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表与史论”单元解题文字:
论史者有二弊焉:放于道而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为荣,贬其所不胜贬,而奸邪顾以为笑,此既浅中无当之失矣;乃其为弊,尚无伤于教、无贼于民也。抑有纤曲嵬琐之说出焉,谋尚其诈,谏尚其谲,徼功而行险,干誉而违道,奖诡随为中庸,夸偷生为明哲,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此其于世教与民生也,灾愈于洪水,恶烈于猛兽矣。
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祗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
一、《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
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月十八日(公历11月17日),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他的父亲,新任光山县令司马池为他取名光。成年后,取字君实,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因祖籍陕州夏县(治今山西夏县)涑水乡,后人尊称“涑水先生”。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68岁,在宰相任上去世,朝廷赠爵号“温国公”,谥号为“文正”,故后世尊称“司马温公”和“司马文正公”。
司马光自幼喜爱历史,7岁时,在家塾听讲《左传》,发生浓厚兴味,回家后能复述大意。青少年时期的司马光刻苦力学,终日读书,手不释卷,在熟读的基础上,体会思考其中的道理,他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1引《家塾记》,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20岁,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任华州(治郑县,今陕西华县)判官。不久,父亲调任杭州,司马光亦申请改签苏州判官事,就近照顾双亲。康定元年(1040)宋与西夏战事又起,朝廷准备在两浙路添置弓手,司马光代父拟写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
康定元年到庆历元年(1041),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在此期间,他潜心读书,深入思考,撰写了《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很多不拘成说、具有独立见解的史论文章。
庆历四年,司马光服丧期满,任签书武成军(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镇)判官,改宣德郎,匠作监主簿,权知滑州韦城县令。公余时间继续阅读经史,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不以卑临尊议》、《河间献王赞》以及十几篇史评文字,其中很多议论成为后来《资治通鉴》史论的基础。
庆历六年,司马光奉调进京,自大理评事,迁大理寺丞,为国子监直讲。
皇祐元年(1049),为馆阁校勘,校勘注释古文《孝经》,又与同僚一起上书,请求校勘印行《荀子》和扬雄《法言》。先秦的荀子和西汉的扬雄是司马光一生推重的大儒,他本人曾经注释过扬雄的《太玄》和《法言》。
皇祐三年,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再改为集贤校理。皇祐五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庞籍罢知郓州(治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县),应庞籍之邀,司马光任郓州通判,兼典州学事,后庞籍为昭德军节度使、知并州(治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市),辟光为并州通判。
宋仁宗晚年无子,嘉祐元年(1056)春,仁宗发病,数月不能听朝,皇位继承问题令人担忧。知谏院范镇首先上书,建议选立皇储,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也连上三书,请仁宗早建皇储,以安天下。
嘉祐二年,司马光再次入朝,为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作《功名论》、《知人论》。嘉祐三年,迁开封府推官,当时的知府为欧阳修。欧阳修多年前写过《朋党论》,司马光在这一年也写了一篇《朋党论》。
嘉祐四年,迁度支员外郎,仍直秘阁,判管勾院,又受命修起居注。嘉祐六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他一生政治活动中最积极有为的谏官生涯。
在宋代,谏院与御史台合称“台谏”,它们的职责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宋史》卷164《职官志四》,12册,38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宋史》卷161《职官志一》,12册,3778页。）。宋代台谏制度在仁宗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司马光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就任谏官之职,刚一上任,就连上数篇奏札,论“君德”,论“致治之道”,论“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又进“五规”,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向皇帝阐明当前为政的要务。（参见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2,54~55页;司马光:《传家集》卷20《陈三德上殿札子》、《言御臣上殿札子》、《言拣兵上殿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1094册,207~21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同书卷21《进五规状》,215~221页。）三个月后,再次就皇位继承问题奏请仁宗定立储嗣。