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么一直闹到天亮。第二天我咬了牙问兵谁那么捣蛋，谁那么欠揍，闹得我一夜没睡。兵都笑了，说不是我们。我说我知道不是你们，我问的是狼。兵说哪儿来的狼，是老鼠。兵说昨晚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习惯了，不碍睡，再说人家拿你当客人，要和你亲近，我们也不好管。我愣了一下，很沮丧，突然觉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把木棍高举在头顶，我拉开门冲了出去，我披着被子缩了脖子守在那里，闹了半天是老鼠，太没意思了。兵看出了我的沮丧，认真地安慰我，说老邓你不要妄自尊大，老鼠不是一般的老鼠，不是你见过的老鼠，这儿的老鼠两尺长，牙长得跟七七式手枪子弹一样，个个穷凶极恶，真跟小狼似的。我笑，说吹吧，你们的月亮比人家的大，老鼠未必也大？连长点头，印证他的兵的话，说他们没说谎，真有那么大，前两天我们一个哨兵夜里站岗，被一只饿极了的老鼠袭击了，咬得血哗啦的，差点儿没咬死。
和永远长不出翅膀的蜻蜓以及两尺长的老鼠为伴，这样的兵无处沟通，是孤独的，孤独到极致，会变得很奇怪，比如他们说话的方式。
我去麦克马洪，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些兵们，要么他们特别爱说话，见到人喋喋不休，一刻不肯停止下来，好像那里的空气中含有一种生长话语的活性剂，他们呼吸那种空气的时间久了，话语生长机能十分发达，不说就会醉倒或爆炸似的。要么他们特别不爱说话，见到人羞涩地冲人笑一笑，然后走开去干别的什么事，要是没有别的事干，或者你不允许他走开，他就站在那儿，板着脸冲着你发怔，一直发怔到让你心里发憷，不得不赶快让他走开。
特别爱说话我能理解，那种地方远离人烟，与世隔绝，一年半载见不着一个鬼影子，来一个人跟来一个神仙似的，见到谁都想老远地扑上去抱住了亲两口，要能说上话，那自己也成神仙了。照片里的那几个兵就属于这一类，他们不断地说话，和我说、和同伴说、和石头说、仰了头望着什么也没有的天空说、低了头自言自语说。他们说的话我听着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比如有一个兵很骄傲地告诉我，他的一个同学养长毛兔，养成了万元户，是乡间最富有的人，差不多就跟地主一样了。我说地主不稀罕，经济发达地区，池塘里捞虾子，最次也能捞上一网地主来。我告诉他《财富》周刊富人榜的事。我说现在的富人不说有多少钱，他们对钱已经没有感觉了，他们只说有多少资金能够供他们运作。他们愣愣地看我，然后集体哈哈地大笑，说老邓你真会讲故事，你的故事讲得太好了，能拍电影。
不管是不是恍如隔世，和能开口说话的兵在一起，我还能找到一种感觉，心里知道他们是远离人烟太久，已经不太食人间烟火了。我只是不能习惯那些不开口的兵。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日喀则军分区冈巴营一个士兵的。冈巴营驻守在砾石地带，防区内大部分地方连棵草都不长。士兵们长年见不到绿色，心里想得慌，就在春天的季节里，从伙房偷两瓣蒜，养在刷牙杯里，每天夜里睡觉时，焐在被窝里，等它生出两片翠绿的蒜苗叶来，每年能看上十天半个月的绿。我在冈巴营就亲眼看见过士兵们种出的这种蒜苗叶儿。那个冈巴营的士兵在当兵的第二年接受了一项任务，他被分配到一个单独的点上执行任务。点离营部上百公里，附近没有人烟，营里每半年派人送一次给养到点上来，平时点上就只有兵一个人。砾石地带更像死亡地带，除了那个兵，活着的只有凛冽的风和圆了又亏的月亮。那个兵顽强地与孤独斗争着，在一遍又一遍对着梦中的姑娘说着虚拟的情话和对着山谷大声唱歌之后，他学会了数砾石，那是他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它们甚至成了他捱过长久孤独的伙伴。他用数砾石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毅力、抵御孤独带来的精神失常危机，并且渐渐地不再唱歌和说话。后来一个将军到冈巴营检查，听说有一个兵一个人驻在一个点上，将军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兵。这很困难，但将军的话就是命令，冈巴营的主官们组织了一支干练的小分队护送将军上了那个点。将军看见那个兵的时候，那个兵正在垒砾石，他把砾石垒起来，再拆掉，再垒起来，就像城市的孩子堆积木似的。他已经十分熟悉那些大大小小的砾石了，甚至知道每一块石头砌在什么地方会让城墙砌得好看并且结实。他怀里抱着砾石，做梦似的看着喘着粗气由年轻的士兵们架上山来的将军，呆呆地站在那儿发着愣。将军推开搀扶着他的士兵们，向他伸出手去。将军说你好。将军说你辛苦了。将军说你是哪儿的兵？将军说你怎么不说话？将军后来红着眼对冈巴营的主官说，每两个月上来一名干部，带上两本书，什么也不干，专门和他唠家常，唠他三天三夜，再让他把那两本书全部背熟。将军说让他开口说话。
我去麦克马洪线的形穷普章，那里有一个3197高地，高地的顶峰只有百十平方米，驻守着中方边防军观察哨的四个兵，他们分别是班长彭勇、士兵王俊风、士兵冯忠诚、士兵高丰华。四个兵都很年轻，和观察点的脚下驻守的印军的大胡子兵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后来发现那四个兵互相不说话，他们在百十平方米的山头上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各自干着各自的事；要是需要配合，互相很默契，并不通过语言，一个眼神就有别的伙伴过来搭把手把事情干了；没事可干时，就干坐在那儿冲着天上的云彩发呆。我向他们提问，问一句他们答一句，答得很吃力，有时候索性沉默。我先以为是羞涩，后来发现不是羞涩，是语言组织上的困难。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说话，他们羞涩地笑笑，不回答我。我坚持问。陪我上高地的连长就接过话来告诉我，四个兵刚上高地时，乐呵呵的，什么都说，后来什么都知道了，连每个人十个手指头十个脚趾头有几个斗几个箩都一清二楚，连幻想都不再有新鲜的，再往下说，就说得过敏了，一开口就想呕吐，于是只好闭嘴不说。
