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经学，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经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故系统地研究、探讨儒家群经之学即称为经学。它包括研究和探讨儒家经典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对经传文字、名物度数的训诂，对经传义理的阐释发挥，对经书的考据等，都在经学的范围之内。而对经学流派及各派理论演变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经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等，都是经学研究的范畴和内容。除儒家经典外，历代传记等史料也记载了有关经学历史及经学发展的情形。由于经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它渗透在学术文化的诸多方面，所以它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学问。
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学经历了一个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汉学（汉至唐）、宋学（宋至明）和新汉学（清）等不同的经学派别。历史上形成的经学派别，从学派性质上讲，又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与训诂、考据之学侧重点不同的义理之学。从历史形成与学派性质的结合上讲，中国经学自战国时代产生以来，经历了汉学、宋学和清代新汉学等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
蒙文通对经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是他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体现了他经学的特点。蒙文通在经学研究中，认为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是复古运动，即是把从明代直到孔子的学术，逐次复古一番，由明代王阳明的狂禅而复于宋代之朱学，由宋学复于汉唐，由东汉古文学复于西汉今文学，又从西汉进一步复于周秦。他说：
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可以说全是复古运动，愈讲愈精，也愈复愈古，……到了王阳明以后，学问的进步，便是复古。从明末直到现在，只是把从王阳明起直到孔子时候的学术，依次的回溯一番便了。……既讲西汉，同时又再前进一步更求周秦。……宋明是一步，晋唐是一步，东汉是一步，西汉是一步，这真是拾级而登、愈复愈古了。
与经学复古回溯的路向相反，蒙文通循历史发展的足迹，从经学起源、周秦、两汉、南学北学，到宋明，探讨了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一）经学起源
经学的起源与儒家经典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离开了对儒家经典的整理研究便无经学。儒家经典主要指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此六种书原是古代的文献：《诗》是周代的诗歌总集，《书》是三代历史文献及部分追述上古史迹的材料，《礼》是西周、春秋时各国礼仪的记载，《乐》当有乐谱以教人音律、舞蹈方面的知识，《易》是古代占卜之书，《春秋》是鲁国的一种编年史。当春秋末季，孔子为了更好地以六艺教人，即为了施教的需要，搜集整理这些古代文献，加以编修删定，将此六经作为儒学课本向学生传授。于是，此六经便成为儒家的基本经典。战国的儒家学者已开始阐释儒家经典，好经术，尚礼乐，从而逐步形成了经学。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
这表明，孔子与六经有密切关系。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卓越的思想家和文献整理家，在创立、传播他的思想及教学实践中，以他的思想为依据，对搜集来的大量古代文献作了整理、修订，编定六经，以六经为教。这些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而对这些经典的研究，便形成了经学。故孔子是中国经学之所以产生的关键人物。
蒙文通认为，当时周代的学问，分为三种类别：旧史、六艺、诸子学，而孔子则是依据旧史来删定六经。他说：“周季之学，类别有三：旧史为一系，鲁人六艺为一系，诸子百家为一系。……孔子制作《春秋》，既求观于《周史记》，又求百二十国宝书，此尤列国之史、燦然具在之证。荀卿亦谓‘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三古列国之书既存于世，则孔子之删定六经，实据旧史以为本。”蒙文通具体分析了孔子是如何据旧史来删定六经的。并认为周礼、周道在鲁，孔子既据鲁史定六经，又变鲁以合道，使之符合儒学的原则，其所删定后的六经，已与旧法世传之史有不同。他说：
