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之乱是西汉前期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武装叛乱。这次叛乱以吴国为首谋，先后有楚、赵、胶东、胶西等七个诸侯国参与，史称“七国之乱”。
西汉王朝平定七国之乱，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能够如此迅速地被平定，主要得益于周亚夫的正确指挥与充分准备。
因粮于敌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孙子兵法·作战篇》
后勤保障是军队战斗力得以保持的重要条件。孙武在《作战篇》中精辟地概括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其意是，善于用兵的将帅，指挥作战时从不第二次征集士兵，从不多次运送给养和装备。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而粮草在敌国就地解决。这样我方给养能得到充分补充，又不增加百姓负担，减少国家财政支出，比后方长途运输，“千里馈粮”，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孙子对此还作了两个1∶20的效益数量计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因粮于敌”是达到“军食可足”的基本方法。
孙子提出的“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谋略，历来被兵家所重视和运用。如古代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指挥下，连续征战20多年，驰骋欧亚，横扫万里，始终保持很强的战斗力，很少因物力不济而失利，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谋略取得的。
自然，任何一种谋略都不是万全之策，对于“因粮于敌”也应灵活运用，不能生搬硬套。诸如在荒漠草原作战或遇敌方坚壁清野，便会因无粮可因或可因之粮不多。如拿破仑攻打俄国，本想“因粮于敌”，但遇俄坚壁清野，又逢严冬，结果饥寒交迫，终于败退而返。所以清朝的《兵法百言》云：“因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也。”而要解决好后勤供应，就必须把“因粮于敌”与因粮于己结合起来。
唐代安史之乱后，张巡出守雍丘，仅有兵吏1000余人。时令狐潮率四万余叛军攻打雍丘。雍丘城内人心惶惶，盐、食紧张。令狐潮为叛军筹集的大米、食盐，用几百艘船装载到雍丘附近。夜间张巡在城南派精兵防守，令狐潮集中所有部队来战。张巡便暗地里派勇士潜入河边，抢夺叛军食盐、大米一千斛，还把运不回来的全部用火烧了，弄得叛军心慌意乱。令狐潮不甘心，加紧对雍丘城的攻打，使城中的箭镞都消耗殆尽。张巡令部下扎了一千多只草人，穿上黑衣，夜晚用绳子坠于城下。叛军心急慌张，以为唐军突围，便放箭施射，箭如雨下，很久才发现上当。张巡把草人收回，得箭数十万，叛军军心更加动摇。张巡见时机已到，挑出500人组成敢死队，乘夜杀入令狐潮军营。叛军大乱。唐军一把火烧了其兵营，追杀10余里。张巡在兵力少、给养缺乏的不利条件下，运用因粮于敌的计谋，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叛军围城长达四个多月，伤亡12万人。
在实施“因粮于敌”的谋略时，还要想方设法“断敌之粮”。秦朝末年，巨鹿之战时，项羽针对秦军兵多粮足的情况，先派兵切断秦军运粮的通道，然后与之交战，终于获胜。所以前人云：“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辛弃疾）。“行军以粮饷为第一要务”（曾国藩）。
两军交战，粮路重要，保证粮食来源就更重要。尤其是现代战争，比过去更复杂，消耗量巨大，不可能单纯依赖取之于敌，就地补给。因此，在运用“因粮于敌”时，还要依靠自己的保障能力，即“因粮于己”。我军自1927年诞生，到抗美援朝战争的20余年里，解决战争所需物资来源的基本方针是“因粮于敌”。正如《游击队员之歌》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就是当时后勤补给的形象描述。但在战争中，我既注重“因粮于敌”，也不忘“因粮于己”。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日、伪对解放区的封锁，我党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解放战争中，为了保证前线士兵打胜仗，后方各地区都组成了各级支前机构，统一筹划和领导本地区的支前工作。据统计，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人，由后方运送到前线的粮食3500万公斤；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120万人，运粮115亿公斤。事实证明，没有人民支持，没有“因粮于己”的保证，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
“因粮于敌”的精髓是取之于敌，以战养战。这种兵家克敌制胜的妙法，也可运用到商业活动中。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企业竞争者如能将“因粮于敌”的谋略作为指导，师人之长、取人之优，为己所用，就能在竞争中保持不败。日本在战后经济获得高速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采用了“因粮于敌”的经济谋略。
