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卫皇室，镇抚天下
“白马之盟”定于何时
“白马之盟”是刘邦为汉室的长治久安而立下的盟约，成为西汉一朝臣子抗争佞臣的有力依据，但“白马之盟”立于翦灭异姓王之前还是之后，学术界莫衷一是。
秦末农民中揭竿而起的刘邦，在秦朝被推翻后，为了笼络一切势力击败与他争天下的项羽，先后分封了韩信、英布等七个异姓王。公元前202年，当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以项羽自刎于乌江、西汉王朝诞生而降下帷幕后，刘邦旋即以武力、阴谋并用，逐个翦灭势力日益增长的异姓王，改而分封了许多同姓王，以拱卫皇室，镇抚天下。
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95年，刘邦召集了所有的文武大臣们到太庙里去立誓。刘邦让手下人牵来一匹白马，亲自主持了杀马宣誓的仪式。他端起一杯冒着热气的马血酒起誓说：“我自从做了皇帝以后，已经12年了。当年有很多人追随我打天下，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我已经给了他们许多应有的奖赏，有很多人被封王封侯，手中掌管不少土地。我从自己的良心上说，已经对得起他们了。但是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骄傲自大，自以为对国家有功就目空一切，甚至贪心不足，兴兵反叛，想要抢夺我刘家的天下。现在我在这里当着祖宗的灵位，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条不许违反的信条，希望大家发誓遵守：从今以后，凡不是刘姓的人，一概不许封王；凡是没有立大功的人，一律不许封侯。谁要是违反这个盟约，天下人就共同讨伐他！”刘邦起誓完毕，把马血半杯倒在地上，剩余的半杯一口气喝了进去。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照他的样子，每人喝了马血，发誓一定要永远遵守这个盟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白马之盟”成为西汉一朝臣子抗争佞臣的有力理论依据，刘邦死后，陈平、周勃就是以它为号召，一举诛除了欲篡政夺权的诸吕，维持了刘汉王室。那么，“白马之盟”订立于何时呢？是先订立盟约，后翦灭异姓王；还是先翦灭异姓王，后订立盟约的呢？这关系到立盟的具体目的，对此，学术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种意见依据《史记·吕太后本纪》中“高祖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等史料，认为刘邦是在开国之初与大臣订立此盟约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异姓王。持异议者认为，上引史料中的“已定天下”并不指刘邦立国之初，因为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尚存，匈奴不断骚扰北部边境，危机四伏，天下未定。此时，刘邦仍采用楚汉战争中的办法，大封功臣，以求得统治集团的相对稳定，受封的异姓王兵力雄厚，刘邦比之尚“莫及”，而且多是占据“天下劲兵处”（《汉书·韩王信传》），刘邦如在此时提出盟约，无疑是向异姓王公开宣战，势必逼迫他们群起而攻之，刘邦将难以招架，立足未稳的刘汉王朝很可能易姓。所以，“白马之盟”不可能订立于开国之初。
另一种意见以《史记·汉兴以为诸侯王年表序》中“高帝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等史料为依据，认为“白马之盟”是“刘邦消灭了异姓王诸侯势力之后，与大臣、吕后相约而盟”的。刘邦自立国后，先后剪除了韩王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公元前195年11月（刘邦以十月为岁首）讨平淮南王英布，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和燕王卢绾，已无力撼及刘汉江山，异姓王势力已基本被消灭。刘邦于5个月后死去，所以，此说显然指盟约立于“高帝末年”，即公元前195年11月以后。有人进一步认为，讨平英布后4个月，卢绾反叛，盟约是卢绾反叛后订立的（《沈寄硋【yí】先生遗书·刑法考·汉律摭【zhí】遗》卷十九）。
近年，有人经考证，更进一步指出：刘邦平定英布后顺道衣锦还乡，慷慨高歌《大风歌》，凯旋返京，途中，因征英布时所受的箭伤复发而病倒，回京后病势日益沉重，自知不起，拒绝就医。眼见太子仁弱，“不类己”，欲改立，又受到臣下谏阻，面对草创的王朝、懦弱的太子，他只有寄希望于功臣宿将日后能“安刘氏”了。所以，此年2月，卢绾反汉，3月，刘邦就颁布了一道诏书，说：“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诛之。布告天下，使明朕意。”这一诏书和“白马之盟”在思想、文风特色上相似，盟约的订立当在此诏书颁布前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说，刘邦共封143人为侯，最后受封者是桃安侯刘襄，受封时间为公元前195年3月7日，可见，此前尚未立盟，所以，盟誓日期的上限应当在这一年3月7日，刘邦死于一个多月后的4月25日，下限自然在此之前；刘邦死前曾命令陈平、周勃自长安赶往蓟【jì】，去处治樊哙，陈、周两人办完事后返京复命，途中，走到河南时刘邦病死，此时两人已离京20余日，推算得陈平、周勃是3月底4月初离京赴蓟的，此时，一则刘邦病重，不可能主持盟誓，二则参加盟约的陈平、周勃不在京城，所以，立盟必定在3月底4月初以前，即公元195年3月7日至3月底之间。
