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任何一种政权以及政权的领导人都有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它关系到权力运行的是否顺畅和民心民意的向背。尽管传统社会里政权都有武力的背景，但马上得天下的“强人们”却从不敢懈怠了为自己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
春秋五霸遥奉那毫无权威的周天子，为的是换来自家霸主身份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哪怕是空头天子的认可，只凭武力，阻力就会大得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就是使自家的权力披上汉天子的外衣。“禅让”、谶纬都成为改朝换代者取得合法性依据的借口。此外五行轮换、五德交替，以及天相以符人事（即皇权受命于天）的种种理论，都是为皇权寻找合法性依据的大本大源。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将尊孔作为获得或曰加强合法性依据的手段，但他们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作为权力主要的合法性依据，而后者正好相反，必须强调胡夷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强调周文王是东夷之人等等的妙论。
合法性依据也可以凭借长时间而且有效的统治获得，满清入关，由于推行剃发令，曾引起了激烈的反抗，怀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士大夫也长期坚持反清活动，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武力征服与怀柔政策交相施用，满清稳住了江山，渐渐地，一般老百姓开始习惯了异族统治，而士大夫也纷纷归顺新朝，从而满清也就获得了统治的合法地位。
一旦一个朝代确立了其合法性，那么这个朝代的合法性依据已经有了，但每一个统治者的合法性仍需讲求。一般来讲，按正常继承程序继承皇位的人，有血缘和上届皇帝的“遗诏”作为依据，大体不成问题。但如果争位者比较多，争夺激烈，也会出现疑问，如雍正的继位，种种谣传一直传到清亡仍未止息。他自己跳出来解释，反而越擦越抹越黑。乾隆以后，由于密诏传位制度的实行，像他父亲继位那样的风波消失了，但三传之后，又出现了他们列祖列宗也难以预料的太后临朝问题。
我们在前面曾反复讲过，太后临朝称制在有清一朝没有制度上的依据，但是一方面是由于那拉氏身为小皇帝之母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也是她具有的政治实力和手段，她还真的脱颖而出了。
不过，在她垂帘之初，她是巧妙地借用了皇室宗亲的地位和招牌，掩饰了她不合祖制的行为，咸丰的亲兄弟恭亲王奕不仅顶上了清朝废置已久的议政王的头衔，而且还兼任握有实权的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以他皇帝至亲的身份，直接出面秉政，多少冲淡了那拉氏的违制之举。
在西太后垂帘的最初十年，西太后的行为是十分谨慎的，摆出了一副精励图治的架式，还时常听大臣给她宣讲经史。而且恭亲王也的确拥有实权，实际上是他与西太后在共同掌权，西太后对恭王也相当在意，清朝几代皇帝为阻止八旗子弟的腐化，曾几次三番下令禁止旗人看戏（实际上从未真正禁住过），到晚清时节，禁令早弛。西太后本人是个戏迷，但在这个阶段，她就是不敢在宫中唱戏。她与恭亲王除掉了肃顺，但却仍然重用肃顺重用的汉族大臣，卒赖其力，得以剿平太平天国，迎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的“王与马治天下”（东晋时人称王导与晋帝司马睿语）。因此，《清史稿》评论这一阶段的统治时说：“穆宗冲龄即阼，母后垂帘。同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义安。非夫官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剔除其中的谀词，倒也说出几分实情。
可是，老天不作美，西太后垂帘垂到十四年的时候，同治帝一病不起，一下子她统治权的依据就要丧失了，这次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比咸丰死时还要严重，眼看她辛辛苦苦挣来的权力就有付诸东流的可能，据说，西太后曾说：咸丰死时她虽然悲痛（也有几分高兴，因为这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却“以为犹有穆宗可倚，孰意穆宗至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也就是说，西太后的统治权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不过，这一次的危机也有对她有利的地方，这时的她，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统治风雨的考验，不仅成熟老辣，而且有了“政绩”。在祺祥政变时她仅仅凭阴谋，而这时的她已经有人望了。她所缺的只是一个依据，于是她非常迅速地给自己找了一个依据--再给咸丰找一个继子，好让自己再当太后。
