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报社工作了三十年，有一半时间是在“阶级斗争为纲”，搞“驯服工具论”的大气候下工作的，经历过反右、内部肃反、反右倾和“十年浩劫”等政治运动。即使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还在跟着“举旗抓纲”，宣传、批判“形左实右”。我在1959年、1972年分别受过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消处分，并在凉山州四级干部会议上平反。当时由州委书记李占林同志（西凉合并后第一任书记）宣布平反名单，我名列第一个。因为在1966年8月4日我被停职反省后，州委“文革”领导小组按动县级干部要报四川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审批的规定报批，并发回了批文。可见，自己受“左毒”影响之深。由于“左毒”泛滥成灾，编辑部先后搞过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过成名成家和“一本书”主义，多次强调过编辑、记者必须全身心投入编采工作、群众工作，要为通讯员做嫁衣，当“抱鸡婆”，不能搞“副业”等等。所以，那个年代，编辑、记者在思想上、精神上都有一个无形的桎梏，诸如兴趣、爱好、个性、理想等，都上不了台面，甚至读一些中外名著、写点日记或什么心得体会，谈论一下与报纸工作无关的文学艺术问题，都得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生怕被人发现，落下把柄。那个年代，报社的一位领导说了一句“条条大道通罗马”，“文革”中竟成了典型的诋毁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言论；另一位领导讲了报人要“三明”，即当记者要聪明，当编辑要高明，当总编辑要英明。这句戏称为“三明主义”的话，同样逃不过“讲错话”的结论。至于一般的同志开个玩笑，或一句戏言，只要有一点点“出语惊人”的都算是一个问题。如“牲畜也有个养膘期”，“外国的劳工都是吃的黄油面包”，“干活不说钱，肚儿馈不圆”等等，都属于打问号的话。那个年代，有兴趣者，有业余写作爱好者，有潜心读书者、搜集材料想写点什么作品者，都怕“不务正业”，都怕“身在曹营心在汉”这顶不是帽子的帽子。那个年代，新闻界也流传着从业人员应该当“杂”家的说法，并有倡导者和拥护者，可是一“杂”就成了“政治挂帅”的冲击波，成了“突出政治”的对立面。“文革”伊始，就这个“杂”字，竟成了我本人“离经叛道”的“三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罪证。凡提倡者，赞同者，学习者，为“杂”而撰文者，上上下下的记者，大大小小的编辑，据说（只是据说，没有确切的统计）有一半都成了“三类”，甚至当了“牛鬼蛇神”。
对于那个年代出现的这些现象和问题，我对它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感悟。退休后住在成都，常常和一些老同事、老朋友、老领导聚会聊天，无意中涉及“出一本书”的话题。在大家的鼓励与帮助下，我也产生了“出一本书”的兴趣。我找出所有的剪报本和底稿、存稿，按照时间顺序来遴选文章。没想到问题发生了：经过一番寻觅和比较，能够“出一本书”的有关文章却不多，不是春种秋收，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宣传，其中会议报道的稿子多而长，上面的工作布置，领导讲话等“上情下达”的比较多，“下情上达”的少之又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自己采访和撰写的文章面不宽，涉及的领域不广，显得单一和单调。反思之下，颇有感悟。
一是再一次认识到，新闻的确是“易碎品”。
二是写的东西可读性不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不够。
三是作为一个报人，由于知识面不宽，接触面不广，离“杂”字甚远，更遑论“杂家”了。
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都作否定，我还是从剪报本和底稿、存稿中，次中选好。花了几十天的工夫，经过分类排队“刨堆堆”，交给出版社编审的，也有十多个栏目，三四十万字。炒陈饭是炒不出什么新意的，但把陈饭炒一遍，对我自己而言，倒有一些新的认识和过去不曾有过的体会。那就是，过去觉得重要的、刊登在重要版面和位置的，未必可选、中选；过去觉得一般的，属于凑数补白，或者为了增加品种、活跃版面的，反而还有点重读的兴趣。
作为忝列老报人行列的我，在回眸已经走过的岁月，特别是在炒了一遍陈饭之后，免不了有一番感慨，进行一次反思，它包含着欣慰、遗憾和经验教训。如果允许我回到五十年前，再去当一回记者、编辑，我一定会从下面六点从头做起：
第一，有点文字功力；
第二，有点文学修养；
第三，有点理论基础；
第四，有点科学知识；
第五，有点社会实践；
第六，有点爱人之心，讲究精神文明：坚持科学发展，做到与时俱进。
注：这是篇祝贺性的文章，我在庆祝活动的座谈会上讲了大意，并编入《见证凉山·一张报纸的难忘历程》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