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律》还规定，一积刍稾出尽时，应向县廷上报多余或不足之数。如未出尽而数额已足，应报告县廷，由县廷命长吏会同一起封仓，并参与出仓，向县廷上报所出数量；如余数较少，可以全部称量。仓如在都邑，当由有关部门参与出仓。律文为：“禾、刍稾积（索）出日，上赢不备县廷，出之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廷，廷令长吏杂封其，与出之，辄上数廷；其少，欲一县之，可殹（也）。才（在）都邑，当□□□□□□□□者与杂出之。 仓。”
对于驾车马牛的饲料，也有严格的发放定额，管理制度相当严格，如：
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禀大田而毋（无）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禀之，勿深致。田律
驾车马牛饲料过期两个月没有领取或送发者，都截止不再领发。向大田领取而未设固定账目的，按照其领取凭证所到日期发放，不得超过凭证规定的定量。又如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驾传马，一食禾，其顾来有（又）一食禾，皆八马共。其数驾，毋过日一食。驾县马劳，有（又）益壶〈壹〉禾之。仓律。”《松淡阁印史》著录秦“厩田仓印”，当可看作能够说明这一制度的文物。
扬雄《太仆箴》写道：“肃肃太仆，车马是供。”太仆是亲自为帝王驾车的高级侍从，也是全国马政的主管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述秦汉时期太仆所属机构及其职能：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午更名家马为挏马，初置路。
颜师古注：“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须，故谓之家马也。”“《汉官仪》云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
太仆主持马政的证明，还有汉文帝二年（前178）诏：“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汉书·文帝纪》）；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诏：“太仆减谷食马”；杜延年为太仆因“苑马多死，官奴婢去衣食，延年坐免官”（《汉书·杜延年传》）。
汉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汉书·食货志上》）。汉景帝六年（前151）匈奴“入上郡，取苑马”（《汉书·景帝纪》），可见苑马的数量和质量已使“其畜之所多则马”（《史记·匈奴列传》）的匈奴人垂涎。汉武帝即位初，即诏令“罢苑马，以赐贫民”（《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养马之苑，旧禁百姓不得刍牧采樵，今罢之。”看来，“苑”这种官营牧场占地范围之广，已对民生有所妨害。《通典·职官七·诸卿上》说到“太仆卿”设置，关于所谓“六厩”，有注文曰：“或曰六厩谓未央、承华、、龙马、辂、大厩也，马皆万匹。武帝承文景蓄积，海内殷富，厩马有四十万匹。”汉印可见“右苑泉印”、“荜闺苑监”、“右牧官印”、“北地牧师骑丞”等例，此外，又可见所谓“未央厩丞”、“未央厩监”、“厩印”、“长沙厩印”、“马府”、“中马府”、“外马”等，显然也都是当时官府养马机构用印。汉“马甲天下”瓦当，同样可以看作意义相近的文物遗存。
性质可能属于郡国马政机构用印的文物也多有发现。如：“齐中左马”“齐中右马”等。又有陈直以为“郡国养马官吏所用的印文”即“马丞的印”，如“代马丞印”、“西河马丞”、“虢县马丞”、“汾阳马丞印”、“陕县马丞印”、“故市马丞印”、“傿陵马承印”、“甄城马丞印”、“赣榆马丞印”、“昌县马丞印”、“上虞马丞印”、“睢陵马丞印”、“原都马丞印”、“圜阳马丞印”、“下密马丞印”、“东平陆马丞”、“随邑马丞印”、“窴安马丞印”、“洽平马丞印”、“鄚县马丞印”、“济南马丞”等。陈直认为：“所系地名，近起三辅，远达边郡，可见当时郡国养马的范围，相当广大。”陈直在《汉代的马政》一文中指出：“‘洽平’《汉志》误作‘治平’，当为王莽时物。”（见《文史考古论丛》，327~328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以为“马丞印”即“郡国养马官吏所用”的意见，又见《汉书新证》，137页。相关现象，体现马政受到的重视。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孙闻博提示，由罗福颐《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620、621、624、636、637、643、644、646等页可知，同类官印至少有“徒丞”、“马丞”、“空丞”三种，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认为是新莽时对照司徒、司马、司空而将县佐官改称的结果，“徒丞为汉制县丞”，“马丞为汉制县尉”，“空丞为汉制司空。”（282页）王说限于县级似并不全面。从《征存》以外的其他印谱看，涉及者以县为多，但其实也有郡的。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在王氏基础上认为，“新莽将县丞一分为三，分别称‘马丞’、‘徒丞’、‘空丞’”，同时指出，时间上以为此制，“但马丞、徒丞、空丞并非新莽执政即有之，或新莽中期所改，而早期仍见县丞之称，如上引《合校》288.30所见，”（141~142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5月）其说没有注意到称“马丞”、“徒丞”、“空丞”者，亦有汉名郡、县的。参见任常中《关于汉代马丞、徒丞、空丞印问题》，载《中原文物》，1983（3）。今按：以《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主持所谓“制军”、“教治兵”职能而以“司马”为名，理解“马丞”职任对于军事的意义，也是有益的。
汉初对马匹拥有形式的控制，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参见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中的涉马诸令研究》，载《考古学报》，2003（1）收入《燕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1月。司马迁分析经济形势，以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的情形和汉武帝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两相比照，通过社会拥有马这种主要运输动力的数量变化，说明了经过文景之治后社会经济振兴的新局面（《史记·平准书》）。马匹的生聚蕃息并大量用作运输动力，推动了车骑的普及，从而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一时“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汉书·食货志上》）。大规模的交通活动，甚至往往“车骑雷起，隐天动地”，“乎淫淫，班乎裔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汉初马这种主要运输动力严重缺乏的状况得以缓和，是通过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推行而实现的，如发展官营养马业，鼓励民间养马，严禁优良种马外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