显然，这又是一次公然违犯祖制的行为，漫说同治并无亲兄弟，就是有，清朝也没有兄终弟及的传位传统，而且在其他朝代，这种方式也是招人诟病的（因为它易招致争位而使政局动荡）。所以，西太后的旨意一时受到了相当多的非议，拥立溥字辈（同治的下一辈）的呼声很高，据说恭亲王奕也有所参与。居然还有人不识趣地提出用“颁立铁券”的办法来确保同治帝嗣子的皇位（实际上就是借题对西太后不为同治立嗣的作法表示抗议）。同治皇后死后，一批朝臣又来借题发挥，纷纷上奏要求给同治后加谥，最后又有人（吴可读）来了个“尸谏”，把抗议浪潮推向高峰。这些反对声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动摇西太后统治权的合法性。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西太后总算凭着她的声望、势力与铁腕平息了反对的声音，暂时稳住了她的阵脚，但经此一番波折，她自己也十分清楚，在嗣子的前提下，她统治权的合法性大大成问题了，因此，她不得不再三宣称“垂帘听政之举，本属一时权宜”，“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值得注意的是，向她权力合法性发出疑问的，以满员为多。同治新丧，在立嗣的西暖阁御前会议上，内务府大臣文锡即提出：“请择溥字辈之贤者而立。”光绪立后，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又上奏折，公然提出什么宋代宋太宗赵匡义传子不传侄的历史教训问题，明白地含沙影射。除了这种公开站出来的反抗之外，私下背后的议论肯定更多，恭亲王奕态度也不明朗，连一向老实听话的醇亲王奕譞，在听说让他儿子入继大统之后，以壮年之躯，居然昏迷倒地，一病不起，显然他心里明白这种不合祖制、有违传承惯例的做法暗含的危机，对骤然降临于他家门的无妄之福感到莫名惊恐，一时承受不起这个压力。
对于汉族大臣来说，太后称制临朝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虽然于经不合，但却有史有征。由于有西太后的“政绩”和积威，他们一般比较容易接受西太后统治这个事实，心中稍感不平的道德感又受到“母子”关系的孝道的抚慰，而吴可读的尸谏，虽说闹得沸沸扬扬，但此人此举并无别人指使，因而不能说有多大代表性，况且此人一向行为怪僻，常有俗称“冒傻气”的举止，人送外号“吴大嫖”，以嘲笑其一次青楼痴行，这说明这位前御史在汉员中声望不著。而那时颇有名气的清流党人，反而都很自觉地站在西太后一边，巧舌如簧，找出种种不是借口的借口，为之解围。所以，西太后在垂帘以及以后的把持国政方面，似乎并不太在乎汉臣的反应，而终其统治之期，她都十分在意满族大臣的态度，也在意自己的行为在旗下舆论中的反响。显然，这是因为满员还不习惯这种对祖制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在心理上更难以接受女人统治的缘故。
那么，为什么西太后不将统治支点移到汉族大臣这边，干脆不理睬那些想不开的满员呢？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西太后自己就是满族的一员，而且已经跻身满族皇室，她不可能忘记她所赖以行使权力的政权的性质，否定了这个性质，她统治的最基本依据就没有了，因此，她无论如何也要确保满族大员，尤其是亲贵对她统治的支持。
正因为如此，她在光绪承统这个转折关头，在陆续整掉了公开表现异议的满族大臣之后（并非极端手段），又将态度暖昧的恭亲王奕从首席军机与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的宝座上撵了下来，说他“始尚小心匡弼，继而委蛇保荣。近年爵位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其实是说他于西太后想办之事“不肯实力奉行”。但是却接连将醇亲王奕譞和礼亲王世铎这两个满族宗室亲贵推出来，接替奕的遗缺，另外又将额勒和布，徐桐（汉军旗）等调整入军机，反而强化了中枢机构的满旗特色，以换取旗人的支持。
1889年，光绪年满18岁，西太后不得不宣布归政，将一部分处理日常政务的权力交给了光绪。按法理，光绪的权力是制度赋予的，与西太后无涉，但是依情理，他的权力却是西太后让给他的，西太后此时虽年逾半百，精力却依然健旺，头脑清楚，并且十分有效有力地控制着政权，行使着权力，如果她是个男性，谁也不敢，也不可能指望她会交出权力（哪怕是部分的、名义上的权力），可是现在她必须交出来，必须把自己握热了的权力拿出来与别人分享。至少在她看来，光绪所拥有的权力是她赐予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光绪和他周围的人可能更多地想的是法理，而西太后和她的亲信则更在乎情理。双方在光绪的权力合法性上，从一开始就有了不同的立场。
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激发了光绪改弦更张、变法改革的欲望和心意，当他向西太后表示这种心意的时候，西太后再一次感到了尴尬。出于清王朝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她不能不让光绪变法，但是如果答应光绪的变法请求，就意味着要进一步让出权力，甚至可能最终失去一切权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之时，就是“嗣皇帝”建立事功（政绩）之日，一旦有那么一天，西太后不仅制度上没有权力合法性的依据，而她最后的依恃之一，她的事功也将黯然失色，那么她也就只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条路了。
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即使老谋深算如西太后，一时也表现出相当的犹豫和狐疑不定，一方面，她同意变法，而且一度表现出对新学的关注，甚至表示过只要不易衣冠，改正朔，可以一任光绪所为的宽容姿态，而且，一度对光绪的权力也比较放开，光绪于是一口气发布了多道上谕，图强变法。在甲午战争期间很遭光绪讨厌的孙毓汶、徐用仪先后被光绪赶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是，另一方面，西太后并不明确表示废止《归政条目》，也不强调它的存在，在权力归属问题上含糊其辞。
