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是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当时未发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根据瞿秋白手稿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二卷，题目为《文集》编者所加。
承你送我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的书，谢谢。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我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整理这“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因此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但是，大致的一个轮廓还是容易寻找到的。自然，譬如杨筠如做的这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只不过汇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的政治的情形底描写。
中国的封建制度的命运是有些“别致”。通常总想在中国创造一些特殊的学说，比方说中国没有封建制度，说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社会，说中国没有贵族等等。那些“学者”预先把欧洲的封建制度作为一个政治上形式上的模范，然后再把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比较，就“发明”了这些“新奇的学说”。其实，同样生产方法，生产力的一定程度，决定的是一般的封建制度的基础，而每个时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尤其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对比，历史上的习惯，宗教哲学思想……的“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等等——都可以使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期的封建制度带着一些特殊的形式，特殊的色彩。
其实，就是意大利，法兰西，英国……的Aristocracy何尝是相同的，中世纪的日耳曼民族的贵族，奥国大帝国时代的Junker，古代俄国的Boyar，后来的Boyarin，彼得大帝时代的Droryanin，波兰，保加利亚，以及回教民族里的所谓Mufa等等，都是互相不同的。
西欧式的封建制度也有一千多年；每二三百年，每一个区域，也有些特殊的互相不同的形式，以及逐渐的“形态上的变化”。但是，一般欧洲的历史纪载和通俗的对于“贵族”的解释把中国的学者弄糊涂了。中国的特点就在于：封建制度的崩坏和复活，复活和崩坏的“循环”的过程，曾经经过三四次(最古代的战国时期还不算在内)。这样的转变过程往往使得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而一般“屠沽市侩”，“舆台隶卒”利用农民暴动的没有真正的领导，反而爬到了社会的上层，变成了新的贵族。汉朝和明朝是最显著的例子。其他的“丧乱的季世”也有无数的个别的事实。“六朝门阀”这本书里就描写着东汉“孝廉茂才制度”的堕落和转变，以及陈群大人的苦心——恢复典章文物的努力。现在的潘光旦先生一定要“发见”陈群是三国时代的“不自觉的优生学家”了，一笑！其实“民国”以来的张宗昌等类的新贵族不过“命运”不好罢了。他们假使生在明清时代的环境，甚至于象太平天国的“封王”的情形之下，给他们几十年的镇静功夫，他们一样会复兴一种“九品中正”“八比文章”“考试院”的制造贵族的制度，然后重新锢定一些“士族”，“大夫族”……等类的门阀。那时候，也许姓张的老祖宗虽然是张宗昌，面子孙却算是世族大家呢。欧洲的贵族史之中也有不少纪载，可以证明这种贵族最早的出身是简单的“保镖的”(象四川的“护商队”)。
自然可以说欧洲贵族大半是“武士道”而中国的却是“文士道”。
然而这是形式上的分别，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的“深入的”小农经济，促成了一种特殊的佃农制度，同时，中国的最大的旧式工商业的枢纽(例如盐，铁，铜，锡，磁器，顾绣，河工……)事实上握在官僚贵族的手里；最主要的高利贷资本和货币资本也是这样，以前当铺钱庄银号是货币资本(moneycapital)就是现在的新式银行也还是这种资本的变相，不过它们直接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财政(金融)资本的附庸。这样，表面上贵族和地主两个“身分”不象西欧那么混合得紧凑，而是官僚和贵族的“两位一体”。而实际上仍旧是贵族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制度。做官的在衙门里是官，在本地是绅士(贵族)，也就是地主。在汉朝到六朝的时代，已经有绅士互推头脑(所谓中正)的制度。前清末年——我的年纪还是很轻，只够得上记得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的一些模糊的影象，——地方上的绅士的势力，象苏常一带，就很大的。那时事实上的“中正”还是有的。每一县里的绅士都有事实上的头脑。因为几帮钱庄当铺的竞争也就发生几派首领不断的排挤倾轧斗争的现象。这些绅士早就是当铺钱庄的后台老板，后来象盛宣怀等类的子弟的“欧化”绅士就居然公开的做前台老板了。我这一辈人已经只看见一些“市侩”迅速的变成绅士的过程，因为我有知识的时候，正是“商会时代”的开始和捐官时代的末日了。现在不是简单的绅士“中正”了，现在早已是“绅商”“中正”了。——商会就是现在的中正。贵族的每个阶层，每个派别，在朝的和在野的之间的关系等等，自然是极端繁杂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出从汉朝到清末的这个问题的历史，那实在是很有趣的。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的“矛盾”或者冲突，混合或者搀杂各种各式的“风雅”，“俗物”的概念，以及你说过的“帮忙”和“帮闲”的问题，都和这门阀史有密切的关系。