由此看来，“白马之盟”立于翦灭异姓王后更为合理。
有为帝王出演巫蛊闹剧
汉武帝“巫蛊之乱”之谜
巫蛊【?弈ǔ】是古代的一种方术活动，把嫉恨之人做成别的实物，施咒语，当箭靶，以置对方于死地。这看似可笑的迷信行为却被朝中人大为利用，使汉武帝大开杀戒……
在中国古代史上，人们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秦始皇建立，而由汉武帝巩固下来。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张骞通西域，司马迁著《史记》，征讨匈奴，苏武牧羊……就是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的一生中却操演了一幕幕巫蛊闹剧，致使皇后、太子、丞相和无数的大臣都成为巫蛊的牺牲品，史书称为“巫蛊之乱”，它成为汉武帝一生中洗不掉的污点。
汉武帝平生最敬畏鬼神。他中年得子，晚年多病，贪生怕死，祈神保佑的迷信活动贯穿他的一生。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利用他的迷信心理，导演了一幕幕巫蛊闹剧。
第一次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陈皇后巫蛊案。汉武帝原为胶东王，本来的太子是临江王刘荣。景帝的姐姐长公主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许配给太子为妃，遭到了太子之母栗姬的反对，于是长公主利用她特殊的身份，向景帝进谗，废掉原太子而立胶东王为太子。所以汉武帝的第一夫人是姑表妹陈阿娇，即位后便为陈皇后。武帝与阿娇的婚姻实质上是一场政治上的交易。使陈皇后擅宠骄贵，专横跋扈，对武帝的行动管束很严，婚后十多年自己不但不生育，连其他嫔妃也未留下子嗣。武帝忧心忡忡，满朝文武也心急如焚，纷纷出谋划策。平阳侯为了满足武帝急于得子的愿望，特意征得十几位良家女子养在家中，给她们特意修饰打扮了一番，希望武帝驾临时能看上一位。而武帝对这些女子却不感兴趣，偏偏喜欢上了平阳侯家的歌女卫子夫。卫子夫也没辜负武帝对她的一片深情，很快就为武帝生下了儿子刘据即卫太子。卫子夫受到武帝的宠爱，使陈皇后妒火中烧，三番五次地寻死觅活，威胁武帝。武帝非但不妥协，反而对陈皇后更加冷淡。陈阿娇为了保住自己皇后的位子，竟然铤而走险，使女巫楚服等操演巫蛊之术，诅咒武帝。被武帝发现后，女巫楚服枭首于市，牵连被杀的有300余人，陈皇后也被打入冷宫。
第二次巫蛊案发生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卫子夫生下卫太子，被立为皇后，从此母仪天下30余年，卫氏家族先后有5人封侯，像大名鼎鼎的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前者是卫皇后的弟弟，后者是卫皇后的侄子。卫皇后的姐夫公孙贺也被拜为丞相。卫氏家族的势力如日中天，炙手可热。公元前92年，京师大侠朱安世扰乱京城，武帝下诏书追捕朱安世，但很长时间都没结果，武帝非常着急。当时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身为太仆，自以为是皇后的外甥，骄奢枉法，擅用军饷被捕入狱。公孙贺请求追捕朱安世，来替儿子赎罪。朱安世很快被捕。当朱安世在狱中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就立即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两人还利用巫蛊诅咒武帝。武帝大怒，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家族被诛灭，武帝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皇后侄子都牵连被杀。
几次巫蛊案使武帝更加疑神疑鬼，总怀疑有人用巫蛊术来暗害他。这种迷信猜忌的心理，正好被奸人江充利用，制造了最为悲惨的第三次巫蛊案。江充本是赵国邯郸人，曾以谗言诬杀太子，调入汉廷，以谒者身份出使匈奴，归后，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一次卫太子家使乘车马行走在只有皇帝才能行走的驰道上，被奸佞之人江充发现后送官法办，尽管卫太子多次求情，江充也毫不留情，从此两人结下了怨仇。武帝认为江充秉公办事，还给江充升了官。公孙贺案后，武帝病重，江充怕武帝年老以后，卫太子即位，自己会被太子诛杀，便想先下手为强，上书说武帝的病重是巫蛊作祟。于是武帝便责成江充查办巫蛊案。江充借机大兴严刑逼供，使人互相诬告，因巫蛊罪而死的前后有数万人。即使这样，江充还不善罢甘休，他又告诉武帝说皇宫中有蛊气，武帝命人从自己的御座开始掘起，然后又掘后宫，再掘皇后寝宫，最后掘太子宫，获得用于诅咒的桐木人。这些都是江充预先让胡巫埋伏好的。当时武帝避暑甘泉宫，消息不通，太子没有时间和机会向武帝说明情况，便与母亲卫皇后商量，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壬午，假皇帝诏书捕斩江充，烧杀胡巫，持节发兵。武帝以为太子谋反，遂命人率兵镇压。这次巫蛊之乱，武帝父子骨肉相残，结果是卫皇后自杀，卫太子刘据、太子妃史良娣，皇孙刘进及其妃王夫人，以及其他皇孙、皇孙女都罹【lí】难，连刚出生数月的皇曾孙也被坐系监狱。这位惟一蒙难不死的武帝嫡亲骨血，就是后来的汉宣帝。这次巫蛊之乱，死者数以万计。最重要的是帝嗣突然空缺，后宫无主，朝纲失控，给汉朝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汉武帝时期的三次巫蛊案，使两位太后被废杀，两位丞相被腰斩，太子刘据和两位公主、皇孙罹难，加上受牵连的人，前后超过10万人，真是惨不忍睹。武帝晚年感到巫蛊术的危害，知道太子被巫蛊所害，只是惶恐而无意谋反，因可怜太子无辜，遂诛灭江充家族，并在太子蒙难处筑“归来望思台”。武帝在思子台上老泪纵横，品尝着自己一手酿造成的苦果。可惜晚矣！