（参见司马光:《传家集》卷22《乞建储上殿札子》,1094册,224页。）嘉祐元年,仁宗发病时,虽然有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很多官员建议立储,但仁宗无意为之,没有采纳。五年过去了,皇位继承人一事仍无着落。司马光此次郑重地对仁宗说,这个问题如果再不及时解决,就有可能出现唐朝那样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事见《旧唐书》卷184《宦者·杨复恭传》,15册,47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资治通鉴》卷259《唐纪》七五亦有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8册,8457页。参见本书第三讲《论宦官专权》相关注释。）仁宗听了,大受震动,下令将司马光的奏札“送中书”（中书:即“中书门下”,为宰相裁决政务之所。）。司马光随即赶去对宰相韩琦等人说:“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韩琦等人拱手说:“敢不尽力!”（《宋史》卷336《司马光传》,31册,10759页。）于是,仁宗立侄儿赵宗实为皇子(即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人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司马光在仁宗建储这个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说他有功于国,可谓“社稷之臣”（《欧阳修全集》卷114《荐司马光札子》,4册,173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嘉祐七年,朝廷擢升司马光为知制诰,掌中书词命,他以自己不善作四六骈体之文,坚辞不受,继续担任谏官,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在长达5年的谏官生涯中,司马光尽忠尽职,直谏敢言,针对科举取士、官吏考核、国家钱粮、军队冗员、宫廷宴饮赏赐过当等许多现实问题以及朝廷的人事任命进行批评谏正,真可谓“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欧阳修全集》卷114《荐司马光札子》,4册,1730页。）。英宗治平二年,司马光擢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不再担任谏官。
自仁宗嘉祐年间以来,司马光就已经有了编纂一部编年体通史的宏大计划。
据刘恕说:嘉祐中,公尝谓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通鉴外纪》后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12册,659页。）治平元年,司马光首先向英宗进呈了一部5卷本的《历年图》,该书用大事年表的形式,扼要记载从战国一直到五代治乱兴衰的事迹,在此基础上着手编撰编年体通史《通志》。
治平三年四月,司马光将完成的《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尽秦二世三年(前207)———进呈给英宗。在进书表中,他提到自己“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司马光:《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1094册,176页。）。
英宗看后,随即于当月下诏,命司马光于崇文院设立书局,自行选用协修人员,接续《通志》,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准许使用三馆(昭文、集贤、史馆)、秘阁所有皇家藏书,笔墨文具费用由皇帝赐予。（参见司马光:《进书表》。）治平四年,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擢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御史中丞。十月,司马光初赴经筵,为神宗进读《资治通鉴》（在此之前,司马光已奉圣旨“令读《资治通鉴》”,并且已在奏札中,称自己所修之书为“资治通鉴”,见司马光:《传家集》卷41《乞免翰林学士札子》(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1094册,384页。）神宗面赐手书御制序文,命书成之日写入。司马光拜受后,读《三家为诸侯论》,神宗“称美久之”（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4引《温公日录》,120页。）。根据神宗御旨,司马光所编这部大书定名为《资治通鉴》。
北宋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官僚富户占田无限,“三冗”(冗军、冗官、冗费)导致财政危机,人民负担加重,被迫起义反抗,使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中。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裁减冗官,整顿吏治,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迫取消。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后,决心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于嘉祐三年(1058)任三司度支判官时,曾向仁宗上万言《言事书》,主张培养人才,变法革新,未被采纳。）,以图实现富国强兵。司马光对变法持反对意见,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王安石变法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加政府收入,扭转财政危机,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临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417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通过发展生产、抑制兼并、设立法度来富国利民,所谓“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宋史》卷336《司马光传》,31册,10764页。）。两人既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司马光决意离开朝廷,在西京洛阳任一个闲职,编写《资治通鉴》。
