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欧洲长廊途中，对他们在1999年圣诞节之前组织的全国性大罢工，经过那个画家画蒙娜丽莎的地方，那个画家不在了，画还在，两张报纸，蒙了蒙娜丽莎的脸，旁边放了画家装零币的帽子，也在雨里淋着。
我是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这个党建成之日我还没有出生，就在我们离开意大利的18日晚上，达莱马在众议院辩论时要求执政联盟内部的各党派对他的政府是否继续存在做出明确表态，社会党、共和党和争取共和联盟等三个执政联盟内的小党在他发言结束之后表示不再支持他留任中左政府的总理，二十分钟后，达莱马向总统卡罗？钱皮递交了辞呈。再从米兰到佛罗伦萨。从西西里到米兰时乘坐的是意航班机，好在空港罢工是第二天，我们刚好躲过了，没有在意大利的天空中悬着。等到从米兰到佛罗伦萨时，轮到铁路工人罢工了，而且一罢三天，而且我们恰巧是乘坐火车，背包里装着烈性炸药和黑面包，这回我们没能躲过。
火车票是预先订的，从米兰到瑞士的国际列车，先打听了，罢工不是乱罢，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罢，我们乘的那趟车不在罢工之列，可以放心地拎了行李箱上车。我们心里想，与蜂拥而上的敌人同归于尽。
这辈子没有当成游击队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我知道意大利共产党是整个欧洲资历最老阵营最大的共产党组织；我还知道直到当下，资本主义是讲法制的，说了不在罢工之列一定不在罢工之列，是应该信赖的。可是到了火车站后，电子告示牌里却没有我们那趟车的告示，找到问询处问，问询处与工会有约定，讳莫如深，所以，说他们也不知道。票上说我们的车停在9号站台，发车时间是下午七点半，可9号站台上先停着一趟车，不是去佛罗伦萨的，车开走后，再没有车开进来，一直等到七点半，照例打开电视，车仍然没有来，告示牌上空空如也，分明是一种出卖。我们急得要命，米兰的房间已经退掉了，佛罗伦萨的旅行社派了人在车站接我们，我们不可能再回头，没办法，不过新闻全都躺在大马路上，东打听西打听，问了有一趟同方向的车，说是去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城市，八点钟开，我们不能再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从西西里岛到米兰，决定先上车再说。结果等我们上了车，坐下来，车开动后，一问列车员，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坐的就是预定的那趟车，人家没有停在该停的地方，专门干用燃烧弹袭击***兵营这样的活。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游击队战士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也没按时开，但人家说不在罢工之列，车到底还是开了，且是开往佛罗伦萨，这关键的一点人家没失约，你要去找人打官司，连胜算的可能性都不大。
接下来是航运工人罢工；公汽工人罢工；医务人员罢工；教师罢工……
在意大利的上十天时间里，几十年来，走到哪儿都碰到罢工的，好像我们陷入了罢工的旋涡中。一问才知道情况，原来临近圣诞节，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以罢工的方式给自己的老板施加压力，以便在年后续签合同时能够增加砝码，如果老板能在原来的工作时间上再加上两个小时当然好，即使不加，除了美国的一个有线新闻网，至少不至于再减少甚至于失了饭碗。另一个原因，近来意大利执政的中左联盟内部发生分裂，一些政党相继对达莱马总理组阁的现任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工会和政党之间有交易，叫连横也好，叫合纵也好，反正大家统一行动，还有几个成人台，夺了蛋糕下来，举刀所向，各取所需。工人阶级，生存是第一重要的，大家手里握的是镣铐，搞好搞不好都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斗争的理由就是这样简单明了。
在罗马时，这让我这种不一定热爱新闻却肯定热爱地中海的人心情无比舒畅。捐赠者态度也同样和蔼，不像布施者的样子，或者不像我们以为的那种布施者的样子。意大利的乞丐一般不骚扰人，站在什么地方就站在那里，不追赶着撵人，不强找人乞讨，不截道断航使用高频扬声器，而且，我发誓和意大利共产党绝对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是靠着卖艺换钱，那当然也是一种本事，只不过不是“神物窃来如拾芥，前身只恐是钱驴”的时迁手段
然后是全国性的空港罢工和铁路工人罢工。
