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面的变化，发生在庚子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分区占领的鬼子们很快就发现，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义和团残余分子的骚扰，而是城市卫生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战争，城外的农民不敢进城收粪而变得分外严重，害得洋兵直闹病。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占领者，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寻声“啪”的就是一枪。
不管怎的，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主义渐渐市场缩小。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和尿渍。冯玉祥是丘八出身，丘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别给自己修一个自己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东西，已经变成随地吐痰了。
随地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来。这个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估计这演讲之人得配一本《大粪主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和“好政府主义”的，也就释然了。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文革”期间让老师和当官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老师说过，大粪再臭也是香的，你的思想才真正的臭）。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志，是看一个人敢不敢用手抓粪，在形上庶几近之，但暴力味道太浓，失了聂老板的原意。除此而外，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和官人的毛病，还是有点用的。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一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在湖南出没。有时是轻车简从的白衣秀士，有时则是几十个马弁副官护拥着的达官，还有时则变成了登坛说法的大法师。知道他的人都称他顾老师（当面）或者顾和尚（背后），湖南军政各界都对他优礼有加。不过，此公的家世、来历、籍贯，即使跟他关系最好的人士，也弄不清楚，大家只知道此公姓顾，名伯叙，法号法长或者净缘。其实，这些信息，也可能是假的，真实的顾和尚，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顾和尚没有剃度，一付俗人模样，据说是密宗居士，精通灌顶之术，大概欢喜禅，明妃双修之法也同样精熟。不仅如此，顾和尚扶乩打卦无一不精，麻将牌九样样通晓，也可以吟诗作赋。因此，顾和尚妻妾众多，而且荤腥不忌，社交场合，鱼肉海鲜，莺声燕语，顾和尚如鱼得水。衮衮诸公，咸与共和，顾和尚在湘军将领里，大有人缘。不过，人家顾和尚真正帮的人，还是唐生智。顾和尚在省内省外军阀的武打与文攻之中，唐生智从一介小旅长，挤垮湖南士官系，最后借北伐军之势，囊括两湖，顾和尚的运筹帷幄、摇羽毛扇，其功不小。最大的手笔，要算是1925年让唐的部队全军受戒，变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和尚军”。为了这个，唐生智和顾和尚两个，冲寒冒暑，一个营地一个营地地跑，为每个士兵传戒说法，很是辛苦。当时之世，北有冯玉祥，让教士给士兵洗礼，号称基督将军；南有唐生智，让顾和尚给士兵受戒，号称和尚将军。只是冯玉祥的洋和尚有很多，而唐生智的土和尚只有顾伯叙一个。
北伐之后，顾和尚不太在唐生智部公开露面了，大概顾及唐生智已经加入国民革命军，不好意思再公开弄宗教迷信。不过，顾和尚其实始终没有离开唐生智，唐生智也始终倚顾和尚如左右手。不过，通过北伐升到事业的顶峰之后，唐生智的好运似乎就不见了，1929年发动反蒋，兵马未动就被蒋介石分化收买，各个击破，等唐生智定睛一看，原来的部下都姓了蒋，只好通电下野。据说，唐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发动反蒋战事，是因为北伐过程中，蒋作为总司令在检阅唐的第八军的时候，马失前蹄，摔了下来，因此唐认定蒋肯定要栽在他的手上。在这个过程中，顾和尚起了什么作用？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事情过后，唐生智和顾伯叙的关系依然那么好，只是，此时的唐大将军已经没了兵，孙猴子没棒弄了，成了在政府挂闲差的闲人。
唐生智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是抗日战争的南京保卫战。本来，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的主力已经疲惫不堪，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连同外国顾问都不同意守南京，但蒋介石出于自家脸面的考虑，非要坚守不可。在无人应承的情形下，唐生智慷慨激昂，表示可以承担守将。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损失惨重。唐的慷慨激昂，据说跟顾和尚的谋划有关。
顾和尚得意的时代是个乱世，乱世是所有人命运无常的时代，所以，像顾和尚这种人，虽然身无长技，却混得很开。那些让他出主意以及扶乩打卦的人，即使听了他的话，最后吃了亏，也未必会来找他算账。但是只要蒙对了一两次，大家就会奔走相告，为你做不花钱的广告。从根上说，乱世的人，尤其是混出点名堂的人，心里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正是这种病，才让顾和尚这样的人活得很滋润。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已经有些年了，历史学家总是忧心忡忡，说是历史被写小说编本子的弄坏了，很担心以后的人们可能会按照这些弄文学的人所说的去理解历史。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自从宋朝说话人（说书）讲史以来，从来历史的叙述都敌不过文学的夸张，普通人记忆中的历史不可能是史家的历史。只是这种文学性的历史时不时地会借某些人的身段冒出来，在后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闹义和团的时候，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这时冒出来一个和尚，涂红了脸，手里捧着一本《春秋》，提青龙偃月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团民们声势大振，说是关公再世，洋人的末日到了。大家拥着再世的关公，一起上前，只听一声枪响，“关公”坠落马下，大家一哄而散。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小小的西什库教堂巍然不动。