遗憾的西行探险
甘英望海止步之谜
“丝绸之路”打开了国际通道，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但公元97年甘英出使大秦一行至波斯湾而止，望洋兴叹，失望而归，壮举可为，国事难成。
提到汉代中西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我们不能不谈到三个汉代的外交家，那就是西汉时的张骞、东汉时的班超和甘英。张骞两次通使西域，突破匈奴的重围，足迹遍及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正式开通，张骞此举被历史上誉为“凿空”。而我们所熟悉的成语故事“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都与东汉的外交家班超有关，班超从公元76年至102年一直生活在遥远的西域，他已成为西域小国人们精神的依靠，他一生的功业确实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在班超出使西域期间，于公元97年，曾派他的副手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这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是文明的东方国家主动寻求与文明的西方国家的直接交往的尝试。然而甘英一行到达波斯湾而未能继续前进，望洋兴叹一番，只得失望而归，中国与欧洲的正式外交也就在这一声叹息中中断了，多少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人们感叹之余，也不禁要问：为什么甘英万里迢迢西使罗马，成功的脚步却止于波斯湾呢？
关于甘英望海止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甘英缺乏探险家的勇气和胆识。如康有为就认为甘英胆小怕死，缺乏探险家的气质。他在一本书中曾义愤填膺地写道：“甘英愚怯，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亘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英辈之大罪也。”在康有为的笔下，中国近代文明不发达都与甘英的怯弱有关。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认为：“甘英缺乏探险精神，畏难回来。”梁启超先生的看法则很折中，他认为甘英未通罗马情有可原，甘英是北方人，不习水性，他从陆路来到海边，面对茫茫大海莫可奈何，加上安息商人的吓唬话，有可能放弃了西进的打算。大多数人认为，康有为对甘英胆小怕事的指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甘英曾是班超率领的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身精神的36位壮士之一，而且从中国龟兹直到波斯湾的西行路线也是甘英探险开辟的，一味强调甘英的责任是不公平的。
二、安息商人为了自己利益，有意欺骗甘英。当时的安息商人为什么要阻拦甘英去罗马呢？这是和古代丝绸之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内地，西端直达地中海岸边，中国和罗马帝国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罗马统治者把用丝绸做的衣服称为“天衣”，把丝绸当成无上珍品，贵族阶层也竞相穿着中国丝绸做成的衣服，认为这是高尚和时髦的象征。而处于中、罗之间的安息商人垄断了中罗之间的丝绸贸易，安息商人靠转手丝绸买卖获取暴利。例如，中国的丝每斤价格在国内只相当于一石一斗粟或31斤肉的价格，而在罗马一磅丝竟高达一磅黄金！为了获取中国的丝绸，曾一度造成罗马贸易上的巨额亏空。因此中、罗两国都想摆脱安息商人的垄断，直接进行丝绸和珍宝的交易，甘英出使西行也有这方面的意图，这当然直击安息商人的要害，因此他们想尽办法，编出一段动人而吓人的谎话来欺骗甘英一行。甘英既受到了安息商人的阻隔，又得不到充足的航海设备和必备的粮食，就只能返回。
三、战乱阻止了甘英西行的脚步。持战乱说的人认为：即使甘英因受安息商人的欺骗放弃了从海路进入罗马，他也不至于失望而归，因为从安息到罗马的通道，除了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航行的海道外，还有从西亚西北方循陆路抵达罗马。他为什么没有尝试走陆路呢？有人推测，当时安息内部混乱，与罗马关系又不友好，陆路交通很不顺利，所以也中止了甘英从陆路进入罗马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