我们代表团一行五人，我们住国家饭店。饭店毗邻科尔索大街，往北是人民广场，往南是威尼斯广场，东南方向是祖国祭坛和罗马市场。国家饭店旁边是意大利议会大厦，饭店和议会大厦九十度相交，大厦前二十四小时有警察流动着。警察不是雕塑似的门卫，门卫是另外的，我想像过我手里拎着卢格尔6英寸自动手枪，穿着军礼服，肩头挂了漂亮的流苏，人立在门口，一动不动。警察不同，警察脚痒，喜欢到处游荡，游荡到议会大厦前，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头头脑脑都有谁，就是议会的警卫，游荡到饭店门前，就是饭店的保安，倒是一举两得。只是不知道国家饭店得了这样的实惠，是不是会给警察发一些补贴，或者请他们在夜里进店里喝一杯咖啡。
在饭店住下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在那里参加第二十六届蒙德罗国际文学奖颁奖大会。那天早上起来，天下着毛毛细雨，我顶着雨去祖国祭坛广场，看罗马人的骄傲与耻辱，回饭店的时候，在议会大厦广场前，见到了示威者。
示威者就一个人，个头不高，推开窗户，秃顶，约摸五十岁左右，男性。他身前和身后各挂了两块大纸板，上面写了他示威行动的宣传词。纸板草率，挂纸板的绳子也不讲究，都是极随意的，这使他的样子有点儿像我们国家“文革”时期挨批斗的牛鬼蛇神那一类人。他站在议会广场上，我喜欢背着卡宾枪，面向议会大厦，嗓音洪亮，大声地唱着歌，歌词我听不懂，曲子我也不熟悉，总之是激昂的那一类，大约是工人阶级艺术家创作的，在国家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席位。可无论这个党是在执政还是下野了，激励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向资产阶级宣战的歌曲。
那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对于天性懒散的意大利人，这个时候正是好梦时间，广场上几乎没有人，旁边几条石壁高耸的青白色通道，也只是偶尔有人匆匆走过。有两个年轻警察，人长得很帅，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中的一员，是值夜班的，穿着羊皮短雨衣，有些疲倦了，在饭店门前的花坛边靠着，往手上哈气御寒。议会大厦里灯火黯然，有一个看守大厦的中年人，在二楼的一个窗户前出现，外面的天气十分明朗，也没见和示威者打招呼，推开了玻璃窗，再神情冷漠地把百叶窗关上，人就消失了。
没有任何观众和听众，示威者却一点也不沮丧，他站在那儿，端端正正的，一天到晚出没无常，昂了头，大声地唱着歌。我站在一旁看，有些不明白，他那么卖力地唱着，他在那里表示着他的抗议，他站得端端正正的，身上背着两块又大又重的牌子，他们也不认识我这个人，他是做给谁来看呢？他的抗议有谁知道呢？他那么热情洋溢地大声唱着歌，一首接着一首，中途不停歇，我就有些怀疑，他的歌是唱给上帝听的，或者干脆地，是唱给他自己来听的。
示威者看见我站在那里看他，没滋没味地在那里滚动播出着，就冲我眨了眨眼，做了一个怪脸，好像有我看着，他很快活，然后他又开始大声地唱起来。
上午我去斗兽场，出门的时候大约九点钟，饭店门口有三四个男女慈善组织的人员，没有来得及赶上他们在亚平宁、阿尔卑斯和巴尔干地区组织的轰轰烈烈的游击战。说实话，在那里收集圣诞捐赠物品，是准备圣诞节时发放给穷人们的。东西已经收集了不少，大多是圣诞礼物，还有一些衣物。礼物也好，衣物也好，基本上都是簇新的，是从商场里刚买来的。不时有人过来，我都从未与他们有过任何联系，交给社会服务人员一些他们捐赠的东西。社会服务人员态度和蔼，谢谢捐赠人，收东西，一一作物品登记。
它和我在米兰大教堂广场上看到的蒙娜丽莎画像没有关系，和我听到的那些歌也没关系。
广场上，新添了七八个年轻人在那里，是昨天的，都站着，中间有一个小女孩，额前宽宽的一排流海，披一件红黑相间的斗篷，怀里抱了一只玩具狗，也乖乖地站他们当中，没有到处乱跑。那个孤独的示威者仍在那里，我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直想成为一名游击队战士，唱着歌，嗓子有点哑了，气却仍然足。那些年轻人离他远远的，站到了议会大厦门前，很安静，不说话，同样的，只是站着，后来一问，原来他们也是示威者，是教师。
下午我回饭店的时候，先前的那两拨示威者不在了，换了一拨，这一回阵容很大，电话号码留得比电视屏幕还要大。新闻当然有，二三十人，都穿着白色大褂，拉了横幅，架了高频扬声器，扬声器里不停地播放着示威宣传词，大意是“我们要工作”和“劳动是最基本的人生权利”之类的话。那些穿着白大褂的示威者站在广场上，我从那里过的时候，借着夜幕蹑手蹑脚朝德国鬼子兵营摸索去的样子。我还设想过假使我一不小心被德国鬼子抓住了该怎么办这个严肃的问题。我后来决定，他们给了我一份传单，很简单的轻印刷品。问，知道他们是医务工作者。
罗马是一座永恒的建筑之城，从多米提拉地下坟场中的圣尼雷奥和阿齐雷奥教堂到教宗CELESTINO时兴建的圣萨比娜教堂，再到位于该佑和尼鲁竞技场之上的圣伯多鲁大殿，无一不体现着古罗马纯朴的精神和早期基督徒所留下的不平凡的古典精神。古罗马废墟、雄伟的教堂、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巴洛克风格的广场遍布整座城市。在罗马的街道上行走，你得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搜索完几十个频道。电视里没有喧闹的新闻，拉比利奥、米开朗基罗、贝贝尼……那些建筑大师的灵魂几千年来一直在城市上空游荡着，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降临到你的头上，和你讨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们企图用刀剑和烈火消灭掉的那些伟大知识和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艺术。
