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使鲁迅受到了进化论的极大影响，不仅使他开拓眼界走上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而且还促成他思想的转变，弃医从文，要用文艺“救治国人的灵魂”。他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集中表现出对国民劣根性的观照，通过对中国最底层的百姓麻木愚昧的灵魂的刻画，暴露封建文化吃人的罪恶。读者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人生悲剧：华老栓的愚昧，阿Q的自欺欺人，祥林嫂的恪守妇道，闰土的苍老麻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旧时代民众真实的人生图景，也深刻认识到封建礼教吃人于无形的残酷真相。着意描写下层民众的精神痛苦，表现封建传统文化重压下民族精神的劣根性，是鲁迅小说极为突出的创作主题。这正是作家受西方个性解放为主旨的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是鲁迅对中国文学现代重建的最早开拓。鲁迅的实践不仅为新文学发展指明了发展路径，也为其后许多文学作家树立了学习、借鉴的榜样。
在鲁迅的带动下，暴露国民劣根性这一启蒙主义文学主题在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更多的表现。叶圣陶从教育题材入手，集中描写了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他们或者自私圆滑，以自我保全为最高目标，或者忍辱负重，遭受上司的盘剥欺压也不愿抗争，典型地体现了传统文化酱缸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奴性特色。更多的乡土文学作家则在描写乡村农民苦难生活时，进一步探寻乡村苦难背后的文化成因，将农民的生存悲剧与看不见的文化重负连接在一起，让读者深切体会到精神愚昧麻木造成的悲剧与物质贫苦带来的现实苦痛同样令人震颤。20世纪30年代，巴金创作的《家》，正面描写封建旧家庭生活腐朽破败的真相，矛头直指儒家文化的核心——家族制度，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老舍将国民性批判全面整合到自己的民俗文学创作中，在描写北京市民生活风貌时，总是从文化反思的视角，暴露中国传统文化制造出的“老儿女”在现代生活中言行的保守和落伍，以反讽、戏谑等喜剧手法，对民族文化的落后因素进行了清理。老舍甚至创作长篇小说《猫城记》，集中描写“猫人”的生活陋习和社会弊端，全面讽刺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深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正是老舍对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深刻展现。
2.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主题
启蒙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理念是自由、平等，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人的个体价值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充分展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价值观是人类在现代文明建构中最重要的基石。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正是高扬现代人文主义大旗，才使它与之前的改良主义者（维新派）在新社会建设方案上有了根本的区别。中国新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一开始便倡导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他们描写旧礼教给年轻一代造成的人生痛苦，表现他们对自由生活的热切渴望，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成为五四文学的时代主题。作为最富叛逆精神的文学青年，郭沫若在他的新诗创作中极力表现中国青年在接受西方启蒙主义洗礼后的反抗激情，他把对旧世界的否定与对新生活的期待熔铸于大量的诗篇中，把反抗与创造的主题紧紧结合在一起，歌唱新生活，赞美新生命，赞美自然的神奇和山川的雄健，张扬启蒙主义的伟大精神，为五四文学的发展定下了鲜明的时代主旋律。
20年代创造社作家以强烈的抒情气质表现了新青年自我意识觉醒后的精神痛苦，以及他们对旧时代的愤懑与反抗。郁达夫的自叙小说，郭沫若的寄托小说，张资平的爱情小说影响了一大批新青年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追求独立生活和精神解放的道路。女性作家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更直接地表现在婚姻自由的描写中，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出鲜明的渴望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对礼教传统重压下的中国女性的命运体现出深长的忧思。茅盾是一位受西方科学意识和人文精神影响极深的新文学作家，他在新文学建设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倡导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在创作中正面描写现代文化给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带来的精神变化，创造了一系列中国现代女性新形象。梅行素（《虹》）、孙舞阳（《蚀?动摇》）、林佩珊（《子夜》）等“时代女性”便是个性解放时代的产物，茅盾小说也因对都市时代女性的正面描写而呈现出独特的现代气质。当然，在表现个性解放这一时代主题方面，巴金是又一位值得称道的激情作家，他的“激流三部曲”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全盘否定正是基于自由平等的社会理念，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具现代精神的作家。40年代后期七月派作家路翎创作了《财主的儿女们》，描写主人公蒋纯祖在抗战时期苦难深重的岁月中对民族解放的渴望和精神解放的追求。作品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中国新青年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心路历程，表现出强烈的启蒙主义
