赎（职官生监并是行止有亏，永不叙用）。虽吞舟有漏，未必尽罣爰书；而君子怀刑，岂可自拘司败？
这完全是“绍兴师爷”的口吻。其《书后》有云：
《妇学》之篇，所以救颓风，维风教，饬伦纪，别人禽，盖有所不得已而为之，非好辨也。
袁枚的为人，自然有许多不满人意之处。但此人在那个时代，勇于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议论，自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论诗专主性情风趣，立论并不错，但不能中“卫道”先生们的意旨，故时遭他们的攻击。《妇学篇》之所以流通最早最广者，正是为此。实斋之攻袁氏，实皆不甚中肯。如云：
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
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重《毛诗》；《毛诗》之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重男女慕悦；于男女慕悦之诗，又斥诗人风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兰赠芍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驳诗文须有关系之说。自来小人倡为邪说，不过附会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闻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而恣为倾邪淫荡之说至于如是之极者也。
实斋所攻，在今日观之，正是袁氏之特识。此亦古今观点不同之一也。
先生不能作诗，乃有《题随园诗话》十二首，大半是谩骂之作，如云：
江湖轻薄号斯文，前辈风规误见闻。诗佛诗仙浑标榜，谁当霹雳净妖氛？
诬枉风骚误后生，猖狂相率赋闲情。春风花树多蝴蝶，都是随园蛊变成。
堂堂相国仰诸城，好恶风裁流品清。何以称“文”又称“正”，《随园诗话》独无名？（此指刘统勋。据先生云，统勋子塘，官江宁时欲以法诛袁枚，而朱筠为解脱之。语见《论文辨伪篇》。）
先生六十一岁。（《内藤谱》误脱一年）
三月，作汪辉祖《三史同名录序》。先生于辽金元三史多同姓名之人一问题，曾于《丙辰札记》论及之，要旨云：
对音译，文字无多。名字相同，触处多有。作史者自应推《春秋释例》，兼法古人同姓名录，特选为同名考，将全史所载无论有传无传之人，凡有同名，详悉考列，勒为专篇，与国语解并编列传之后。
此次作序，即用此段札记，末加数语述汪书之详审而已。
此年，在杭州，借谢启昆（蕴山、苏潭）之力，补修《史籍考》。（据王宗炎记在《两浙轩录补遗》的话，及吴兰庭《复章实斋书》，阮亨《瀛洲笔谈》卷八页五，卷十页二。）助手有袁钧（陶轩）、胡虔等（《瀛洲笔谈》、《柿叶轩笔记》卷首方损之所作《胡虔传》）。毕沅死后，《史籍考》未成。先生“就其家访得残余，重订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润饰，为成其志”。（《史考释例》末节）
《史籍考》全书不传，诸家目录多不提及此书（惟《丛书举要》言毕沅未刊书有《史籍考》百卷），不知流落何所。马夷初先生（叙伦）抄得杨见心先生所藏先生未刊稿一卷，中有《史籍考》总目，附录于此：
《史籍考》总目
一、制度 二卷
二、纪传部 正史14卷 国史5 史稿2
三、编年部 通史7 断代4 记注5 图表3
四、史学部 考订1 义例1 评论1 蒙求1
五、稗史部 杂史19 霸国3
六、星历部 天文2 历律6 五行2 时令2
七、谱牒部 专家26 总类2 年谱3 别谱3
八、地理部 总载5 分载17 方志16 水道3 外裔4
九、故事部 训典4 章奏21 典要3 吏书2 户书7 礼书23 兵书2 刑书7 工书4 官曹3
十、目录部 总目3 经史1 诗文（即文史）5 图书5 金石5 丛书3 释道1
十一、传记部 记事5 杂事12 类考13 法鉴3 言行3 人物5 别传6 内行3 名姓2 谱录4
十二、小说部 琐语2 异闻4
共三百二十五卷。
马先生的抄本中有《史考释例》一篇为《遗书》所无。其中义例亦与《遗书》中之《论修史籍考要略》一篇不同。盖《修史籍考要略》为草创时的义例，而《史考释例》乃成书的义例，故后者更胜于前者。《修史籍考要略》云：
校雠著录，自古为难。二十一家之书，志典籍者仅有汉隋唐宋四家，余则阙如。《明史》止录有明一代著述，不录前代留遗；非故为阙略也，盖无专门著录名家，勒为成书，以作凭借也。史志篇幅有限，故止记部目，且亦不免错讹。私家记载，间有考订，仅就其耳目所及，不能悉览无遗。朱竹垞《经义》一考为功甚巨，既辨经籍存亡，且采群书叙录，间为案断，以折其衷。后人溯经义者所攸赖矣。第类例间有未尽，则创始之难；而所收止于经部，则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尽，势固不能无待于后人也。今拟修《史籍考》，一仿朱氏成法，少加变通，蔚为巨部，以成经纬相宣之意：
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剪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经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择。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选。十曰谱牒宜略。十一曰考异宜精。十二曰板刻宜详。十三曰制书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采摭宜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