熙宁三年(1070)九月,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熙宁四年,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来到洛阳,熙宁六年,改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提举嵩山崇福宫,属于宋代的一种祠禄官,坐享俸禄而无实职。）,继续住在洛阳,前后15年,始终以书局自随,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自英宗治平三年四月置局修书,司马光每修完一代史,即向皇帝进呈。到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时,已经完成了周、秦、汉、魏四代历史;熙宁四年,到洛阳以后,继续撰写由晋到后周十二代历史,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终于完成全书的编纂,前后历时19年;如果加上《通志》写作的几年,则《资治通鉴》的编纂时间在20年以上。《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囊括1362年的历史;以朝代为纪,共16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与《资治通鉴》一同进呈的还有《资治通鉴目录》30卷,《资治通鉴考异》30卷,加在一起总计354卷。宋神宗看了新修完成的《资治通鉴》后盛赞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8390页,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宋哲宗年少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以新法反对派领袖被召拜为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政期间,尽废新法。元祐元年九月,病逝。
《宋史·司马光传》说他“于学无所不通”。《宋史·艺文志》著录司马光著作达37种（参见陈光崇:《通鉴新论》,1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温公易说》、《书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稽古录》、《家范》、《法言集注》、《潜虚》、《涑水纪闻》、《传家集》等著作十余种,四百余卷,至今流传。
司马光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尊君和礼治,认为礼所规定的君尊臣卑,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礼所规定的纲常名分、人伦秩序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法则;在这一秩序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的君主,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他说: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5册,2185页。）又说:“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司马光:《传家集》卷46《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1094册,429页。）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他反复提到人君的“修心之要”(又称“人君之德”)有三:仁、明、武,即仁政、明辨、果断;“治国之要”(又称“致治之道”)有三:官人、信赏、必罚,即其所谓“六言”。他说:“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宋史》卷336《司马光传》,31册,10762页;司马光:《传家集》卷46《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1094册,429页。）在司马光看来,只要君主明辨是非,用心公正,仁政爱民,就能够做到选贤举能,信赏必罚,最终达到致治的目的。
反之,在论述历史上的弊政败端时,他也总是把根本的原因追究到君主身上。
如所作《朋党论》认为朋党固然害政误国,但朋党产生的根源不在于朝臣和士人,而在于国君,在于国君是否是非分明,用心公正,这个思想后来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又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参见《资治通鉴》卷245《唐纪》六一,17册,7899页。）同样,他认为宦官、外戚干政局面的形成,也与人君有直接的关系,君主对此尤应保持高度警惕。皇祐二年(1050),入内都知、宦官头子麦允言死,仁宗破例赠他司徒、安武节度使,给一品卤簿。司马光立即上书说,名器不可以轻假人,对历史上的宦官之祸当深以为戒。（参见司马光:《传家集》卷18《论麦允言给卤簿状》,1094册,193页。）在担任谏官期间,他曾严厉弹劾宦官任守忠,又上《论臣僚上殿屏人札子》,认为臣僚上殿奏事,内臣(宦官)不当侍立,以免泄露机密。（参见司马光:《传家集》卷22《论臣僚上殿屏人札子》,1094册,225~226页。）后来又在《资治通鉴·唐纪》中,针对唐代宦官专权,特意写了一段很长的“臣光曰”,深刻分析历史上的宦官之祸。（参见《资治通鉴》卷263《唐纪》七九,18册,8595页。）麦允言事件不久,仁宗又给外戚张尧佐连加五个官职,位同宰相。知谏院包拯等七位谏官率先上书反对,司马光也上书论之,言辞激烈。仁宗被迫“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9,7册,4067页。）。
司马光认为人有善恶贤愚,君主也不例外,所以君主需要学习,需要谏正,需要知过必改,存善去恶,这是他特别重视谏官之职、重视经筵的原因。英宗即位后,一度停开经筵,司马光坚决主张恢复,请吕公著等人进讲《论语》和《史记》。
在德才关系上,司马光一向以德为先,认为德是最重要的;在人才选拔上,强调以德统才。早在庆历四年(1044)就写了《才德论》,后来在《资治通鉴》开卷论智伯之亡时,又特别发论,用历史事例说明在人才选拔上德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