的个性解放主题，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特质的又一例证。
中国文学对个性解放的呼唤与追求，与西方启蒙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是中国作家探索民族精神现代重建的历史选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青年自我意识觉醒，走出封建文化窠臼，追寻自由幸福生活的勇气。
3.平民精神与苦难意识
人人平等是启蒙主义思想中最具现代精神的政治理念。从原始文明走向农业文明，人类社会出现了等级制，强权暴政的压迫和君权神授（君权天授）的封建历史观造成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一部分权贵占有大部分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绝大多数平民则只有不断劳作才能维持温饱和生存。启蒙主义者颠覆了这一历史传统，认为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每个生命个体生而平等，拥有完全同等的社会地位，这一全新的历史认知开启了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新纪元。
新文化运动是东方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冲撞的产物，也是传统专制文化与现代人文主义的一次对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直接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建设目标是“社会文学”、“平民文学”和“写实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期。力图通过文学建设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中平民文学的理念正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次开拓。新文学作家在其后的创作中无一例外地接受这一现代文明的历史认知，将平等意识融入对社会人生方方面面的观察和描述中，尤其着重讲述下层民众的人生故事，描写他们的生存艰难和精神痛苦，体现了启蒙主义者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20年代初期的“问题小说”最早表现出作家的创作取向，他们描写新旧时代转型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以平民视角揭示了封建文化的陈腐和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人生痛苦。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阐释了平民文学的精神内涵，强调描写普通人和下层民众生活的文学意义，促成文学研究会作家把这种平民精神上升为基本的文学理念，并在创作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叶圣陶对教育界小知识分子人生的关注，王统照对城市贫民的描写，正是文学研究作家平民文学的具体实践。
中国文学的平民精神最重要的表现是对下层民众苦难人生的描写。由于历史的重负和现实的重压，中国下层民众承受着深重的人生苦难，新文学作家在表现平民文学这一主题时，自觉地把历史真实置于首位，着力描写中国下层民众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人生苦难，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特有的苦难意识。从鲁迅开始，这种苦难意识便在新文学创作中“根深蒂固”并一直延续。鲁迅对国民性的反思源于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因而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表现出对下层民众不幸人生的深切同情。后来的乡土文学作家更是将这种苦难意识自觉承袭，王任叔、蹇先艾、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等青年作家在描写乡村生活时，总是把农民的苦难生活作为创作的大主题，读者不仅能从他们的创作中看到中国农民承受的巨大不幸，也能够真切感受到现代作家在接受启蒙主义影响后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关怀。老舍的文学创作集中描写北京下层民众的人生苦难，堪称20世纪中国平民文学大师，他笔下有车夫（《骆驼祥子》）、妓女（《月牙儿》）、小巡警（《我这一辈子》）以及各种职业的下层劳动者，他们勤劳善良，命运极其不幸，无论怎样挣扎抗争，最终仍被黑暗的社会吞噬，老舍小说中的苦难意识是他平民精神的全面体现。
40年代的民族抗战催生了一大批描写民族苦难生活的文学作品，侵略者的残暴杀戮造成民族的巨大灾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人生苦难中。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正面描写这一苦难现实，将平民文学的启蒙精神融入爱国主义和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中，构成抗战文学独特的文学风貌。艾青的“北方组诗”和路翎的“七月派小说”是抗战文学平民精神最重要的表现，前者写出了对北方农民苦难的深刻体验，后者表达了抗战后方下层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精神痛苦。巴金在抗战后期创作了《寒夜》，描写抗战后期城市小公务员的家庭悲剧，将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贫困动荡的现实生活交融一体，写出了中国普通民众最平常然而又最残酷的生命悲剧。作家立足于人道主义立场，对封建文化和政治动荡造成的人生悲剧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使作品具有启蒙主义特有的苦难意识，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文学震撼力。
