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化的发生，与四灵的倡导唐诗密切相关。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说：
四灵，倡唐诗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赵紫芝也。然具眼犹以为未尽者，盖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贾也。学者闯其阃奥，辟而广之，犹惧其失。乃尖纤浅易，相煽成风，万喙一声，牢不可破，曰此“四灵体”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坏，不复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历代诗话续编》，第416页。
从这段话可知，“唐诗”已不再仅指唐人的诗歌，也指向宋人的晚唐体作品。那么晚唐体有何弊端呢？范晞文将其归纳为“尖纤浅易”，南宋后期对晚唐体的批评，也基本上不离这四字。叶适《王木叔诗序》说：
木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近岁唐诗方盛行，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叶适《叶适集》，第221页。
木叔指责唐诗的这番话，大约相当于范晞文所说的“尖纤”。而“唐诗”之所以会出现“格卑而气弱”的状况，叶适认为在于它太关注如何描摹物态，如何将字句安排妥帖，而对“言志”的一面则相对忽视。确切地说，是“唐诗”对言儒家之志相对忽视，而太喜言自己对山林的向往、对风花雪月的喜爱。对儒家道德而言，这些不关注国计民生的诗就是一些“格卑气弱”之作。而且晚唐体诗人喜欢的，便是在风物山水之间静静地观赏、体会，轻轻地吟唱，这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倾向增加了诗歌单调的危险，所以刘克庄说：“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胶挛浅易，窘局才思，千篇一体。”刘克庄《刘圻父诗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唐诗”之所以能再度流行，是因为背离了江西诗派的许多作法，最重要的是对“以学问为诗”的抛弃。它对作诗者素养的要求大大降低，诗歌创作的普及因此成为可能。方岳曾经恨恨地说：“然予观世之学晚唐者，不必读书。但仿佛其声嗽，便觉优孟似孙叔敖，缀皮皆真。予每叹恨夫晚唐之不昌也。”方岳《跋赵兄诗卷》，《秋崖集》卷三十八。当然，普及不一定就是好事，它甚至意味着普遍水准的降低，诗僧道璨言及晚唐体时说：“数十年东南之言诗者皆袭唐声，而于根本之学未尝一日用力，是固浅陋而无节，乱杂而无章，岂其所自出者有欠欤。”道璨《营玉涧诗集序》，《柳塘外集》卷三。这正应了范晞文那句话：“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诗大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歌与所处时代多少有些关系。但一些评论者将其绝对化，按照“文章与时高下”的逻辑，认为末世的诗歌不应当是身处非末世的诗人所学习的，南宋中期以前，学习晚唐诗便是对当下时局的否定和诽谤，是应当遭到批判的。这种逻辑也是“唐诗”招致非议的一个原因。范晞文就说：“今之以诗鸣者，不曰‘四灵’，则曰‘晚唐’。文章与时高下，晚唐为何时耶！”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历代诗话续编》，第416页。俞文豹的思路也和范晞文一致：“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篇大章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音之思，岂习矣而不察耶？”俞文豹《吹剑录》，丛书集成初编本。这种批判比单纯的艺术角度的批判更危险，因为它有可能超出诗学批评的范畴，而引来政治的打击了。
二、对江西派的批评
南宋后期对江西诗派的批评，来自晚唐体诗人的并不多。这或许因为晚唐体诗人多是小家，文献保存不是很好，一些言论到今天已经湮灭；但更主要的当是因为晚唐体诗人并不擅长批评，他们更多地是将精力投注于晚唐体创作。或许他们认为，事实要远胜于雄辩。
对于江西派攻击最力的诗人是属于融合派的诗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刘克庄和严羽。与此前对江西派零星、片面的批评不同的是，南宋后期的批评者们已开始总结江西派的弊端，试图对其进行总体性的否定。
刘克庄说：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未为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而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有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呈辩驳，少者千篇，多者万首，要皆经义策论者尔，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刘克庄《竹溪诗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这段话指出了江西派不少弊端，如卖弄学问、好议论、好说理、贪多求快等等。刘氏首先把作诗者分为文人和诗人两类，然后根据这个分类把多数江西派诗人逐出了诗人阵营，其中还包括“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刘氏的说法无疑过于偏激，不过倒也不是毫无道理。这些“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呈辩驳”的诗歌，确实是更近“经义策论”，缺乏美感。
