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光绪五年（1897）和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省城街道统计，成都全城大街分别有137条和169条，支街有196条和289条。宣统元年（1909）傅崇矩《成都通览》中所记警察部门的统计，全城街巷有516条。但街巷简陋，尽管铺有砂岩石板，但坑洼不平，积水普遍；而且街巷十分狭窄，连名震巴蜀的东大街，也只有10米左右。有些仅能通行单人小轿和鸡公车，夸张点说，两个胖子相向而过都容易撞车……
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5月26日，四川军阀、二十军军长杨森在混战后攻入成都。杨森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头脑灵活，容易接受新潮事物，投靠北洋军阀，升任陆军第二军军长，被北洋政府视为实力人物，封他当了四川省“军务督理”，寄望他统一全川，为北洋政府在西南地区撑起一片晴天。杨森在四川军阀群体中素以趋新著称。他到处喜欢提倡“新建设”，并一贯以“建设者”自居。他招揽的一批留洋学生为迎合杨森的旨意，建议其仿效欧美，改革市政。
杨森酷喜欧风美雨，深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土圆。他自己配有英文秘书，经常与洋人合影，还喜穿西服，喜吃西餐，喜欢洋乐，要求姨太太和子女们学习西方乐器，如钢琴、小提琴、黑管、长短号等，恨不得像哪吒那样剔骨还父，剔肉还母，从里到外被“洋化”。他还时常在家中举办音乐会，甚至还亲自作词，请当时名音乐家刘雪庵谱写了一首混声四部合唱曲的“家庭歌”。歌词如下：“唯我杨氏族，文治到关西，武功称无敌，发扬光大在吾辈，齐努力。重教育，薄享受，取缔浪费。不吸烟，不饮酒，不嫖、不赌是我家规。学贵专精，学贵专精，体育、音乐皆不可废。忠于国，孝于家，有益于此方方无愧。好子孙，好子孙，发奋发奋光门楣。好子孙，好子孙，努力努力扬国威。”
从市政建设到移风易俗，杨森均予以了“全盘考虑”。他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张贴“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脚。”
“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 “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
“杨森说，穿短衣服节省布匹，又有尚武精神。” “杨森说，夏天在茶馆酒肆大街上及公共场所，打赤膊是不文明的行为。” “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
“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成都立马笼罩在“杨氏语录”的训诫里，让生活自由惯了的成都老百姓大感新奇和别扭。所谓生财有道，就是要在无人注意的事情上榨出油水?！
民国之前，有人总结成都的市井特色是“三多”：茶馆多、小吃多、厕所多。成都厕所多，只是与其他地方相对而言，其中在成都的住户，绝大部分其实是家无厕所的。那时有所谓的“官茅厕”，并非公家出钱修的公共厕所，而是由经营粪便的粪老板修建的。如厕免费，但挑粪要出钱。杨森把主意打到了到了官府从不问津的“粪业”上，据说这是中国首开的“拔粪”记录。有鉴于城市粪水横溢、苍蝇密集的现状，恰巧这时成都市面上又流传着一首对东门椒子街粪塘子进行辛辣讽刺的顺口溜：“穷椒子，臭椒子，街头一个粪塘子。粪塘子上搭棚子，侧边铺条烂席子。上面住的干鸡子，苍蝇蚊子加耗子，臭虫虱子蛆儿子，害得居民没法子，活像一群叫花子，大家都过苦日子！”杨森抓住这一社会陋习大做文章，制定了一项新的税源，叫做“卫生费”，向粪商们强行收取税费（铁波乐《老成都的厕所》，见2008年11月30日《成都晚报》）。他决定开征“粪捐”，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城市排污费”。他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担收钱。
这种做法，似乎是“古已有之”。南宋淳熙八年（1181），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值饥荒，一些贪官污吏从中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有些不法商贸为了逃税，还与地方官勾结，行贿受贿，打着官方旗号以营私。朱熹听辛弃疾说收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开始不信，后来“提举浙东，亲见如此”，才知道辛弃疾所言运粪船上高扬官僚大旗，所言不虚。
成都文人刘师亮闻之，写有一个必将流传千古的对子：“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惟有屁无捐”，横联是“民国万岁（税）”。据说杨森暴跳如雷，将刘师亮怒斥为“反动文人”（此联来历还有一说：指郭沫若少时见农民挑粪出城，门吏硬要收取两个铜板方可放出城而作）。近代著名诗人庞石帚(1895-1964)先生在成都1949年前，写有一首《新秋感事》，调寄高阳台的词，讽刺时弊甚深，最后一句就是：“……怕明朝，禁到冰蟾，税到沙鸥。”（朱寄尧《两松庵杂记》，《龙门阵》1982年第5期，第78页）
其实，中国对屎尿课税的官员极可能是清末的四川总督奎俊。梁发芾在《屎税和屁捐》里考证说，天文数字一般的庚子赔款，四川每年要摊派220万两白银，使四川的“新捐输”以及原有的“捐输”、“津贴”苛派比“正额”多至十倍。总督奎俊掘金无门，一天“见农民入城担粪，即抽粪税，每担取数文，每厕月取数百文，税至于粪，真无微不至”。就是说，大粪税是从清末的四川总督开始的。
而在北方，北京市长袁良也拟增收大粪税，引起掏粪工人的强烈反对，加之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迫使袁良不得不辞职下野。次年杨森败走成都以后，“粪捐”继续发扬光大，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也在这上面大发其财。但他不是收取粪税，而是派人经营厕所、粪塘子，成为当时成都最大的一个“扒粪老板”（铁波乐《老成都的厕所》，见2008年11月30日《成都晚报》）。到了民国时候，“粪捐”还在征收，成为定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行政衙门多了，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问题。卫生局说了，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也说，人如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更是冒火：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所谓“三局治粪”是也，于是就有了“粪政”。学者张鸣在《粪业、粪捐与粪政》一文里进一步指出，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掏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掏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跃跃欲试的杨森，继续施行他一直挂在嘴边的“新政”。当时全国各地拆墙建路是市政建设之时尚，而修马路既可笼络人心，为自己树碑立传，又能借修马路为名，大量搜刮民财，为独霸四川、发动“统一四川”之战积累资金。修马路也成了杨森“新政”的要点。
杨森“智囊团”中的陈继新、穆耀枢等人为有所建树，提出数条“新政”建议，杨森欣然采纳，并立即宣布实施：修建马路，开辟公共体育场，成立通俗教育馆，提倡朝会。
其实，杨森对“新政”城市规划、修路架桥等等也并非盲人摸象，胸无点墨。1921年11月至1922年8月，杨森作为川军第二军军长并兼任重庆商埠督办时期，就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重庆市政的措施，并为重庆市政的长远发展作出过规划。早在任永宁道尹时，杨森就采纳幕僚的建议，在泸州修筑马路和体育场，改革市政，使泸州景象有所更新。杨森借此着实风光了一回。任重庆商埠督办后，杨森更是满怀兴致地推行市政改革，其左右喜穿洋服的智囊团成员更是屡屡以新奇的设想为其出谋划策，以至重庆市政改革一时轰轰烈烈，颇为炫世骇俗。今天四川、重庆境内的318国道和渝巫路的石子公路，都是在其力主之下建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