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起
母校的老师告诉我，去年是虹桥小学建校100周年，叫我写点纪念文字。我一想：母校100周年，而我离开母校也五十来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读的小我读的小学当时叫虹桥区中心小学，在虹河北岸学当时叫虹桥区中心小学，区公所旁边，解放前叫“女学堂”。最早只有一幢两在虹河北岸区层楼房校舍，到我读三四年级时，学校从修水库将会公所旁边，解放前叫“女学被水淹的龙顺坑村买了拆迁房，发动学生去搬木料砖堂”。
料，盖了一个大礼堂，又盖了一圈房子，将学校围成一个四方形校舍。直到本世纪初，学校虽多次更名，但整个规模始终未变。
然而，我的小学一年级却是在虹桥中学(当时叫“沙河学堂”)里读的。
1956年，我七岁。有一天，小伙伴说，我们读书去吧。于是呼啦啦一帮人直往沙河学堂去。报名时，我的年龄还差一岁，本不让上学的，但让我数数到一百，让我认颜色，让我认国旗，我都没问题，学校也就同意了。
当时的虹小本部在“女学堂”，大概是老校产问题吧，沙河学堂的中学里还有小学的几间老教室，我们就在这老教室里上一年级。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谷金标老师，个子矮矮的，小平头，人很朴实。可惜他只教了半年，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去进修了（多少年后，我大学毕业回乐清，他已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对我分配工作很关照）。教算术的是万守霞老师。她很和气，教书很耐心（后来才知道当时她就是很有名气的小学教师，可惜当时没有评职称）。第一节课，她用乐清城关镇的口音（那时还未普及普通话）带着我们念数字：“‘1’字直一直，样子像粉笔！”第二节课念：“‘2’字弯一弯，样子像只鸭！”第三节课念：“‘3’字弯又钩，样子像秤钩。”……就这样一直念到“10”。这几句记得很深。还有语文课。记得我回家，我那刚上了一个月扫盲班的母亲教我读书：“劳动改造——了世界！”
由于那个“了”字念得特别重（现在知道是断句错了），也记住了。小学六年，读了许多书，其他的都忘了，就这几句，却一直记得，原因是：形象！
读了一年级，我们就转到“女学堂”里去了。
“女学堂”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大。因我们原来在中学旁边几个教室蜷缩着上课，一下子到了本部，觉得进出的校门大，活动的操场大，还有规模大、人多，虽然每个年级段只有两三个班，整个学校只有几百个人，但集中起来，把大操场排得黑压压一片，在当年孩子的眼中，觉得人真多！第二个感觉是要敲钟，大会集中和上课的敲钟让我们觉得新奇。因为在沙河学堂里只有两三个班级，上下课都摇铃，铃声没有钟声洪亮。小学操场前面有条河，河上有座桥，我小学操场们进校出校都要过桥。桥两边沿河有一排杨柳树，那前面有条河，口钟是挂在杨柳树上的。钟摆上吊着一根麻绳，长长河上有座桥，我们进校出校地垂着挽在另一棵杨柳树上。这样，两树之间就有了都要过桥。桥两边沿河有一个半圆形，很好看的。我们没事就去看这口钟，研究排杨柳树，那它为何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来。有时趁没有人，也口钟是挂在杨柳树上的。偷偷地拉一拉那绳子，可力气不够，敲不响，于是就崇拜那敲钟的校工。敲钟的校工是县西人（虹桥人称乐成镇以西的柳市人为县西人），个子高高的，很凶。
看我们围在钟下，就恶狠狠地吼我们：“走走走，上课去！”我们只能怏怏地去上课。敲钟人亲近不了，就去亲近他儿子。他儿子可能比我们大一点（也可能比我们小一点），不知怎的没上学，整天跟在他爸爸后面屁颠屁颠的。也许孤独，他很欢迎我们，就给我们念快板：
月光夜，打灯笼，摸黑夜，墙边巡……
当时觉得这快板有点怪：为什么月光夜了还打灯笼呢？却记住了。
后来这敲钟人调走了，孩子也不见了。孩子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后来一直没见过。算起来他现在该有六十来岁了吧？至于新调来敲钟的是什么人，不知道。因为我们已对敲钟没了兴趣，并且也没有那会念快板的孩子了。
敲钟人换了，钟声还是依旧的。比如从容不迫的连续两声：当当……当当……那是上下课。我们不喜欢上课，却喜欢下课的钟声，特别是第三节。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家吃不饱饭，到第三节课时肚子咕咕叫，很渴望钟声。有时钟还没敲完，人已一个箭步冲出教室了。而连续急匆匆的单声——当当当当当当……那是集合。集合很重要，集合时班主任总是急急地催：“快快快，集合！”
我们知道集合就是听训话，训话的是校领导，校领导是教导主任、校长、书记。
教导主任姓黄，个子高高的，说一些纪律啊、上课啊等琐碎的事情。因为他训话总是眼睛朝天，我们就能看到他长长的脖子，以及脖子上不断滚动的喉结。他的喉结很大很粗，远处也能看见。主任讲了是校长讲。校长姓董，个子不高，但态度威严。校长讲话一般都是批评，某某班某某事不对，某某同学某某事不对，等等。批得我们不敢看他的脖子，只低头看地，并急切地等书记讲话。书记姓陈，讲话很温和，并且很短。有时甚至点点头说，不讲了不讲了。校长要他讲，他就讲大炼钢铁啊大跃进啊等等，话也不多。书记话不多，书记夫人却有话。书记夫人姓林，班主任谷教我们政治，又是学校副教导主任。有时黄主任不老师走了，教在，有时黄主任在却不讲话时，她就讲了。她也像黄算术的陈希凤老师、屠素贞主任，唠叨些琐事。但她的眼睛不看天，看着我们，老师走了，教美术的郑云彪看得我们无法看她的脖子。脖子看不成，就看她的肚老师、教唱歌子。她的肚子有特色，又大又圆，腆得高高的（那时的施正老师也走了。她正怀孕），听她训话，都担心会从她衣服里掉下个圆球来。
那时的老师是：老调动，老走人。
班主任谷老师走了，教算术的陈希凤老师、屠素贞老师走了，教美术的郑云彪老师、教唱歌的施正老师也走了。还有一位教唱歌的王老师，高高大大的，教我们唱《二月里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不久也走了。听说是什么“反革命”。我们都奇怪，能把《二月里来》唱得如此阳光的人怎么就“反革命”了呢？还有一位姓周的老师，普通话说得漂亮。一次除四害打麻雀，全民动员，全校放假，大家舞红旗，敲锣打鼓（我们敲面盆、盘碗）赶麻雀。周老师站在学校大楼屋脊上，拿喇叭喊话，挥红旗指挥，威风八面的。他一下子也走了，说是犯事了。不知犯什么事。
不犯事的也走。训话的黄主任、董校长、陈书记都走了。不走的只有钱老师，教我们五年，从一年级下学期到五年级，都教我们语文，当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