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先生见答之语竟
玄同先生：
前奉读“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的长书，至今尚未答复。此中原因，想蒙原谅。先生对于吾前书所作答语，大半不须我重行答复。仅有数事，略有鄙见，欲就质正：
（4）（数目字指三卷第六号中原书之各条）《三国演义》一书，极为先生所不喜。然先生于吾原书所云，似有误会处。吾谓此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吾并非谓此书于曹孟德、刘备诸人褒贬得当。吾但谓以小说的魔力论，此书实具大魔力耳。先生亦言：“《说岳》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响。《三国演义》既出，于是关公、关帝、关夫子，闹个不休。”此可见《说岳》之劣而《三国演义》之优矣。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外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无奈中国人早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所以一味痛骂曹操。戏台上所演《三国演义》的戏，不是《逼宫》，便是《战宛城》，凡是曹操的好处，一概不编成戏。此则由于编戏者之不会读书，而《三国演义》之罪实不如是之甚也。先生又谓此书“写刘备成一庸懦无用的人，写诸葛亮成一阴险诈伪的人”。此则非关作者“文才笨拙”，乃其所处时代之影响也。彼所处之时代，固以庸懦无能为贤，以阴险诈伪为能，故其写刘备、诸葛亮，亦只如此。此如古人以“杀人不眨眼”、“喝酒三四十大碗”为英雄，今人如张春帆之徒以能“吊膀子”为风流。故《水浒传》之武松，自西人观之，必诋为无人道；而《九尾龟》之章秋谷，自吾与先生观之，必诋为淫人。此与吾前书所言《品花宝鉴》不知男色为恶事，同一道理。此理于读书甚有益，故不惮重言之。即如孔子时代，原不以男女相悦为非，故叔梁纥与征在“野合而生孔子”（见《史记》），时人不以此遂轻孔子。及孔子选诗，其三百篇中，大半皆情诗也。即如《关雎》一篇，明言男子恋一女子，至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害起“单思病”来了。孔子不以为非，却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止，我心则说”。明言女子与男子期会于野。凡此诸诗，所以能保存者，正以春秋时代本不以男女私相恋爱为恶德耳。后之腐儒，不明时代之不同，风尚之互异，遂想出种种谬说来解《诗经》。诗之真价值遂历二千余年而不明，则皆诸腐儒之罪也。更举一例，白香山的《琵琶行》，本是写实之诗。后之腐儒不明风俗之变迁，以为朝廷命官岂可深夜登有夫之妇之舟而张筵奏乐。于是强为之语，以为此诗全是寓言。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固有非后世腐儒所能梦见者矣。先生以为然否？
（5）先生与独秀先生所论《金瓶梅》诸语，我殊不敢赞成。我以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
又先生屡称苏曼殊所著小说。吾在上海时，特取而细读之，实不能知其好处。《绛纱记》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其中又硬拉入几段绝无关系的材料，以凑篇幅，盖受今日几块钱一千字之恶俗之影响者也。《焚剑记》直是一篇胡说。其书尚不可比《聊斋志异》之百一，有何价值可言耶？
以上答先生见答之语竟。
拉杂
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如《朋友》、《他》、《尝试篇》之类皆是。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吾曾作“白话解”，释白话之义，约有三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但是先生今年10月31日来书所言，也极有道理。先生说：“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作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我极以这话为然。所以在北京所作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
先生与刘半农先生都不赞成填词，却又都赞成填西皮二簧。古来作词者，仅有几个人能深知音律。其余的词人，都不能歌。其实词不必可歌。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此决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语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语之自然也。作词而不能歌之，不足为病。正如唐人绝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绝句也。