但是，这种状态只存在了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难忍寂寞的西太后很快就结果了自己的游移不定，一日甚一日地表现出对权力的渴望。一批批因变法而感到失意和不满的旗员也乘机包围着她，使她渐渐处在了最得旗人之心的位置，而且她明白地意识到，只要她反对变法，旗人的绝大多数就会置祖制于九霄云外，狂热地支持她的复权。
尽管如此，她的矛盾心理依然存在，为了抓住权力而毁掉变法，毕竟要冒毁掉大清江山的风险，冒为方世唾骂的风险，她尽管是个女流之辈，恐怕也不会那么心安理得。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政局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孝道的大帽子，让光绪不时地到颐和园请安，或者她入宫去看光绪，使光绪不得不将变法的情况向她汇报，不露痕迹地居处裁决者的地位。直到最后，百日维新已经开始，她才重行坚持《归政条目》上赋予她的权利，要求将奏折“慈览”，并重申京官侍郎以上、地方督抚的任命要向她“谢恩”，明确地拿走了高级官员的任用权。这个时候，帝后双方的矛盾已渐趋白热化，所以西太后才这样赤裸裸的跳出来。
可以说，在维新变法期间，西太后维持权力的最大依据就是以母子关系为基础的孝道，她的这个孝道里，明显包含着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这种赐予心理，由于这种心理作怪，就形成这样一种怪圈，西太后认为光绪的权力是她赋予的，没有她，光绪什么都不是．因此，光绪就不应该不听她的话，可是如果事事都听她的话，那么也就等于没有把权力赋给光绪。出于种种原因，西太后自己全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的意思，光绪自然也没有这个勇气，向西太后指出这个貌似有理，实则荒唐的悖论。维新派在事情过后，痛定思痛时虽然指出了光绪权力并非出自西太后的道理，但在当时，他们也同样碍于这个让人难堪的孝道。康有为亡命之初，康有为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然我国之帝后，犹贵国之有公武也（即日本的天皇和幕府--笔者注）。帝后之隙已深，亦如贵国万无公武合体之理。然贵国公武异处，而我则帝后同居；贵国王室与幕府，犹有君臣之分，我朝皇上与西后，当牵母子之名。同居则行事甚难，假名则群臣易感，既猜忌甚至，故布置甚难。”实际上，当时的康有为在这孝道的大名目下，也难有作为。到了最后关头，孤注一掷想借军事冒险兵围颐和园，本是理所当然的反击之举，但事后却讳莫如深，不敢承认。
变法的授权到底出自于谁？按法理应该是制度，皇帝有理所当然的权力。但在当时，西太后却坚定地认为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出自于她的授权，而光绪并不否认这一点，因为他多次去讨这种权力，维新派也不敢甘冒“离间”人家母子之“大不韪”来否认这种授予关系。西太后发动政变以后，也从不否认她曾允许光绪变法，而只是谴责他胡闹。这样，就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很不合理的逻辑：既然变法的权力是西太后授予的，那么她就有权收回。最为可悲的是，在政变发生的时候，民意民情基本上是倾向于西太后的。由于对变法的隔膜与反感，使他们忘记了光绪作为皇帝的合法权力，反而认为太后的决定才是合法合理，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很扭曲地得到了民意的认证。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作为传统社会的当时的中国，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标准是混乱的，因为权力的传递与传承的规则就是混乱的，合法性依据既有民意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还有实力因素和伦理因素（直到现在，人们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权者的父亲或母亲可以支配有权者行使权力）。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也有赖于社会的进化。
四、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康党”是顽固派赐予维新派的蔑称，不过康门弟子却对此自承不讳，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吾侪亦居之不疑也。”在上个世纪之交的那些个年月，几乎所有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的知识分子，至少从思想感情上，都有过。康党”的身份。那是个“康党”独领风骚的年代，后来很风光的孙中山的革命党，在那时非特没人理睬，而其自身也没完全断了改良的幻想。