孔子十二经以说者，据鲁人之旧也。墨翟通六艺之文，孔子弟子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亦鲁国之旧也。三古列国之史，国各不同。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也”。则以鲁前圣之国，开化独先，礼文备物也。《礼运》：子曰“吾观周道，幽、厉伤之，舍鲁何适。”则所谓周道，固不在周而在鲁。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则夏、殷之礼，不在杞、宋而在孔子。孔子据鲁史定六经，然三年之丧，鲁先君莫之行，宰予亦以为久。冕而亲迎，鲁哀公谓其已重，子贡亦以为疑。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乐不复鲁之旧也。无恤之丧，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礼亦非复鲁之旧也。于《坊记》见《鲁春秋》，于《公羊》见不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则《春秋》之辞微而指博者，亦非鲁之旧也。《序卦》、《系》、《象》，则《易》亦非鲁之旧也。未定之六籍，亦犹齐、楚旧法世传之史耳，巫史优为之；删定之书，则大义微言，燦然明备，唯七十子之徒、邹鲁之士、搢绅先生能言之。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固据鲁以述文，亦能变鲁以协道，此孟子之所以赞孔子为贤于尧、舜，生民以来未有者也。
蒙文通指出，在有关三年之丧、乐、《士丧礼》、《坊记》、《春秋》、《易传》等的删定整理上，经孔子之手，都与“鲁之旧”有所不同，经孔子删定之六经，“大义微言，燦然明备”，而未经孔子整理的六籍，则只是如同齐、楚所传之旧史而已。即孔子以儒学之道整理六经。经孔子整理，六经成为儒学典籍，儒学之道载于书中，微言大义备于其中，七十子之徒、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均能言之。从而，孔门后学、邹鲁之士以儒家六经为研究对象，由此形成了经学。而未经孔子删定之六经自然保留着旧史的原貌。“孔子未删六经以前，教弟子是些什么东西，他那‘博学于文’的内容恐怕很复杂，当然不止六样。《庄子》说孔子‘十二经以说’，当然也不外是这些东西。孔子晚年，从十二经里面加以删订，才只保留六经。未定六经以前，自然仍留着旧史，所以有十二经那样的多。”由此可见，孔子为了施教的需要，搜集旧史、鲁史、十二经等古代文献，加以整理修订，将所删定之六经作为儒学课本向学生传授，于是便成为儒家的基本经典。后来的儒家学者“七十子之徒”加以阐释言之，逐步产生出经学来。蒙文通并强调，儒家学者依傍六经所形成的经学，之所以与以往的“旧法世传之史”有别，是因为儒生们在经学的起源上，于六经中加进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整套理想制度。他说：“六经都是‘旧法世传之史’，六经之能脱离旧法世传之史而上升为‘圣经贤传’，成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的学术体系的经学，则正是由于儒生们依附六经灌注了自己的思想，依附六经寄托了自己的整套理想制度。”指出经学是一个有独特思想的学术体系，它依托于六经，六经则源于旧法世传之史，但它又能够脱离旧法世传之史，这是因为它有思想和整套的理想制度体系。从经学的起源上，把经典与旧史、经典与儒学思想的关系讲明。
除此而外，蒙文通还论述了儒家经典与先秦（周代）学术发展的联系，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经学产生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与先秦学术发展历程的关系。他说：
只有《诗经》、《尚书》、《谱牒》等几种写作于东周以上，……在《诗》、《书》等早期作品中，《诗经》虽包含了一些历史内容，有的篇章甚至可称之为史诗，可当作史料使用，事实上也是重要的史料，但就作品本身而论，毕竟还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尚书》是古代的官府档案，虽接近于历史著作，而就其作品的体裁考察，仍有些是有韵的便于传诵的作品，和《诗经》的性质相类。……我认为早期的《尚书》，仍然只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只有这个接替《诗》、《书》而起的《春秋》出现之后，我国才算有了正式的历史著作，而前此则是文学作品独盛的时代。
认为儒家经典《诗》、《书》的性质相类，均是文学作品，“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两书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虽然《诗经》可当史料使用，但毕竟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而《尚书》是古代的官府档案，虽与历史著作接近，但其作品的体裁是有韵便于传诵的，所以仍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与此相关，这一时期周代学术的发展是文学时代。而到了接替《诗》、《书》而起的《春秋》出现之后，中国才有了正式的历史著作，而转入史学时代。蒙文通认为，《春秋》为一般史著的通称，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有其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的变化，反映了先秦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指出各国《春秋》开始之时，正是《诗经》各国《国风》结束之时。这一变化反映了周代学术由文学时代转入史学时代。他说：“各国《春秋》（《语》）开始之时，正是《诗经》各国《国风》结束之时。孟子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正是说明《国风》变而为《国语》。这一变化反映了周代学术由文学的时代转而入于史学的时代。”也就是说，随着各国《国风》的终止和各国《春秋》的开始，周代学术进入了史学时代。