50年代初美国花费了20多年时间，研制出了数控机床。对新技术十分敏感的日本人千方百计搜集此项技术的情报，结果只花了几年时间就掌握了数控机床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生产出了优于美国产品的数控机床，顺利地打入了美国市场。据报道，20世纪世界29项重大发明中，美国占据了19项。但是美国的这些发明成果，大部分被日本人利用生产出新成品。日本还建立了庞大的工业间谍网，收集竞争对手的最新科技情报，供国内选择、消化并转化为产品。就这样，日本从美国引进技术，加以自己的创新，以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重新打入美国市场，从而使美国在对日本贸易中连年出现巨额赤字。这是日本运用“因粮于敌”，取之于美国而又战胜美国的典型事例。兵贵胜，不贵久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
故兵贵胜，不贵久。
《孙子兵法·作战篇》
“兵贵胜，不贵久”是孙子在《作战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谋略思想，也是对战争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在《作战篇》开篇，孙子以十万之师出征为例，首先言明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日费千金，十万之师举矣”。而军队一旦出动之后，如长期在敌国作战，屯兵坚城之下，就会使军队疲惫而锐气受挫：“久则钝兵挫锐”；又会使国家财政困难，费用不足：“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军队锐气受到挫伤，财物枯竭，军力耗尽，诸侯就会趁火打劫，此时就是有足智多谋之士，也无法挽救危局了：“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由此，孙子得出结论：在用兵作战中，只听说宁拙而求速胜的，却没见过求巧而久拖的，战争旷日持久而利于国家的事，是闻所未闻的。所以用兵作战，贵在速胜，不宜旷日持久。
俄国著名军事家苏沃洛夫把军队快速机动和闪电冲击，比喻成战争的灵魂：“一分钟决定战斗结局，一小时决定战局胜负，一天决定帝国的命运。”拿破仑充满激情地对士兵说：“前进吧，奔驰吧！不要忘记，六天就创造了世界。”孙武的“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理论，之所以被古今中外兵家推崇，是由于速战速决能发现和捕捉战机，能主动冲击，达成进攻的突然性；能先发制人，占据战场的主动。因此，快速用兵也就成了兵家克敌制胜的法宝，因快速用兵而取胜的战例也数不胜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发生的近200次局部战争和边境冲突，多数是以闪击战的突然进攻展开的。
历史上，善用“兵贵胜，不贵久”的谋略取胜的战例很多，仅举数例：公元前270年，秦国攻打韩国并围攻阏与。赵惠文王以赵奢为将率军救援。赵奢受命后制造了种种假象：先是率5万大军在离开都城邯郸的30里路程后安营扎寨，驻步不前一连逗留了28天。秦派间谍前去赵营打探消息，被捉后，赵奢置宴待如上宾，并礼送出营，使秦误以为赵奢怯战，不会尽力救赴。等秦军间谍走后，赵奢下令开拔，一昼夜内赶到阏与，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使秦军猝不及防，从而一举解救了阏与之围。
三国时期，魏国新城太守孟达，秘密结交蜀汉谋反。当时，屯兵于宛城的司马懿得知消息后，决意平叛。按规定，他应先上报魏王，待准奏后才能发兵。但这样一来，前后需一个多月。为了争取时间，司马懿先斩后奏，临机处置，他一面派人给孟达去信，假作劝慰稳住对方，一面火速派人向魏王禀报；同时发兵日夜兼程，8天赶了1000多里。当司马懿大军兵临新城时，孟达大惊失色。因疏于戒备，很快失城易地，孟达兵败身亡。司马懿仅用了16天就平定了叛乱。
相反，因持久用兵而失败的例子也不少。战国中期，秦王打算攻打赵国都城邯郸，准备任命白起为主将。白起说：“邯郸城坚不易攻下，况且还可能有诸侯来救援。那些诸侯国长期来怨恨我们秦国。现在我们虽攻破长平，但是军士死伤过半，国力衰弱，如果再远离崤山黄河之天险去强攻邯郸，那么，赵军在内应战，诸侯国在外救援，打败秦军是必然的，所以，秦国决不能出兵。”对于白起这一番劝告，秦王不听，强令出兵。于是白起不肯出任将军，秦王只好改命他人为将，挥兵出征。结果秦军围困邯郸城达九个月而未攻下。楚和魏见秦国内衰弱，有机可乘，出兵数十万，在邯郸城外大败秦军。这一仗，印证了孙武的判断：“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
“兵贵胜，不贵久”的谋略，在军事上就是用兵要抢时间，争速度，速战速决。这一谋略同样也适用于企业经营与竞争活动。在战场上时间就是胜利；在市场上时间就是效益。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获胜，都会不遗余力地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谁先研究成功，先把它投放市场，满足消费者需求，谁就能占据市场，夺得主动。因此，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谁赢得了时间，谁就赢得了空间，赢得了胜利。“兵贵胜”速战速决谋略的指导原则，可以作用于企业活动全过程：在经营决策阶段，情报获得要快而准；在生产管理阶段，资金投入要快而有效，新产品投产要快；在市场竞争阶段，产品投入市场要快。速度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亚默尔肉食加工公司，根据报载一则消息，打了一场抢时间争速度的漂亮仗。