以往说到维新派，学术界总习惯于将之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每逢提到戊戌维新，总要先行陈列一下中国当时那点拿不到台面上的民族资本，进而将维新变法的失败，归结于这个阶级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民族资本家，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埋头创业的商人们的多数，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生怕被牵连致祸。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至多不过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康有为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在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如王充、范缜、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等，但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学识和见地，使他们的思想中有了生剥活吞、消化不良的西学成份。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败，没有甲午战争瓜分中国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势，万木草堂的师生们大概也与他们的先辈王韬、冯桂芬等人的命运相似，只好著书立说以终老，未必有机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党”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中国命运）的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特别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报仇雪耻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称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之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的“狂人”。
作为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者，维新派的确“狂得其所”，一支支毛锥摧枯拉朽，涤污荡浊，振聋发聩。但是在那个时代，被时务体妙文所唤醒的只是那些有心救国且思想开化的士人，而老百姓的大多数却依旧被文化保守主义的迷雾罩住，他们虽然痛恨外国人的侵略，却只幻想回到过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绵延几十年中打洋灭教中积累起来的仇恨，在变法运动的时候达到鼎沸，农民对西方的敌视，使他们连带着对一切向西方学习的行为表示不解和反感。在变法运动期间，农民对变法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和并不惊人但也非常明显的敌意。
老百姓与维新派之间是相当隔膜的。长期以来，统治者一向执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肉食者谋的政治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所以，老百姓除了交粮纳赋之外，一般很少与政权打交道，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无论是朝廷的党争，还是政策的变化，只要不在赋税上有所反应，老百姓总是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太清楚朝廷政争中的正义和不道德，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了解真相。老百姓对忠臣义士的同情心，一般只寄托在戏台上人物身上。
一般老百姓实际上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也许是由于时间持续得不久，而且也没发生战事，更关键的是维新政治几乎与他们无涉，所以，在近代历次重大事件中，维新运动在农民中留下的印象最为淡薄。一位研究者写道：“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的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一、‘南洲门设站’；二、‘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三、‘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也是难免的），所涉及的各方各面，大都一时与老百姓不相干，所以没有什么人会把维新变法当成“大事”。
在某些情况下，老百姓还对变法有些不满。北京的维新政策有些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如为整顿街道，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西河沿，甚至禁止店铺悬挂招幌，违者笞罚，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些被驱赶的小商小贩和被妨害的店铺主人显然不会对变法说好话。改科举废八股之举，应该说是断了相当多的贫寒士人的入仕之路，改革对他们的损害显然要比乡绅子弟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经济能力改弦易辙，获得西方式的教育（这种教育费用高，而且新式学堂多设在城里，更休谈留学。）。改淫祠与寺庙为学校之举，在相当一部分农民眼里，几乎是与洋教的洋鬼子干的勾当相差无几。