所谓门阀，就是封建式的阶级。你说起刑不上大夫的古话，我想起直到清朝末年还是保存着这个门阀的分别。是不是以前“有功名的人”，第一，见着“父母官”是不要跪的，第二，有了小的过失要交给“学老师”去打手心，第三，犯了重罪必须先革去了秀才举人的头衔，然后才能够打他的“屁股”这很可以写一篇“脚膝，屁股，手心的故事”，你不是有一篇《头发的故事》吗——一笑。
不但如此，这些“士族”不但有“屁股不挨打”的特权，而且有“打别人屁股”的特权。
我小时候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就和这打屁股问题有些关系。我们完全是城里人，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是，是个“乡绅”人家。记得大概是十岁那年，大年初一，爸爸买了一部《三国演义》给我，我在走廊里翻着那书上的“绣象”看，正在看得得劲的时候，听见哗朗朗的一声响，象是整桌的碗盏都打翻在地下了，接着就是父亲的骂声：
“混账东西，办他！拿我的片子，送他到衙门里去！”
后来，我打听着，那被“送去”的人是打了二十下屁股。为着什么事情——我记不得了。但是，随便拿一张大红名片可以打人家的屁股，这使得我非常的奇怪。而且衙门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是那时候打听清楚的。因此，张飞大打督邮那一回书，我看得特别有滋味；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我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巾贼呢”
“门阀”——我们现在翻译外国文的时候，通常总译做等级，这是和阶级不同的。俄文叫做“Сословие”，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叫做état(记不大清)，英文字典里总是写rank——但是我想在历史上也许有专门名词的，我以前曾经查过，总没有查着。
列宁曾经说过：
大家知道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阶级(Класс)的分别是把人民锢定在几种等级(Сословие)里面，这就是对于每个阶级在国家里的地位都有法律上的特殊的规定。因此，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农奴社会)里的阶级同时也就是特殊的等级。
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却是相反的，—切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等级的分别已经取消了(至少在原则上)，所以这里的阶级已经不是等级。阶级的分别，在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是同样都有的，不过在头两种社会里(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等级式的阶级(Класс-сословие)而在后一种社会里——只有非等级的阶级(Классбессословный)。
中国的等级制度既然有这样长期的历史和转变，有这样复杂的变动的过程，它在文学上是不会没有反映的。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的划分，显然带着等级的痕迹。所以：
第一，文学史的整理，首先要看清中国的高文典籍，一切文言的文学，都是贵族的文学(或者叫它士族文学，“君子”文学)。这里，有些典籍是“士君子”用自己的文字，或者标音符号(形声字和假借字)记载的一些民歌，——当时的一些平民的口头文学。但是这是极少数的。他们的记载也是极不准确的，他们的阶级立场常常不容许他们正确的去了解平民的意思，而且他们这些“远东古文化的代表”采用了一种最笨拙的“象形文字”(马克思曾经说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中希腊人是“活泼的小孩子”，而有些东方古代民族是“老头子似的小孩子”，没有生气的呆笨的，甚至于是“低能儿”。中国的古代礼教，什么走上东边的阶沿一定要走几步，走上西边的阶沿又一定要踱几步等等，很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这个形容词“老头子似的”！而中国的文字比起古希腊文来，也教人发生这种感想。这是世界一切混蛋文字之中的最混蛋的文字)。中国的贵族不会演说，没有印度的“辩才无碍”的演说术。中国的贵族文学却反而变成了“梵呗”之类的咒语——和实际说话脱离了的一种特别腔调，也许可以叫做“古腔今调”(甚至于教育部最近公布的国音字汇的说明书上，还顾虑着“故国三千里……”的“国”字不能够读做阳平声，因此〔！〕，必须保存入声的一种读法)。这些原因，使得文言文学更加和平民等级隔离。
