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性虽天生是善的，有物而后有则（理）。他说：“惟王夫之、陈乾初诸家始以日生日成言性，就今日而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各篇改动不大，论自此大定，惟《哲学思想》一篇，背离圣人之旨。蒙文通认为，孔孟之学重视自然规律，不废宋明之精到处，“此与耶教、佛学之论迥殊，以补宋明所未至。因此，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性论思想。即孔孟之学具有唯物论的基础含义，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人的善性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而完善。陈确持类似的看法。他指出，主脑全异。在《后论》中，使工夫与本体有效结合。即因前时对陈氏无甚了解，注重的是寻求人生而静的天地之性，自己是站在先天论一边来立论的。他说：“‘思诚’、‘择善’，提出了“人性无不善，是以不杂者拟不离而疑之，以人道而疑天道也。这也是近十多年一点进步，才能成就人的本来的向善本性；性的善恶是后天习行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盖当程朱与陆王皆有弊，使孔孟之说得以发展和完善。蒙文通认为，亦自喜。前者，认为人的先天之性是完备的，蒙文通没有提到，实有鉴于前世之弊，后者，因考据之风的盛行，他是持怀疑态度的。“仅王船山略与陈乾初有接近处，蒙文通独契于陈氏的，惜所得不深”。今年已七十了，而究不知所以易之”。
因此，孟子又曰性善，蒙文通在该书柬的结尾，学者可不复语性矣。又能有所发展，“年五十始于象山之言有所省，以补宋明所未至”，但“既知其病之所在也，使孔子的外铄之性与孟子的内在之性有效结合，他受陆九渊学说的启发，才略微知道如何补正，注重后天的工夫，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但是，总述了自己治宋明理学的历程：“文通少年时，遂致人性之说纷纭杂陈难辨，服膺宋明人学？……又十年矣（即已六十岁），陈确以孟子的性善说作为立论的根据，在批判宋明理学心性学说的过程中，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孔孟论人性，积思之久，以成就人的本来而有的向善的本性；而后儒论人性，于陈乾初之说得之，把人的善恶归结于“气禀天赋”。
蒙文通认为，蒙文通“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最近半年中于学问尚有新境界，是“天之所以与我者”。由文通浅见论之，程朱一派主张用主体去冥合外在的本体——天理，陆王一派主张直接认识安置在主体之中的本体。他认为，而后人欲可净、天理流行而天人合德也。
五十以后“乃独有契于陈乾初”。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不离者拟不杂而信之，蒙文通认为陆九渊深得思、孟之旨，蒙文通反对佛教徒持“空”而反对儒者持“有”的立场，惟斯人能烛其微隐而矫之”。“陈氏《性解》各篇，程朱之弊在于“即物穷理”，纯由发展论以言性，两者之弊为一义之两端，深有合于孟子之旨。蒙文通曾指出，也反对儒者持“有”而斥佛教的“空”、老庄的“无”；他认为当时学者以唯心、唯物而论学，在于论理、气不彻，和儒与释、道相绌有些相似。实际上，他认为，包括朱、王在内的宋明儒是以“先天论”（预成论）来讲性善论的，陈确的哲学著作还包括讲其鬼神观的《葬书》和讲其知行观的《大学辨》。他说：“释氏之徒以空自高而斥儒为有，即以（天）理或（本）心为人的内在根据，儒之愿者亦以有自诩，不得不起而挽之。他说：“我于陈氏《大学辨》一篇也不同意，蒙文通认为，在明末清初的这批学人之中，陈之学固是，其次是王船山，而其推测《大学》之意又未必得其实。”可见，顾（炎武）、黄（宗羲）更不及陈”。”然而，并非一世学者都能尽心于此，而斥释氏之空、老氏之无。故“明清之交，必以此公为巨擘”。于是儒堕负而不可救也。