据时人记载，变法运动中“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等因。各处痞棍藉以索诈僧尼胁迁他处，或没人其产，或以轻价得之，僧尼尤被其患。”这种举措，既损害了农民的信仰感情，又威胁了僧尼的生活（大部分僧尼道人均属贫家子弟）。信仰上的迷信，是应该扫除，但这必须依靠农民的自愿自觉，强加于人，一般只会事与愿违。此外，湖南维新派将保甲局改为保卫局，是他们学习西方兴办警察制度的一种尝试，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的措施，保卫局成了官绅合办的警察机构，对城乡的治安大有裨益。但是，由于湖南著名的反教乡绅周汉的竭力煽动，湖南反教情绪非常浓，因而，保卫局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取缔老百姓的打教闹教运动，保护各个教堂。在维新派眼里，此举虽每年花费数千金，但比之打教导致的赔款还是要合适得多。但是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不啻成了洋鬼子的保镖。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还能知道有维新变法这回事，晓得世上有个“康党”的老百姓眼里，康党的形象会变成“白脸”。正像维新派自命不凡地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一样，在老百姓眼里，康有为和一班儿要变法的人俱是“奸臣”与“汉奸二毛子”。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密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路过直隶省城（保定），“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或有甚其词者，曰此老如此形容，富贵已极，犹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杀却，岂不省事？舆论纷纷，异口同声。”这里，人们是把张荫桓当作维新派来看的。所以说张荫桓也等于是说康梁。在那个时候，顽固派所造的谣言“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荒唐之极，可在城乡却不胫而走，康有为要当皇帝的无稽之谈也传得沸反涛天。山东的一个小小典史（属不入流的佐杂官，在清末，这种官如果候不上差，往往穷困潦倒，与一般贫民无异），居然十分自信地断言：“妙峰山四月十八冻死百余人，其兆甚凶。光绪皇帝前年信用康有为，无故地要变法，我们中国的铁桶江山，叫他闹坏了。”当被问及康有为是何等人时，该典史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谋篡位者也。”在政变发生后的年月里，山东城乡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大国圣人’之类”的无稽谣传。在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之后，甚至还有传言“康有为带六国兵来，现在僧装，住烟台店中”的（说到这里，需要加一点注脚，在义和团运动中，一些下层文人习惯将与中国对峙的西方诸国称为“六国”，其心理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战国时代的秦国，期待秦灭六国的奇迹再现，一般老百姓也跟着这么叫，待到中国真的战败，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民间又将六国改成八国，即现在约定俗成的“八国联军”，实际上两者均不对，实数应为十一国）。而当时的天津民谣有“八镇八远加一康，卖国奸贼李鸿章”之句。似把康有为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同斥为“卖国奸贼”。这种论调在北京的街谈巷议其实很普遍，在甲午战败后痛诋李鸿章之余再顺势加上康有为，在八国联军破城时，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洋兵进来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义和团运动中赫赫有名的口号，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中找出变法期间顽固派有关光绪帝人教的谣传有关的蛛丝马迹，嗅出在义和团运动中团民对变法运动的反感。据说，维新派的激进分子秦力山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只身至天津，求见掌拳大师兄，痛陈利害”，结果被指斥为“二毛子”。
维新派与一般民众之间误会之深，隔膜之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从来变法都是讨人嫌的一项事业，挨骂是变法倡导者的本分，而且往往由于变法后的反动而下场很惨，但被人指斥为卖国贼，可能还是康梁等人拔的头筹。我们应该承认，双方的这种隔膜与误解，不只是维新派自己的悲哀。
在变法刚刚失败时，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曾自艾自怨地诉苦说中国此次变法的“生不逢时”：“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痛感变法碰到了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上，国际形势的险恶对变法的种种不利。其实，梁启超还忘了由险恶的国际形势有关的另一种变化，这就是由于长时间西方侵略和中国失败与屈辱造成的民众反侵略情绪高涨和夹杂着的非理性盲目排外情绪的过热。
