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说完，张明山没发表任何意见，他在心里想：不相信你就重新查去吧，看你能弄出个什么名堂。说事总得要有证据，不是像“四人帮”那时，想处理谁就处理谁。但他清楚地知道，随着周健到回水坨大队，一场大的政治风波将随之而起，一些干部又将在他手上挨整。
第二天一早，周健和张明山就去了回水坨大队。刚到大队口就见一群孩子在晒坝上跳橡皮筋，一边跳一边唱着儿歌：“石头翻身伟人出，百姓这下有盼头。待到来年桃花开，日子过得火样红。石头翻身伟人现，百姓靠他吃饱饭。颠倒的事情要颠过来，你说人们乐不乐。”
周健一听这还了得，给资本主义造舆论的儿歌都流传出来了。可见这个大队问题严重到了非整不可的地步。他暗暗庆幸自己来对了，来得正是时候。不然任其发展下去，还不知会是个什么结果。他忙让张明山上去拉住几个孩子问问，是谁教他们唱的？儿歌是从哪里传来的？
张明山连一个娃儿都不认识，只好问其中一个大点儿的孩子，才知道是黄有新家一个亲戚的孩子来耍，教他们唱的。这些孩子觉得有趣，唱起顺口，也就一学就会。
周健上去严肃地对这群孩子吼道：“这是反动儿歌，以后谁也不许再唱。再有犯者，拿你们的爸爸妈妈治罪。”
有的孩子见这个陌生人说话郑重其事，脸上一副吓人样子，不敢跑也不敢吱声，知道是闯了祸。年龄小的“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周健叫张明山去把杨永国找来，让他去叫这些孩子的父母到大队办公室领人，并管好自己的娃娃。他决定，反击回水坨的资本主义单干风就从这件事搞起。
杨永国来后，见周健已把唱歌的七八个孩子全部赶到大队部的工作组办公室。这些孩子一个个像霜打蔫了的菜叶，蔫地挤在角落里。高素芬在记录，周健在依次询问孩子的姓名、年龄、父母的名字。这群娃娃杨永国全都认识，他只好按周健的意思，去通知孩子的家长。
杨永国刚出大队部的门，就听见几个队的钟声同时响了起来。社员们听说孩子因唱儿歌，被公社来的人抓起来，正在审查，还要找家长算账。也不知是哪些家的孩子，有娃儿的心里着急、气愤，要找抓的人说理；没娃儿的想看个究竟，凑凑热闹。大家听见钟声，都放下手中的活。人群像捅开了的马蜂窝样，往大队部的院子拥来，很快就聚集了上百人，把院坝挤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吵吵嚷嚷要工作组的人出来说清楚，凭什么抓娃娃。他们犯了什么法，小小年纪又懂什么。先来的，挤在办公室门口的老人、妇女，七嘴八舌地对周健嚷嚷着。
周健见场面不好控制，大声说：“你们这样做要承担后果。这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不要上敌人的当。”周健这些恐吓、威胁的话对眼前这些人都不起作用。他这次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屋子里就只有周健和高素芬两人，有几个老大娘管你是不是书记，就直接进去把自己的孙子拉出来。周健想挡也挡不住，见人越来越多，真不知该如何平息眼前这场事端。
周健还真没想到刚一进回水坨，就从火炉中刨到个烫手的山芋，吃不下去不说，还把手给烧痛了。周健装了一肚子气，只有站在那盼着大队干部快点来，给自己解眼前的这个围。他心里越着急，时间就过得越慢。他身上汗如雨下，内衣已被汗水浸湿了。从人群中传来的各种指责、怒斥、难听的话像回巢的蜜蜂，不断地飞进他的耳朵里。周健气也不是，发火也不是，往日的威风全没了。他是公社党委书记的身份在当下这节骨眼上，也是和尚的木梳派不上用场。等了好久，他才见赵志清和其他队干部急急忙忙赶了过来。周健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忙叫赵志清把社员招呼住，让他们回去。说也怪，这些婆婆、大爷和院子里的社员，就像小学生一样，赵志清才一说，他们就都纷纷散去了。周健感到这下才算真的松了口气，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话都没力气说。
队干部见没事，便都准备散去。他们刚走几步，就被周健叫住，说明天开全体党员会，一个都不能缺席。从他的话里听得出，明天的会定有些名堂。
虽然群众已经走了，周健却还余怒未消，心想：我就不信把回水坨大队这个脑壳剃不下来。没想到这个大队的问题这样复杂，阶级斗争这样严重。
周健认为围攻他的事，就是一起典型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党和政府的化身，敢围攻他，这还了得，想造反了。想了想，他又把已走到院门口的队干部们和杨永国叫回来，他得问问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他这个支书是怎么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