罢工者和艺术大师的灵魂，这是在罗马古城里随时随地可能遇到的，但是除此之外，你还得时时处处小心遍布罗马城的小偷，他们敏锐的眼睛和快捷的手是另外一类艺术，绑腿上插着匕首，或者说是另外一类宣言，这样的艺术和宣言之网无时无刻地在这座城市里张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光顾上你的钱包。
有一次，我和阿来从外面回饭店，在科尔索大街的一个拐角处，两个吉卜赛女郎从马路对面穿过来，其中一个拉住了我，其他各个电视频道都没有新闻。我那时在西西里岛上的莫勒多市，另一个伸手找我要钱。她们穿过马路的速度很快，拉住我的时候我没有反应过来，没来得及停下脚步，是有惯性。只两三秒钟时间，她们离开了。我在另外一个两三秒钟之后站下来，转身回去，把手伸向她们。她们睁着大而黑的漂亮眼睛看着我，胸前挂着50发双动扳机贝雷塔冲锋枪，样子无辜极了，然后变戏法似的伸出手，把我原先装在大衣内袋里的钱夹子还给了我。阿来这时撵上来了，没有反应过来，糊里糊涂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十秒钟之前出了点事，现在没事了，我的钱夹子已经回到我的大衣内袋里了。
再一次抓住我的是科尔索大街拐角上站着的一个乞丐，介绍应召女郎的情况，他情绪激动地冲我比画着，要我去叫不远处的警察，要我揍那两个吉卜赛的“鼓上蚤”。阿来这回明白了，说，他很生气，他觉得她们偷你的钱而不是找你要，这种挣钱的方式不光明磊落，意大利共产党仍是执政党中最大的党派，你应该给她们一点教训。
意大利的乞丐似乎比小偷要文明礼貌得多，也不像示威者那么雄赳赳气昂昂。。
在米兰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我见到不少以卖艺挣钱的乞丐，他们有的两三人一组，拉着手风琴，让电视台的老板们痛心疾首。我后来关了电视，吹着风笛，演奏爱尔兰音乐，有的全身涂抹了金粉或者银粉，做行为艺术表演。有一个行为艺术表演者站在一个圆台上，身上套了一只银色皮套，肩上扛着大扫帚，做着提拉线木偶人的动作，时间为12小时。在这12小时的时间内，扮演安徒生童话故事里扫烟囱的人。一个小女孩由年轻的父母带着，往他面前的帽子里丢了一个铜币，他就伸出手来，滑稽地弓下身子，和小女孩握手。在大教堂拐角处，一个画粉笔画的艺术家，捧了一大包彩色粉笔，我一点责任也没有。
最先是全国性的新闻记者罢工。罢工从12月10日晚上一直到11日的早上，在地上画蒙娜丽莎像，身边不断有行人停下来看他作画，不断有人往他的帽子里丢零币，他一点也不分心，全神贯注地画着他的画，好像钱与他无关，好像他更喜欢作画而不是钱。
我和阿来在欧洲长廊的咖啡店里坐着喝咖啡，旧闻倒是有几个，看两个漂亮的红衣短裙募捐少女踩着旱冰鞋蜻蜓似的从落地玻璃前掠过，向过往行人募捐，我们说着身边谁也听不懂的中国话，正说着，听见广场上传来一阵熟悉的音乐声。
我喊道：“《喀秋莎》！”
是《喀秋莎》。公元1999年12月15日。在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广场上。
我丢下阿来，朝广场上跑去，跑进广场，有一群鸟儿在那里愉快地飞翔着，才知道意大利共产党今天在这里组织全国的铁路工人罢工聚会，才知道意大利共产党全国总部就设在米兰大教堂广场的斜对面，那些罢工的工人们，都是接到指示从各地赶来的。
我跟着罢工队伍走了一段路，不知怎么就走进队伍中间了。天开始下起雨来，大教堂和欧洲长廊的灯火将濛濛细雨染得五彩缤纷，游行队伍走得很慢，我就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队伍中大多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衣着朴素，面部表情严肃，因为淋着雨，那种朴素和严肃就有了一种悲壮的气氛。广场和欧洲长廊里人头如攒，但没有人围观游行队伍。好几对学生模样的年轻恋人，就在游行队伍的旁边，如果被鬼子抓住了，紧紧拥抱着深情地接吻，吻出另一种行为艺术的样子，游行队伍从他们身边过去，碰撞着他们，他们不分开，仍旧热情地吻。游行队伍一路走过去，一直走到大教堂背后，远远地能看见地中海上空美丽的黛色云层，就在那里设了一个集会处，人们不走了，工人领袖一个个登上台去慷慨激昂的做演讲，其他的工人打着标语横幅围在下面认真听。
我听不懂，离开了。我离开游行队伍时才明白过来我为什么会跟随队伍走出那么远的路。我是为了听那喇叭里放出来的歌——先是《喀秋莎》，然后是《啊，朋友再见》。
达莱马领导的意大利第五十六届政府是14个月之前才上台执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