对于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并不很鲜明，但外国侵略与中国的屈辱他们也是清楚的，他们本能地在战争中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护官”与“保朝”，冯子材中法战争期临战招兵，振臂一呼，二十营即足额，连远在贵州山区的农民，听说中法开战，碰见前来游历的“老外”就当成间谍来围打。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官兵与日本人打了那么许久，不过毙伤日军千余，而台湾一地的民众武装就先后使日军付出了万余人的代价，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将。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觉痛楚与不平的，还是与西方教会的冲突。由于西方传教事业的武力背景，也由于它们强烈的文化征服意味，当然也由于农民与传教士之间深刻的文化隔膜，在传教士眼里，中国农民是不开化的士人，而在中国农民眼里，传教士则是无人伦的禽兽与挖眼剖肝无恶不作的恶魔邪教。不要以为数以万计，不胫而走的打教讹言，诸如洋教毁弃神佛，不敬祖先、荒淫乱伦，挖眼炼银等等传说仅仅是讹言而已。在当时，相当多的老百姓是信以为真的（当然也确有一些真的因素如不许祭祀祖先），他们参加打教，一方面是因为洋教确实触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真诚地想驱逐这些前所未闻的邪教妖魔，以求太平安宁、几乎每次打教闹教事件，参加者大多是理直气壮的（少数有意趁火打劫的匪徒除外），在他们看来，那些拐人孩童、淫人妇人，挖眼制药的邪教恶魔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惩治，官府应该支持他们。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几乎每次他们都被告知是他们错了，他们不仅要为此付出赔款，有时还要搭命，为首者只要被拿住，无一例外地要入狱或者杀头，有些教民还要求赔席赔情，让打教者受到公开的羞辱。
几十年来，没有什么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打不赢官司，为什么他们传得沸沸扬扬的奇事其实并无其事，只是成见和误解的幻觉。更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迷信的害处，偏见的无益。再加上本来就掺合在其中教会真实的劣迹（民方有理的教案），一些民方有理的教案也同样以民方的败诉结束，使得他们的愤忿愈积愈多，到了甲午之战，瓜分危机的到来，原先积蓄已久的怒火顿时燃成民众的反抗之火。以武装起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打洋灭教活动渐渐在中国大地蔓延，四川、浙江、湖南以及直隶与山东都掀起了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武装打教风潮，参加的农民认为教会就是潜伏在中国各地为瓜分中国工作的先遣队，反教活动已经从平日的民教纠纷上升到救国拯民的层面，被赋予了反帝爱国的意义。
然而，这时勃起的乡村民族主义，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绪很浓，心怀愤忿的乡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学习而后自强的正确方针。他们打教灭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到平静的过去。因此，在一般老百姓高涨的民族情绪里，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几十年来开明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所有成果与痕迹，都具有不名誉乃至罪恶的意义，在山东反洋教的人们，对洋学同样的反感，打洋教与打洋学是混在一起的。本来并不讨厌轮船与火车的农民，因为这两样东西附带的外来侵略意义，也开始痛恨起它们来了，扒铁路、拆电杆成了相当普遍的行为。
本来，在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进行近代化变革时都无一例外地会受到来自民众方面的阻碍，甚至仇视，但是像中国甲午之后这种带有强烈仇恨的普遍敌意还是不多见的，这种普遍的敌意和充斥城乡的不安，已经使中国处于一场民众大风暴的前夜。在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对戊戌维新变法的一种反动，甚至把西太后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看成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老百姓反帝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积聚，更忽视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普遍的贫困化。而后者才是一场大的民众运动爆发的基础。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维新变法正好赶上了一个多么难办的境遇。即使他们在政坛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也将面临如何扭转民众情绪的艰巨任务。一般老百姓不是有知识的士人，正在非理性的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浪尖上，却要接受学习西方，善待洋人（包括传教士）的政府政策，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难了。