到了春秋晚期，随着各国国史的发展，大夫的家史又发展起来，继而国史衰而家史兴。“家史之兴，应当是和‘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国家活动中心既由国君转移到大夫手中，记载国家活动的国史也就很自然地演变为记载大夫活动的家史了。自大夫家史兴起，诸侯国史也就逐渐衰替。”蒙文通指出，左丘明所汇集的《国语》所记《春秋》后期的历史情况，齐国是以晏婴作为中心，郑国是以子产作为中心，晋国是以叔向作为中心，都是详于大夫活动而疏于国家活动。这一情况正是家史兴而国史衰的客观反映。“当是左丘明在纂集《国语》的时候，由于后期国史的缺略，于是采集了晏婴、子产、叔向等大夫家史来作补充。”大夫家史取代诸侯国史而兴起的结果是带来了诸子学的大盛，随之史学逐渐衰落而哲学则兴起。他说：“秦始焚书，有‘《诗》、《书》、百家语’，这里的‘百家语’就是指的诸子：太史公‘整齐百家杂语’，这个‘百家语’也显然指的诸子。诸子之书而称为‘家语’，当正说明诸子是自家史发展而来。《国语》是《春秋》，《家语》当然也是《春秋》，《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虞氏春秋》也就正是这样的《春秋》。《孔子家语》当也可称为《孔子春秋》，而《晏子春秋》当也可称为《晏子家语》。且《晏子》又称《晏子春秋》，则《孟子》、《荀子》又何不可称为《孟子家语》、《荀子家语》，或《孟子春秋》、《荀子春秋》。”指出诸子是从家史发展而来的，《孟子》、《荀子》亦可称为《孟子家语》、《荀子家语》，或《孟子春秋》、《荀子春秋》，其诸子包括了儒家典籍及儒学代表人物。蒙文通认为，诸子学兴盛之后，史学也就逐渐衰落了，周代学术便由史学时代转入哲学时代。他说：
在春秋前期，无论从内容或形式看，《春秋》都是历史著作，是诸侯国史。它的出现，使历史记载脱离了散存于诗歌形式的阶段。它虽也记载了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但这些言论是伴随着记载国家历史而附带记录的。到了春秋晚期，《春秋》由诸侯国史发展成为大夫家史，便以大夫个人作为记载中心，反映个人思想的言论在作品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但它同时还记载了很多关于大夫的史事，其表现形式仍然是记述体，还保留着历史著作的性质。到了战国时期，《春秋》由大夫家史发展而成为诸子，便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虽然它也征引了一些史事，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致常常出现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把历史加以改造而使它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些作品中所记的史事，其史料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诸子既由家史发展而来，诸子之学大盛，史学当然就逐渐衰落了。明确战国时是诸子学盛而史学衰落的时代，则对战国时代史著缺少、史料不足、记载矛盾等等现象，便也容易理解了。
认为周代（先秦）学术发展的历程是：由《诗经》、《尚书》（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文学时代到《春秋》接替《诗》、《书》而起，由文学产生史学，进入史学时代；到春秋晚期《春秋》由诸侯国史发展成为大夫家史，再到战国时期，《春秋》由大夫家史发展而成为诸子，出现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诸子学大盛而史学当然衰落了，由史学时代转而进入哲学时代。“当时的学术发展状况是诸子学盛而史学衰落。由《国语》变而为《家语》，正是由史学的时代演变而入于哲学的时代。”并指出，诸子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而其史料价值降低。蒙文通围绕经典的演变发展来叙述先秦学术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经学起源与学术发展关系的探讨。
（二）倡鲁、齐、晋之学
蒙文通在对汉代经学的研究中，根据各派所传之学的源流地域及治学旨趣来划分鲁、齐、晋学。认为从学术渊源上讲，鲁、齐、晋学是连接先秦、两汉之学，是孔学在流传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受地域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所形成的各具特点的学术派别。其倡鲁、齐、晋之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以讲鲁、齐、晋学来替代讲今、古文学的趋向，为其后来由汉到先秦，超越两汉，向先秦讲论，作了一定的铺垫。
蒙文通先生之子蒙默教授在谈论蒙文通经学时，指出其父经学前后亦有三变，益变而益精。其中第一变即是“创鲁学、齐学、晋学、楚学之说”。蒙默先生指出：
廖氏之说先后六变，先君皆以为未安。然先君之说前后亦三变，盖益变而益精。方1927年之作《经学抉原》也，值《古史甄微》既成，尚论东、北、南三方民族、文化互异之后，乃创鲁学、齐学、晋学、楚学之说，书中皆有专章；谓齐、鲁之学本自不同，鲁学为儒学之正宗，齐学则杂诸子百家言，而《王制》则或取齐、或取鲁，左右采获以为书，则今文为糅合齐鲁两学以成者也。而古文之学源自梁赵，孔氏学而杂以旧法世传之史者也。为说虽异于廖氏，然以今、古皆传自孔门犹同也。此先君之初说也。
乃确信今文为齐、鲁之学，而古文乃梁、赵之学也。古文固与今文不同，齐学亦与鲁学差异。鲁学为孔、孟之正宗，而齐、晋则已离失道本。齐学尚与邹、鲁为近，而三晋史说动与经违，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邹、鲁所述，斯为嫡传。……丁卯春初，山居多暇，乃作《古史甄微》。戊辰夏末，又草《天问本事》。则又知晚周之学有北方三晋之学焉，有南方吴楚之学焉，有东方齐晋之学焉。乃损补旧稿以为十篇，旧作《议蜀学》一篇并附于末。……文通幼聆师门之教，上溯博士今文之义，开以为齐学、鲁学，下推梁、赵古文之义，开以为南学、北学。推本邹、鲁，考之燕、齐，校之晋，究之楚，岂敢妄谓于学有所发。使说而是，斯固师门之旨也；说之非，则文通之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