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言语自然之诗体。此为治文学史者所最不可忽之点。不会填词者，必以为词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缚自由必甚。其实大不然。词之好处，在于调多体多，可以自由选择。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也。人或问既欲自由，又何必择调？吾答之曰，凡可传之词调，皆经名家制定，其音节之谐妙，字句之长短，皆有特长之处。吾辈就已成之美调，略施裁剪，便可得绝妙之音节，又何乐而不为乎？（今人作诗往往不讲音节。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话诗尤不可不讲音节，其言极是。）
然词亦有二短：（一）字句终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两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作长篇。故词之变为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近语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元人之小词，即是此类。今日作“诗”（广义言之），似宜注重此种长短无定之体。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
至于皮簧，则殊无谓。皮簧或十字为句，或七字为句，皆不近语言之自然。能手为之，或亦可展舒自如，不限于七字十字之句，如《空城计》之城楼一段是也。然不如直作长短句之更为自由矣。
以上所说，皆拉杂不成统系，尚望有以教正之。
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夜胡适
（原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原题《论小说及白话韵文》）
附录一钱先生原书
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敬白
胡适之先生：玄同年来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学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去春读《科学》二卷一号，有大著《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篇，钦佩无似。嗣又于《新青年》二卷中读先生论改良文学诸著，益为神往。顷闻独秀先生道及先生不日便将返国，秋后且有来京之说，是此后奉教之日正长。文学革命之盛业，得贤者首举义旗，而陈独秀、刘半农两先生同时响应，不才如玄同者，亦得出其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议论以就正于有道，忻忭之情，莫可名状。日前由独秀先生见示五月十日先生致独秀先生之书，对于《新青年》三卷一号玄同之通信有所奖饰，有所规正。玄同当时之作此通信，不过偶然想到，瞎写几句。先生之奖饰，殊足令我惭恧。至于规正之语，今具答如左（下），愿先生再教之也！
（1）玄同谓《聊斋志异》、《燕山外史》、《淞隐漫录》诸书全篇不通者，乃专就其堆砌典故之点言之。先生谓“《聊斋志异》在吾国札记小说中，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玄同则以为就此点观之，尚不能算一无足取。《燕山外史》一书，专用恶滥之笔，叙一件肉麻之事，文笔亦极下劣，最不足道。王韬《淞隐漫录》，全是套《聊斋志异》笔法，文笔更为恶劣，亦可不论。若《聊斋志异》，似尚不能尽斥为“见识鄙陋”。十几年前，有人说，《聊斋志异》一书，寓有排满之意，书中之“狐”，系指“胡人”；此说确否，虽未可知，然通观前后，似非绝无此意。又其对于当时龌龊社会，颇具愤慨之念，于肉食者流，鄙夷讪笑者甚至。故玄同以为就作意而言，此书尚有可取之处。惟专用典故堆砌成文专从字面上弄巧，则实欲令人作恶，故斥之为“全篇不通”耳（《阅微草堂笔记》，亦是《聊斋志异》一类。论文笔，实较《聊斋志异》为干净；论作者之思想，则纪昀便僻善柔，利欲熏心，下于蒲松龄远甚。然文笔可学而思想不能学，故学《阅微草堂笔记》之《子不语》，看了尚不甚难过；而学《聊斋志异》之《淞隐漫录》，则实欲令人肌肤起粟）。玄同之反对用典，与先生最有同情（先生谓“所主张八事之中，惟‘不用典’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玄同则以为八事之中，以此及“务去烂调套语”二条为最有特见）。玄同以为苟有文才，必会说老实话，作白描体；如无文才，简直可以不作（或谓无文才者，虽不必作文学之文，而终不能不作应用之文；然应用之文，务取老妪都解，尤无可以用典之理）。若堆砌许多典故，等后人来注出处，借此以炫其饱学，这种摆臭架子的文人，真要叫人肉麻死了！
（2）先生谓“《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其开卷八回记孙行者之历史，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又以此书与《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三书并列为第一流小说，此意玄同极以为然。前次通信与《封神传》同列，乃玄同之疏于鉴别也。
（3）《七侠五义》一书，先生谓其“在第二流小说中，尚可称佳作”。玄同于此书，看得不熟，现在无从作答。惟似乎觉得比《施公案》、《绿牡丹》诸书为佳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