应该说，维新派对西方和西方人特别是西方教会的态度是合适的。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目的，却能以十分谦逊和十分开放的态度向西方学习，而且能忍辱负重，向刚刚野蛮侵略了自己的日本学习。他们对基督教一般持一种比较理性的客观态度，康、梁、谭诸人均把它与孔教、佛教并列，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他们虽然对基督教的活动不无警觉，但均能冷静地分析它的长处和缺陷，如康有为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世间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法二门也。”他们对盲目打教闹教的否定和对教会的保护，也不失为冷静之举。
面对于中国士大夫有开化启蒙之功的英美新教的传教士，维新派与之关系非常密切，彼此都对对方大有好感，梁启超说李提摩太是维新运动的良师益友，在变法的危急关头还曾向其求救。传教士也对维新派印象不错，李提摩太甚至于幻想康有为可能会入教。
按道理说，维新派的举止都是无可厚非的，将所有传教士都冠之以“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是否合适，并非我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不论这些传教士真实的居心何在，他们在戊戌维新中的表现总还是友善的，维新派争取他们的帮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合理的，因为变法需要国际援助，而通过传教士争取这种援助确实是一种合适可行的途径。
问题是，维新派在做出上述的种种举动，恰恰是农民所嫌恶的。当维新派把自己处于与农民思想感情所对立的地位时，显然忽视他们将要面对的困境，至少对这种困境估计不足。更为可虑的是，他们往往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全然没有估计到这种情绪所蓄蕴的巨大能量，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当然，在维新运动最初的年月，在策略的运用上一时还无需争取民众的力量，因为属于上层政治斗争的变法活动，民众的声音没有多少分量。而且在那短短的几年里，维新派还没有精力来搞民众启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应该清楚，民众的分量最终还是会在改革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民众的觉悟，近代化毕竟还是无法实现。
一般老百姓对维新派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维新派毕竟分属境遇悬殊的两个阶层，在文化上也分属不同的层次，只有士人（而且是家境不错的士人）才有可能接受西学的教育，形成较为理性的文化意识，而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对维新派的种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爱国与反侵略的因素。
然而，维新派顽固的英雄史观却使得他们总是居高临下地看着老百姓，只看到了老百姓的愚昧，却没有对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连这种引导的意识都没有。如果说在变法的当口没有精力和时间的话，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义和团充满了仇视，认为团民就是后党和暴民（这一点他们远不如革命党人客观）。他们把老百姓的愚昧、落后和封闭视为绝对化的模式，眼里只有士人。其实，正如以往出身农家的士子往往要显露出比世家子弟更为优长的才干与见识一样，农民接受新事物、新道理未必就不如士大夫，至少要比那些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要强些。
当然，我们在此责备维新派未免过于苛刻，在那个时候，让维新派充分地理解农民，充分重视开民智（不是绅智）的重要性，并不现实。农民思想意识的整体性改观，客观地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正确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那个时候还远远不到火候。这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自从戊戌以来，老百姓的麻木、落后、愚昧以及散漫的状态常常令思想家们心灰意懒，这也说明了这项工作的繁难。
幸好，值得欣慰的是，在变法失败后，愤激之下要“挑战四万万群盲”的梁启超，在庚子之后，终于开始艰难的民众启蒙工作，他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与大量的俗语报、白话报一道，把一点一滴的国家、民族、世界及科学的常识灌输给民众。只可惜，这种尝试没有坚持很久。
老百姓看康党，似乎看错了，可是康党也部分地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