辛亥年十月，云南新军起义前夕，蔡锷、唐继尧等人在刘存厚家。刘摒去妻子，大家歃血为盟，书“同心协力，恢复汉室，有逾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字，火化调于酒中，滴上各自的血，一起喝掉。当时鼓吹排满的人，要光大汉之天声，恢复汉家衣冠，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恢复汉室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里，汉室的意旨是固定的，无非是刘家的朝廷。大概事情紧急，这些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武人一时以为自己是奉了衣带诏的刘备、马腾和董承了。
最富创意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张之江，1925年他跟奉系李景林部在天津附近开战，张之江攻，李景林守，双方僵持不下。张之江想起了《东周列国志》上田单的火牛阵，打算如法炮制。可是急切之间，找不到那么多牛，京津附近羊倒是有的是，于是，张将军临时修正了古人做法，改打火羊阵——抓羊、买羊，在羊尾巴上浇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拉到阵前，一齐放出去。没想到，被弄得疯掉的羊并不听从指挥向前冲，而是四面八方乱跑。火羊阵没有改变双方的阵地格局，不过，其结局是两边阵地上的士兵都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大嚼其羊肉。
跟义和团运动期间北方遍地的拳坛上一“上法”（进入某种状态）就宣称自己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相比，跟成千上万唱着“三国战将勇，要属赵子龙”走向战场的军阀士兵相比，上面提到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些小说观念改变世界的小案例。但是它们告诉我们，不真实的历史也许比史家叙述的比较真实的历史，更能创造新的历史，因为它有更多人乐意相信，也有更多的人乐意模仿，历史也许从来就是这样将错就错地演进着。跟上述故事类似，比如辫帅张勋对关羽崇拜到了骨头里，他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关羽所谓的忠臣不事二主、降汉不降曹的鬼话都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当然，如果张勋仅仅止于崇拜，跟历史的变化关系不大，可是他清亡后还抱着清室的大腿不放，上演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记上他一笔。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历史虚构，就有了真实的历史意义，参与创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高人指点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可改可不改的政府大门，结果官运亨通。我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部曲里，不由你不信。只是，我认识的人，并没有谁真的亨通起来。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19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自己屈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乩，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乩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不可失”的意思，是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
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香港接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陈济棠。大概老蒋是担心陈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领会姨夫的心机，硬是把上了飞机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来——因为飞机要运她的狗——德国黑贝。唉，如果当初不听高人指点，南天王何至于命不如狗。
古人云，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团体，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话需要修正一下，实际上不是听于神，是听于高人。
大赌伤身
黄、赌、毒是人类三大公害，人人均知其害，但却百计袪除不掉。亚非拉美欧，没有一个地方能成功扫荡黄、赌、毒。大概三者都跟人性的弱点有关，但凡是人，只要沾这些，其中的某些因素就会顺势控制人的心智。即便可以导致药物成瘾的毒品也是如此，身体戒毒容易，但心理戒毒难如上青天。
三害之中，人们对于赌最为宽容，虽说也禁，但总会留下一些缺口。在西方世界，几个大赌城赫然耸立，每天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赌客的银子。至于中国人，不仅好赌，而且赌得很艺术，在将赌博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世界上的赌博方式不啻上千，但有哪一种能抵得上我们的麻将？麻将已经把赌博变成了一场充满智慧，也充满了权谋诈术的游戏，不管你如何老奸巨猾、善于藏拙，只要一上麻将桌，人性的所有毛病都在条、饼、万和中、发、白的碰撞中暴露无遗。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又有哪个人不搓麻呢？只要人凑到一起，三不缺一，搓；三缺一，甚至两个人，也搓。办喜事，草草将新人送入洞房，大家开搓；办丧事，这厢丧属还在哭，那边麻将声已起；发大水，人躲到楼顶避难，惊魂甫定，麻将桌随之支起。平常人们常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其实也不无道理。君不见街坊邻居的大爷大妈，没钱，只好玩小的，几圈麻将不止打发时光，而且敦睦友谊，就是打牌撕破了脸，两圈麻将功夫肯定和好如初。玩小的人中间，也有可以凭这个吃饭的。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每天必麻，一个月下来，输赢相抵，定有剩余，日常开销全有了。据说大陆解放，胡适初到美国，只在一所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生活未免拮据，全赖夫人江冬秀麻将桌上的盈余打发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