那些兵常年待在那种远离人烟的地方，没有人说话，时间长了，他们渐渐失去了说话的功能，甚至对说话有了恐惧；有些兵说话就像孩子，没头没脑，还有一些兵一说话就激动，还没开口，眼泪就下来了。
边境线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那儿生存着的生命也因此而变得不那么现实，有些奇怪。
边境在和平共处时期听不见枪声。那么多训练有素的军人枕戈待旦地对视着，枪的扳机被手指磨得锃亮，却听不见枪声，这也是奇怪的。
战争在政治家的谈判桌上生生死死的时候，是在军人的梦里游弋着，而在现实中克制着。边境的和平时期其实是冲动和恐惧俱存的，因为那样俱存着的冲动和恐惧，有时候会有一些军人的幽默事件发生。边境双方有固定的边境会晤，以解决双边的边境芥蒂。我去错那边防团时，错那边防团副团长张晓风刚参加过一次定期边境会晤回来。他说，操，太没劲儿了，人家上次说喜欢中国的水晶器皿，我带了一大箱水晶器皿去，他们也送了我一大箱，宝贝似的，用钉子钉得严严实，我也不好当面撬开，让兵搬回来，费了好大的劲撬开，你猜是什么？是咱们老百姓掉在那边的锈马镫子和破马鞍子，人家收罗起来全还回来了！
有时候幽默会变化，变成纷争。比如对方的兵来了。对方的兵在得到了森林、河流、灌木丛、草原之后，还想要砾石。对方的兵把界碑踹倒，气喘吁吁地深入内陆，在已经痛苦了耻辱了的砾石地带上竖起一块新的界碑，宣称这片什么也不长的砾石之地的新主人。这边的兵当然就不干了。这边的兵和他们的前辈已经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失去了森林、河流、灌木丛和草原，哪里还肯再失去裸露出忠贞的砾石？这样两方就会有争执。
我就听说过一次这样的争执。当事人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是西藏军区的一名作训主官，参加过上世纪下半叶的一场边境战争。有一次他去边境检查作战准备情况，部队汇报说对方摸过来了，在深入我方腹地几公里的地方竖了一块新界碑。这位作战主官一听就恼火了，说了一声带路，他和他的兵就上去了。海拔几千公尺的高地，兵爬得直想呕吐，血压一个劲儿地往上蹿，眼睛突现出来，眼珠子恨不得要掉下来，他蹬蹬蹬，迈着大步就上去了，见到对方竖起的界碑，二话没说，抬腿一脚，将界碑踢得轰隆倒下。
我后来问过他这件事。那是在武汉，他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军留学干部工作会议返回西藏，顺路去河南看他当年的老班长，捎带一脚来看我。我们俩盘脚坐在宾馆的客房里，抽着烟。我说带他去看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黄鹤楼。他说不看了，“除却西藏不是云”。他说他从西藏下来从不抬头看天，如果讲礼貌一定得看，他就闭眼仰头。他说他想念西藏那些天空中晃晃悠悠悬在那儿的云彩。我就想起那个故事来，想起给我讲那个故事的人说起的那个场面：一个威风凛凛的战区主官，像一头被惹怒了的公麂子，大步朝高地上蹿去，一只鹰从他的腰间掠过……我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他一脚踢倒对方新竖的界碑的事儿？他说有。他说他们扯淡。然后他就住口了，低着头狠狠地抽闷烟，不肯再谈这件事。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扯淡是指的谁、怎么扯淡了；他说的他们，是说传播这个故事的人、抑或是说制造这个故事的人；他说的扯淡，是说事情被传播者改变了原形、抑或是事情的制造者没有道理。但我知道他大步朝高地上走去，一脚蹬倒了对方竖在我方腹地上的界碑，是确有其事。而且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其实是一位绅士，在俄罗斯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因为迷恋音乐，音乐会大厅规定了必须成双成对地进入，他便向一位俄罗斯同行“借”了他漂亮的妻子，穿着正规礼服挽着她修长的玉臂走进音乐大厅。他也习惯在公共汽车或别的什么公共场所给老人、妇女和孩子们让座，替他们拎着行李。
他那天骂人了。他说扯淡。
我在麦克马洪线的砾石地带见到了许多卫戍边境的边防军官兵，因为某种原因，我和他们中间的某一些人有过一段生命上的交往，少数的人，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更多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我只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兵，就像我知道那些高地上，到处都有砾石一样。
我还知道，人一到了那种地方，名字就不重要了，形式也不重要了，总之他们代表着一种什么，比如国境线，比如一座山、一条河、一丛开得茂盛之极的杜鹃、一只叫得悦耳的绯胸鹦鹉，或者一片砾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