1975年的一天，美国一家报纸登了一则小消息：在墨西哥发现了一种疑似瘟疫的病例。这条消息没有引起世人注意，因为墨西哥是异国他乡，那里发生的事对美国影响不大。
美国亚默尔公司老板见了这消息后认为机会来临：墨西哥真的发生瘟疫，一定会从加利福尼亚州或得克萨斯州边境传染到美国，而这两个州是美肉食供应的主要基地。到时肉食供应一紧张，肉价就飞涨，这正是自己大做肉食生意的良机。
于是，老板先是派出私人医生赶往墨西哥实地考察，证实了那里确实发生了瘟疫。然后果断作出决策，集中了公司所有资金，派人去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采购了大量牛肉和生猪，并迅速运到美国东部，储藏起来，使公司掌握了大量的冻类食品。这一举动在旁人眼里不可思议，因为一旦失败，公司将造成巨额亏损。
但正如亚默尔公司老板预料的那样，墨西哥的瘟疫很快便蔓延到美国西部边境。为了防止瘟疫扩散，美国政府下令禁止从这几个州外运食品，包括可制成食品的猪、牛、禽类。于是，美国国内肉类奇缺，价格上涨。亚默尔公司由于事先加工储备了大量肉食，短短几个月内就净赚900多万美元。
这一事例说明，在商业竞争中，谁能抓住良机，争取时间，先发制人，谁就赢得了主动。亚默尔的决策者，善于应用“兵贵胜”的谋略，以超人胆识，抓住即将出现的市场需求新动向，果断行动，抢先夺得市场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武“兵贵胜，不贵久”的谋略，也是引导商家走向成功的阶梯。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孙子兵法·作战篇》
孙武说：熟谙军事、懂得用兵的将帅，实际掌握着军民的生杀大权，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司命：主管生命，握有生杀大权。主：主宰。
孙武在《作战篇》中的这句结语，指出了将帅在军队和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是系天下安危于一身。事实也确实如此。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许多败北与失利，与将帅的指挥失误与统帅部的用人失策相关。赵王错用赵括，导致长平之败；孔明误用马谡，才有街亭之失。反之，正确选用将领，往往能创造奇迹。萧何月下追韩信，方有楚霸王四面楚歌自刎乌江；孙权慧眼识陆逊，才有江陵、彝陵之战的胜利。“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选将任人上，决不可草率。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首先要求主帅在选将任人上能择人而用，让智慧超群的将领担任重任。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手下的一个叫韩信的治粟部尉私自离开军营，当时谁都不在意，萧何知道后，策马去追韩信。
韩信原先在项羽军中当个郎中的小官，因项羽不重用他，他投奔到刘邦营里。萧何对韩信的军事才能十分了解，多次向刘邦推荐要重用韩信，正在这时，韩信偷偷逃离了汉军。
两天后，萧何把韩信劝回军营。刘邦见萧何回来，嗔怪道：“一个小小的治粟都尉，值得你去追回来吗？”
萧何说：“大王如果要与项羽争夺天下，非得要重用韩信不可，他是国内的奇才。”
刘邦听萧何这么说，动了心：“我就封他个将军吗！”
萧何说：“这还不够。”
“那就拜韩信为大将，把他叫来，当场拜他。”
“拜大将是件庄重的事。大王应挑选吉日良辰，斋戒沐浴，搭设拜将台，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韩信才能行使大将职权，为大王的帝王之业效命。”
刘邦照萧何说的去做了。
韩信拜将后，统率大军，独当一面。在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中，作为刘邦的主要军事谋划者和指挥者，他以智勇双全、多谋善战的军事才能，创造了许多著名的战争范例，为建立西汉政权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其次，“知兵之将，民之司命”的思想，要求身负重任的将帅，能对国家安危负责，对士兵和百姓负责，切不可为一己功名轻启战端。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朝廷派人劝说范仲淹配合主帅韩琦向西夏发动进攻。范仲淹认为时机不够成熟，条件不具备，虽战必败，因而坚决拒绝。韩琦说：“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仲淹驳斥道：“大军一动，关系到万人性命，怎么可以置胜败于度外？”后来韩琦突然出兵，在好水川口遭西夏伏击，宋军大败，士卒伤亡6000余人。死者家属拦住韩琦的马头大哭，声震荒野。以后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与西夏修好关系，使边境迅速安定了下来。西夏人称他“胸中有十万甲兵”。这“胸中有十万甲兵”就是范仲淹对于兵法的深刻理解与合理运用。
韩琦与范仲淹同为主帅，但一个贪功，为一己私利，不惜断送士兵生命；一个既能安定边境，又尽量减少人员伤亡。所以，范仲淹是真正知兵的将帅。
杀敌以怒
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
《孙子兵法·作战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