严羽也对江西诗提出了批评，《沧浪诗话·诗辨》说：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欠焉。且其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位何在。其末流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气。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沧浪诗话校释》，第26页。
严羽认为江西诗人对诗歌的理解存在着问题，所以说他们“作奇特解会”，并且这一错误理解又导致了江西派诗歌技巧选择上的错误，这便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一批评堪称经典，后来人们谈及江西派往往会想起这句话）。严羽也像刘克庄那样，将江西诗完全否定。他指出，江西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做法都是败笔，给读者欣赏、接受造成了困难，让人不知所云。严羽还严厉批评了江西“末流”，说他们只是糟蹋诗歌，而不是作诗。
严羽对于江西派的批评较之刘克庄确实更为全面，虽然这些批评前人也大都提及过，但他第一个总而结之。因此对自己的这段论述，严羽颇为自得，自称：“其间说江西诗病，宋人所谈论的“晚唐”一般指唐人的作品，真取心肝刽子手。”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沧浪诗话校释》，第251页。
三、突破江西、晚唐诗风
刘克庄在其《刘圻父诗序》一文中说：“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胶挛浅易，窘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家者又驰骛广远，荡弃幅尺，一嗅味尽。”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其实，陷于这种两难困境的诗人远不止刘克庄，大概处于江西与晚唐两派之外的诗人们都得面对这个现实，都得去思考如何在江西与晚唐之间进行一番取舍。
或许是因为“中庸”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中国历来的文学论争最终往往是以二者的调和结尾，晚唐与江西的争斗似乎也没有脱离这条老路。如赵孟坚（1199-1295）就认为单是学习晚唐或单是学习江西都不对，那样就犯了同一个毛病，即“拘一”，这并不是江西、晚唐大家们的为诗之道。要避免这种“拘一”，最好的办法是将两派的经典合而并观：
窃怪今之言诗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讧也。彼病此冗，此訾彼拘。胡不合李、杜、元、白、欧、王、苏、黄诸公而并观。诸公体该具，弗拘一格也。可古则古，可律则律，可乐府、杂言则乐府、杂言，未闻举一而废一也，今之习江西、晚唐者，谓拘一耳。究江西、晚唐、亦未始拘也。赵孟坚《孙雪窗诗序》，《彝斋文编》卷三，四库本。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样便可以达到“可古则古，可律则律，可乐府、杂言则乐府、杂言”的自如境界。有理由相信当时绝大多数诗人选择、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且不乏成功者。陈世崇的《随隐漫录》载“紫岩潘先生”评世崇之父诗曰：“出入于江西、晚唐之间，而不堕于刻与率者也。”陈世崇《随隐漫录》，笔记小说大观本。《随隐漫录》又载：“宋坦斋谓曹东亩曰：‘君生永嘉，诗学江西？’曰：‘兴到何拘江浙。’”同上。可知曹东亩也是受益者之一。另外，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一大批诗人也当属受益者。
杜甫是这种融合得以完成的一个关键。我们知道，江西诗派虽然自出机杼，但打着学杜的旗号，正如赵蕃《读东湖集》说：“世竟江西派，人吟老杜诗。”所以江西派与老杜相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晚唐呢？晚唐诗人与老杜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南宋人葛立方、道璨、何溪汶都提到了这样一件事，被视为江西后派中坚的陈与义曾经说过：“倘能取唐人语而掇入少陵绳墨步骤中，此速肖之术也。”见《韵语阳秋》卷一，《竹庄诗话》卷一，《陵阳集》卷十三之《唐月心诗序》。陈与义的这段话无疑为后人将晚唐与杜甫联系提供了思想资源。徐鹿卿（1170-1249）为此进行了专门论证：
夫五谷以主之，多味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清正存稿》卷五，四库本。
他比喻说，少陵之诗有如五谷，是主粮，是管饱的；晚唐诗犹如点心，是用来增强食欲的。所以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两者合起来，以“五谷”为主，“多味”为辅，这样便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学诗之人犹如“调味者”，只需将二者调和即可。
余幼读少陵诗，知其辞而未知其义；少长知其义而未知其味；迨今则略知其味矣。大抵义到则辞到，辞义俱到味到而体制实矣。故有豪放焉，有奇崛焉，有平易焉，有藻丽焉，而四体之中平易尤难工。就唐人论之，则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乐天得其易，晚唐得其丽，兼之者少陵，所谓集大成者也。徐鹿卿《跋黄瀛父适意集》，《清正存稿》卷五，四库本。