二、文体形式的现代开拓
（一）从文言到白话：中国文学的语言革命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学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口口相传的民间歌谣，孔子辑录《诗经》便是对其最早的文字记录。这种四言体的文学形式在东汉时期便发展为五言古诗，并进一步演化为七言诗体，作为语言艺术的文体形式被逐步完善，格律诗开始全面流行，成为魏晋以后的主流文学形体。汉字的独特构造和单音节语音形式为古代汉语文学提供了艺术创造的特殊介质，在乡村文化和农业文明的缓慢发展中，追求语句的简洁和谐、语义的含蓄凝练成为中国文人在文学写作中乐此不疲的精神享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流泪”（贾岛），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曲作品（甚至小说这样的“通俗文学”），都形成一种东方式的美学风貌：简练的文字创造出含蓄的意境，严谨的文句体现出飘逸的思绪。然而，文言文学在追求简约语体建构的过程中被自身的语言形式所束缚，形成自我封闭的文体意识，导致中国文学在完成格律形式的建构后失去了继续开拓发展的空间，其后便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落。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最早意识到传统文言文的弊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对佶屈聱牙的江西诗派和模仿古人的桐城派古文都提出了批评，希望通过平实自然的白话给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重新恢复生命活力。由于维新运动遭遇集权政治的阻断，晚清文学改良收效甚微。文学革命的爆发开启了中国文学变革的大门，新文学对以文言为标志的传统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以崭新的现代口语取代文言文，在诗歌、小说、散文甚至戏剧文学领域都取得了白话文学的全面胜利，众多文学青年和作家们对文学艺术的孜孜以求，使古老的中国文学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白话文学的先行者首推胡适，他在1917年初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最早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他认为用白话取代文言是历史进化的必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1917年1月第2卷第5号。“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胡适强调两千年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不曾停止也不曾倒退，而是始终在发展进步，文言变为白话是进步，传奇变为话本是进步，但文学的进步不是“直线的演进”，而是“曲线的进化”，胡适《国语文学史大要》，载《国语月刊》1924年9月第2卷第2期。胡适的观点植根于达尔文和斯宾塞理论的文学进化观，为新文学向白话文学的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胡适创作《白话诗八首》，率先尝试用白话作诗，之后还创作戏剧《终身大事》，不断进行新文学实践。新青年激进的文学实验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刘半农、郭沫若等人的现代新诗创作赢得了新文学界的一片赞誉。许多文学青年积极跟进，使白话诗创作风行一时。白话诗创作也带动了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鲁迅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田汉的戏剧运用崭新的白话和口语写作，新文学与文言文分道扬镳，从此走上一条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白话文学之路。
白话文学不仅是一场语言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学革命。作为文化载体的文言文学长期承载着对封建道德礼教宣传流布的社会功能，故白话文学倡导者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在新文学的创建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立场，因而在新的文学形式建设中坚持走上了一条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的道路，把创建“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新文学在语言形式的变革中完成了历史文化的精神蜕变，开创了民族文学的新天地。
白话文学的成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察：第一，白话文学做到了言文一致，将作者从文言文的语言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获得了思想和创作的双重自由。作者不仅可以想自己所想，还能够将想象的图景用语言符号清晰地描述出来，将内心的情感和情绪如实地表达出来，作者所运用的语言符号与公众接受的语言符号相一致，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文学的受众变得更加广泛。第二，文学的口语化带来了文学思维的变革，传统文学主张的含蓄凝练的审美意境本质上是一种内敛的美学，文言语汇的模糊性与这种内敛的审美体验相一致，白话语言打破了这一审美传统，使作者在开放的语言环境中更加充分和自如地表达自我思想，思维也因此而变得开放和活跃，文学语言也因此更加精细和缜密，更加丰富和华美。第三，白话语言带来语法的变化，使文学语言的句式更加灵活多样，这给了作家更多的创造文学语言的空间，富有才华的作家更能在激情的涌动中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文学佳作。徐志摩的诗歌，老舍的小说，曹禺的戏剧正是现代白话文学走向成熟的优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