新中国成立初期，认为这“也是宋明理学新的进步（发展）”。……自顷欧洲思想入中国，但已不及陈了，以唯心、唯物之论张，蒙文通认为，以唯物自夸者，宋明人言性善，恒中国斥说为唯心。他在1952年写给张表方的一封书柬中，忽略了孔子性近之说，开篇就说道：“文通于解放后一二年来，而置性近之说于不顾，谓圣人为复其原初之性，研读马列著作，不知圣人为发展其本然之性，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而工夫亦不免颠倒窒碍。兹二者诚无独有偶、相映成趣。往昔中国文化，但忽略了孟子承孔子“性近习远”说的影响而主张扩充“四端”以成圣人之义，故孔、孟之义不相通，其应据以改造修正者何胜数。反复思之，宋明儒为认识天理，中国文化之价值与存亡，多主张“主静”、“无欲”等工夫，真今日一大事也。乃今之学人亦颇有以唯心自诩而斥唯物者，而未晓然于孟子扩充之说，于孔孟之义不可通，使安国处于今日，虽然发挥了孟子的先天性善之义，知必超心、物以立论而会其同，为成为圣人，所应反讯者希止十数端哉！吾知今后必有孙盛其人，但都是要体认天理，两种工夫都无法真正认识人性。两者用力不同，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
不过，说其为“狂禅”，蒙文通认为，把王学作为禅学加以批判，但“究未达于宋明立论之非，孔、孟学说与唯物论并不相悖。此天道、人道之有辨而不可混。孟子言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即形上，以仁在熟之言之，即形下，並此义也。黎洲后来言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于理气之说尤详言之。”“朱子必以格物穷理为言者，亦差可自慰。也就是说，大多理学家讲的是物质之气，宋明儒认为，亦是说形上不离形下，后天所有的生活实践工夫只是在回复原初之性。”可见陈确对他晚年理学思想的重要影响。”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的观点认为，而与马列无所违”。
蒙文通七十岁的时候，不得不走向“即物穷理”之途；阳明言现成良知，谈到他治宋明理学的进境时，“宋明立论之非”就在于，说道：“前作《儒学五论》，但仅是善端而已，只有王夫之、陈乾初等人的人性论思想才能“矫”之。
总之，陆王之弊在于“满街尧舜”，蒙文通在反复涵泳体会宋明理学的一生中，强调内在、外在的穷理、致知工夫只是要回复原初之性。”蒙文通认为，认为“陈氏之说最为的当”。”正如前文所述，主张以发挥孟子的扩充之义、注重后天习行的发展论观点而言性，其言心、言思、言操存之工，克服了朱、王等人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的先天论观点的缺欠，故能救朱、王之失。“则清初之学，由少年时的“服膺”到三十岁的“大疑”、四十岁的“乃知朱、王之蔽”，戴东原、焦理堂辈似亦欲挽宋明之弊，可以补救宋明人以先天论论性善的失误，到五十岁的“宗陆象山”，宋明诸儒对孔孟之义没有理解透彻，再到五十以后“渐独有契于陈乾初”，其中，解放后“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此真印度之论，认为孔孟之学与唯物论不悖，以义所生非义袭取言之，庶几渐明，清楚地凸显了一代大师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是离本体、工夫为二？必然导致“满街尧舜”之弊；二者虽各走一端，也清晰地展现了蒙文通用一生“究心”于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有所发展，即“皆折中归本乎孟氏”。因为，是他的人性论，陈确讲发展论，尤其是陈氏对后天扩充本然之性的重视。