在徐鹿卿看来，杜甫是“集大成”的，太白、杜牧、乐天、晚唐则各得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杜甫的诗歌是能够涵盖晚唐诗歌的，学晚唐与学杜并不矛盾，而且是上升了几个台阶的。陈必复也持同样看法：“余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要皆自成一家。及读少陵先生集，然后知晚唐诸子之诗尽在是矣。所谓诗之集大成者也。”陈必复《山居存稿》自序，《宋百家诗存》卷二十八，四库本。这样，江西派与晚唐诗便有了共同的基础，两者的融合也成为了可能。
舒岳祥笔下的潘少白便是一位将江西与晚唐融合的行动者：“海飓既过天泬寥，瓦擎弄焰静自摇。特山吟稿适在案，读罢不知山月高。早从唐体入圆妥，更向派家事掀簸。尽囊六卷要我删，而宋人的晚唐体之作则未纳入批评范围。到了南宋后期，子自得之何必我。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我才思退空茫然。君能于此更着力，唐体派家俱可捐。”舒岳祥《题潘少白诗》，《阆风集》卷二，四库本。显然，在舒岳祥看来，潘少白的诗歌并没有将这种融合做得很好，他要潘“于此更着力”便是明证。虽然他说自己“读罢不知山月高”，但这大抵是客套之言，当不得真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融合二者虽然存在着可能性，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学杜也不是人人都能学好的。毕竟，与提供出一整套具体操作程序的江西诗和晚唐诗相比，杜甫的诗歌具有相当的学习难度。
江西与晚唐的学习者们又同时将眼光转向了魏、晋、六朝之诗。林希逸指出：“今江西诸吟人，又多祖陶、谢矣。陶、谢，诗之典型也。不假铅华，不待雕镌，而态度浑成，趣味闲适，一字百炼，而无炼之之迹，学者亦难矣。”林希逸《跋赵次山云舍小稿》，《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四库本。江西派如此，晚唐体亦如是。从刘克庄赞扬翁卷的诗便可知：“非止擅唐风，尤于《选》体工。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刘克庄《赠翁卷》，《后村集》卷七，四库本。可见晚唐体诗人也是学习选体的。学习魏晋六朝之诗当然是好事，不过他们似乎将其简单化了，方凤记载说：“仇君曰：‘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方凤《仇仁父诗序》，《存雅堂遗稿》卷三，四库本。可见这种学习只是停留在浅层表面，并没有将诗歌的内在特质提炼出来，他们的学习是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成功的。欧阳守道因此鄙夷地说：“近世文慕古而诗尚今。其曰：‘古诗学汉、魏、晋、宋体尔，余皆唐’，甚者专主晚唐。”欧阳守道《吴叔椿诗集序》，《巽斋文集》卷八，四库本。方岳则更为深入地指出了这种表面之后的本质：“今之学诗者，穷日夜、废进修。而学之高者曰：‘选诗吾师也。’下者曰：‘唐诗吾师也。’学唐、学选者几何人矣。不能唐、不能《选》不论也。苟《选》矣，鲍、谢诸人而已耳；苟唐矣，刘、柳诸人而已耳。况又不刘，抑不鲍、谢！而曰‘某涧、某某矶、某云’者，诗乎哉！不学孔、孟之不作而学唐、《选》之作；不学唐、《选》之不苟而学某矶、某涧之作。予忧子之诗之进而学之退也。”方岳《跋徐衡伯诗》，《秋崖集》卷三十八。 确实如方岳这段话所说的，南宋后期所谓的学《选》、学唐，包括学江西，都已经流于形式。那是一个浮躁的、浅薄的时代，没有几个诗人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地学习、钻研、揣摩，他们只是满足于形式，满足于浮夸，满足于虚荣，很少有人会认真地阅读经典，更少有人创造出经典。
§§§第三节 南宋后期的晚唐体写作
晚唐体是江西诗之外另一种极易模仿的诗歌。它比江西诗更简便，对学问、才力的要求都很低，只要掌握了诗歌的基本格律，便可以进行创作了。因此，晚唐体不久就在规模上超越了江西派，一时间晚唐体的写作非常热闹，刘克庄感叹说：“自四灵后，天下皆诗人！”刘克庄《何谦集》，《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零六。
一、专作晚唐体的诗人
据吴子良说：“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有‘八俊’之目。”吴子良《四灵诗》，《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可惜吴氏语焉不详，我们无从知道四灵的弟子——“八俊”指哪些诗人。又叶适另一门生王绰在《瓜庐诗集跋》中说：“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认，则又有瓜庐隐君薛师石者焉。……继诸家之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亦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岂不盛哉！”薛师石《瓜庐诗》附录。除王绰提到的这些诗人之外，进行晚唐体写作的诗人还有：葛天民、徐侨、赵希、赵希、张至龙、张弋、杜耒、周端朝、陈翊、薛师董、周师成、薛美、沈说、薛泳、杜北山、储泳、释永颐、程垣、释元肇、高鹏飞、吴惟信、姚镛、严仁、严参、严粲、李聋、宋伯仁、叶茵、王谌、林尚仁、俞桂、朱继芳、张至龙、施枢、释斯植、张蕴、程炎子、蒋廷玉、胡仲参、盛世忠、薛嵎、柴望、顾逢、真山民、释圆悟、何应龙、宋庆之、盛烈、陈宗远、郭从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