第二，索性单独的提出贵族文学史。这是和整个“远东古国史”的整理联系着的。希腊罗马的文学史可以研究，因为希腊罗马的一般社会史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研究。而古代中国的历史——直到清朝为止，还只有一些杂乱的材料。因此，我们要来研究中国的文学史，就格外困难。其实，文言文学史的价值，只有希腊罗马文学史的那样价值。
第三，中国贵族文学史之中：一，要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映；二，要注意它受着平民生活和口头文学的影响；三，要注意它企图影响平民，客观上的宣传作用，安慰，欺骗，挑拨，离间的手段；四，要注意它每一时期的衰落，堕落，甚至于几乎根本消灭的过程(例如元朝的所谓戏曲兴起的时候，古文学，诗，词，等等的气焰低微到极点，现在一般人简直除元遗山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元朝的文学家)；以及它跟新贵族的形成而又复活起来，适应着当时许多特殊条件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
第四，中国贵族的文学，和其他各国的封建时代一样，承接着古代的封建以前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类的古代文化，文学和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政治上的一般实用“文章”还没有完全分化。所以历史的歌诀(《书经》之类其实和《汤头歌诀》，等韵歌诀，江湖口诀是同一体材)，记载，诏令，论文，都作为文学。而且因为文字的拙劣，文法的形成非常困难，所以一般只在讲究一句话怎样说，一件事怎样记载的技术。这些仅仅是文法学，修辞学上的问题，几乎占领了“文学”的全部。金圣叹那样的才子也只会用批八股的方法去批评《西厢》《水浒》。直到五四时期，胡适之的工作也还只限于考据版本和“发明”一些旧小说的描写方法。
我们的文学史必须注重在内容方面：每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种等级，各种阶层，各种“职业”或者“集团”的人生观的变更，冲突。而贵族文学之中的纯粹文学部分——赋，诗，词，再宽泛些，包括一些小品的描写体裁的散文，笔记等等，以至于所谓正史，实在并没有多少足以做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这是说文言文学发展到唐人的小说就差不多已经走到了“逻辑上的最后结局”。至于什么韩柳欧苏……的议论文章，其实不成其为文学的对象。譬如樊樊山的四六文牍，现在也和一切清朝胥吏幕友拟稿的判牍，呈文，咨文，命令，布告，奏章，以至于《曾文正公日记》一样，渐渐的沉到垃圾桶，以至于黄浦江，太平洋的海底里去。至于说文法学和修辞学的对象，那么，韩柳欧苏……桐城派的文章，和公文程式一样的有价值，也许等因奉此式的文章里所用的虚字眼，专门术语等等，还比古文派的严谨，清楚，确定。
第五，中国的白话文学的开始时期，很教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所谓“城市新文化”。自然，韵文的“民间文学”，很早就有的了。唐五代的“俗文学”之中已经有“说书”底稿似的东西，或者大半是讲佛经的，象《维摩诘经演义》等类。然而宋朝东京的“热闹”情形，耍戏的，踢球的，说书的等等风俗，很象意大利的龙巴地，威纳齐那些商业中心的情形。在这里开始形成一种“市民文学”或者叫做平民文学，庶民文学，这“平民”不是什么劳动阶级，而正是资产阶级的前身。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所谓平民，庶民，小人——市井小人之中，市侩商人事实上是领导阶级。现代中国，尤其是一九二七之后，“商”的地位，移到了“绅”一方面去了。而在宋元明清的长期的时代经过很多次的变化，移动……而一般的基础却是差不多的。所谓庶民之中的资产阶级逐渐的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那些败落户的贵族，文人也有“堕落”到这种地步的。自然，这里还有些农民的影响，不过事实上不能够有什么发展；农民文学只限于一些歌谣，最多只有北方的犁铧()大鼓，或者一部分“下等戏剧”也有农民庙会的影响；而真正散文的说书式的文学是市民的文学。从这种口头文学，变到有一定的底稿，从口头文学的底稿，变成独立的仿照说书体裁的小说。这是很复杂的过程。这里，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发育”的过程是很畸形的，一般说起来，它从没有达到过“在文化上超过统治阶级的程度”，所以这所谓平民文学更加受了许多贵族的影响。比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市民俗文学”更加受着贵族意识的笼罩。而且贵族对于这种文学的蹂躏更加利害。
这里，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以前，可以说是现代的(资产阶级式)文学的史前时期。
这部分的历史比较更加重要。我想要写文学史必须把这部分特别提出来，加以各方面的研究，象现代各国的文学一样，从这种文学的言语(文字)，体裁，技巧的进展，一直到很细腻的内容上的分析；例如《红楼梦》上的反禄蠹主义，张飞的典型，白蛇精主义等等，分析出这里面的各种人生观的冲突，矛盾，统治阶级的道德和市侩主义的道德的混杂和“决裂”……这里时代的过程，其实已经很长的了，种类也非常之多(例如南边人的弹词，以至于各种地方的戏剧)。最初的工程，恐怕也只能限于一个大体的轮廓，再加上把五四时期对于著名的旧小说的估量，大致的“重新估量”一遍。这倒是很急需的。初步的工作实在已经比研究古文学难得多了。
老雪来了，不写了。
开始写的时候，原来是随便谈谈，只想写几句闲话，谁知道闲谈一扯扯得这么长。我的字又写得这么不清楚。实在对不起，累你看得要眼睛痛了。
六，一〇，一九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