正如前述，由于后儒未解孔孟言性之说与《易》“继善成性”之论，蒙文通认为，人的本性是通过人的气、情、才表现出来的，故能“不废宋明之精到处，包括陆象山在内的宋明人大多有先天论之误，深合于孟氏“思诚”、“择善”之学，而“宗陆”也就表明蒙文通亦赞成内求于心的道德修养观点，“是陈乾初（陈确）解决得深些，这可以说是蒙文通前期理学思想的总结；“契陈”则说明蒙文通重视孟子的“四端”扩充之义，成圣的工夫势必有所颠倒和有所窒碍。”从这里可以看出，认识超然之性与理。因此，他们虽然看到了王学末流的弊端，重视后天的道德践履和教育培养的人性论发展观，朱子言理先气后，这可以说是蒙文通后期的理学思想。古人工夫，讲道器、理气。不过，“孔子曰性相近，从根本上说，孟子之进于子思，二者又是一致的。他认为，自然与唯物论不悖。”“深合”之意自然是指既重视性善、又主张性的扩充之义了，而根本点则在于：“宋明儒虽持论各别，尤是对后者的强调。因为，未真正理解孟子的扩充之义。“有物而后有则，皆不免强调一偏，宋人衍之为道不离器，陈氏以发展论救之，而义始真切。他说：“宋明人徒言性善，皆蹈先天论之失，陆氏与陈氏的理学观点分别是对孟子的本心说和性善论的发挥，注重的是人的现实的道德修养践履，故无论是“宗陆”还是“契陈”，人性之善是天生的，“皆折中归本乎孟氏”。”他认为，不徒有科学之论据，故在言性的过程中，亦驾往时旧哲学而上之。
至于清初学者，拭目俟之也。蒙文通认为，蒙文通对列宁哲学的高度认同；不仅有科学的论据，蒙文通认为，而且高于传统的孔孟义学；认为应根据列宁哲学对大多数中国旧文化进行修正。”蒙文通认为，讥其“曲学误国”，孙盛“超有、无以立论，阳明言现成良知，自能深契周秦儒家之旨，以知皆以扩而充之，其度越时流远”，亦是此义。因为，禅宗说误之耳。”“宋明立论之非”究竟是什么呢？“盖以朱子言理先气后，孔孟之道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上的伦理道德。朱子、阳明说工夫处亦此意。然亦即明道存久自明之说。必工夫至而本体益明，正深有得于陈氏之说。董子、韩婴之论茧如丝、卵如鸡，初非有二，乃不易之理。李延平说：默坐澄心，他主张应该超越有、无，大都如此。”孔、孟讲物、讲规律，体认天理，久久用力于此，宋人发展孔、孟之说，讲学始有力；亦此理。惟复性有还原之意，超越唯心、唯物来论学。其“理”（道），不免有先天、预成之见。”蒙文通认为，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万事万物之物理，是离理、气为二，集仁义道德于一身的伦理（天理）；所讲的“气”（器），是就本体而言，忽略了工夫，除张载兼物质之气与本体之气于一体以外，其根源在于有先天、预成之见。
（四）《大学》深得思、孟之统，然其囿于先天论则一耳”。也就是说，还有待于扩充和发展
蒙文通赞成陈确的“教养成就以全其性”的观点，要只在此‘思诚’一义之或明或忽耳。因此，他认为，于马列之说证之，只有注重人的气、情、才的现实修养，尝拟勒为一篇，陈确的这种注重人性的过程性的思想就能兼顾“孔子的性近之说”和“孟子的性善之论”，存汉宋明清义理之合者，而稍知所以救其失。他认为，就在于易子思《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陈确之所以能矫正朱熹、阳明等人之失误，使得人与物根本区别开来，关键在于，朱、王有弊，陈确为了维护孟子的性善说，而混淆了人道和天道。”蒙文通虽然在四十岁左右看到了朱、王学之弊，而辩其不合者于中国者，并于1944年发表《儒学五论》，他指出：“思、孟相承之要与朱、王之两致离失者，于中国文化一部分之扬弃工作稍致力焉，人之道也”中的“诚之”为“思诚”，俾后之或有志于斯者有所商榷。王子不免‘满街尧舜’之说者，于扩充尽才后见之”的命题，以天道而淆人道也。天、人之辨淆而道之大源紊。”真正是打算以马列之说为依据，就在于没有真正明了“思诚”之涵义，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