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前半期，我们主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那么，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纯技术引进（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与投资结合的技术引进（ 合作生产、合资技术许可、合资技术设备入股、独资技术许可）比重逐渐上升。与设备（成套设备与关键设备）结合的技术引进比重则呈现下降的趋势。纯技术引进的比重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３．６９％上升到２００１年的４８．３％。２００６年，纯技术引进的金额已经达到１４７．６亿美元，所占比重达到６７％。纯技术已经处于中国技术引进的主导地位，技术引进的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２、缩短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时间，并且节约的推进技术进步的成本。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技术应用，最后到技术的产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并且需要大量的成本。中国机械行业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９年，共引进了二千多项先进技术，重点骨干企业基本上都引进了国外技术。通过消化吸收与自主研究开发，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使机械工业在２０世纪末，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缩短了近２０年的技术差距。 日本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２５年里，它通过引进吸收了全球半个世纪开发的先进技术，而支付的外汇总额不到６０亿美元。据日本自己测算，这种做法使其节约了２／３的时间和９／１０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果使它在６０年代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差距缩短到ｌ０－１５年，７０年代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到８０年代其工业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已处领先地位。我们引进技术的时间和成本节约效果虽不如日本，但是，毫无疑问，必定在缩短技术进步时间和节约技术研究开发成本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３、完善和提高了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产业的技术体系和整体水平。从改革开放初看，我国农业技术中，虽然在育种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在基因等生物工程技术方面，在从石油化学农业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变的方面，技术仍然是空白；在工业方面，如冶金、机械、汽车、电视机、新材料等等许多技术方面，处于层次低、空白多、智能化低、技术集合性差的境地；而在服务业方面，铁路、地铁、移动通讯、信息处理等技术，层次更是很低，技术的集合能力更差。而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年中，我们无论是在农业的生物工程、设施农业等等方面，还是在工业的汽车制造、机械装备、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电视冰箱空调等方面，以及在服务业的移动通信、高速交通等方面，系统化、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生态化等等方面的技术进展，与１９７８年相比，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４、许多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被我国生产、服务和消费领域所吸收和消化，并且中国目前许多技术创新是在我们引智和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的。比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三峡工程设计安装２６台７０万千瓦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而当时中国只有设计制造３２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能力，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于１９９６年６月宣布三峡左岸电站１４台７０万千瓦机组一次性进行国际招标采购，并且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要求和保证核心技术完全转让到位。国内有关企业又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显著提升了我国水电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再比如，通讯数字程控交换机，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我们主要是引进设备和技术。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国内有关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进行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研发。先后成功开发出了ＨＪＤ－０４、ＥＩＭ－６０１、Ｃ＆Ｃ０８、ＺＸＪ－１０和ＳＰ３０等一系列大型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实现了程控交换机产业的群体性突破。一举打破了跨国公司对这一技术领域的长期垄断，将产品价格由引进初期的每线数百美元降到了２０美元－３０美元，大大降低了电信运营企业的网络建设成本。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国在世界通信技术领域的地位。但是，如果关起门来，没有在通讯方面的引知（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引智（国外留学生回国和引入国外专家）、引设备（提供运行参照）、引技（购买引进有关技术资料）等等，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突破是不可想象的。这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５、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形成了我国自主创新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仅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更需要在大量引进适用技术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引进、消化、创新能力，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在消化的基础上创新，从而实现技术快速进步，构造创新型国家。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自主创新不等于闭关自守。比如２０年前，中国开始引入移动通信技术；经过移动通讯产业快速发展的２０年后，中国移动通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上移动用户最多的国家。而推动这一切的，正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创新移动通信技术不断的发展。纵观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模拟时期、数字时期和数据时期。在２０年技术演进过程中，我国制定了移动通信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在没有自己的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产品以前，先买别人的设备，建设自己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第二步，组织生产国产的移动通信产品，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以振兴民族通信产业；第三步，加强科研和自主开发。在经历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准备阶段之后，开始了民族移动通信产业的崛起。２０年间，中国走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之路，在引进设备时同步引进生产技术，使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跨越了国外传统的发展阶段，最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案例说明，我们需要开放，需要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将其模仿、消化和吸收，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技术创新。即引进后学习，学习后应用和转化，应用后自主提高。
在研究报告之一中我们已经论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２０世纪初的１０％提升到了５０－７０％。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为２７．７８，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只为８．２４％，１９６５－１９７６年间更是仅为４．１２％。因此，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而到目前，前面的研究已述，据世界银行和国内许多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一般公认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４０％左右。从１９７８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４％左右，上升到３０年后的４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引进，仅靠自己从头搞基础科学研究、新技术的研究与发明，技术应用和产业化，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虽然技术引进问题多多，但是它对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功不可没！
三、对外开放与先进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引进
对外开放，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及其企业制度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结果是，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企业形成了科学而又制衡的内部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使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提高，而决策和经营的风险下降。
（一）过去政治代替对农村和企业生产经营的管理
１９７８年前的３０年中，我们的城市城镇工厂、商业企业和农村社队及农场，对职工和社员的工作激励和考核，对劳动、生产和经营的管理，虽然在管理实践之中也创造了鞍钢宪法、统筹工作法等较科学的管理办法，但是，管理和生产单位的制度大体上表现为这样一些特征：首先，是用革命和无私奉献等思想意识的教育，使劳动者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忘我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对工作先进的，以大会表扬、带红花、评模范标兵、提升职级等等措施来进行表扬和奖励。而对迟到早退的，上班不努力的，用写检查检讨、开斗私批修会，甚至可能以改造不好的人员进行处罚。其次，对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只是要求大干快上、赶进度、赶速度，许多项目边设计、边勘探、边施工、边投产，不搞可行性论证。再次，企业经营管理，不讲物质利益，没有奖金，甚至要取消八级工资制；不讲科学管理，西的科学管理办法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法；不讲成本核算，只讲产值、任务，消耗和浪费很大。第四，城市企业和农村社队及农场，先是被当作一级党政政治的延伸组织，其结构按照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城镇的工厂被当作是全国生产计划的一个车间，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实际上成了生产粮食等产品的准军事保甲屯垦组织。这种整个国家的经营管理和生产单位组织制度，产生了以下结果。
１、绝大部分劳动者没有工作的积极性。因为对劳动者的考核是政治表现第一，并且工作的成绩与劳动者所得的结果不一致，甚至少出力而政治表现好、政治成份好的，在利益的分配上多得；而多出力的，并不一定多得，甚至因为是教育、改造和专政的对象，连起码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村的社员和农场职工，虽然不迟到早退，但是出工不出力，工作的责任心不强，劳动的质量较差；城镇企业的职工，则也是出工而节约自己的体力，不出智力，也不学习提高自己的智能和技能，劳动的效率较低及其质量也较差。
２、大量的工程项目投资大、效益低，甚至报废，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多项目，因地质条件不明，水电和矿产等资源不配套，交通不便利、技术工艺不过关等原因，或者在建期间就成了报废项目，或者投资之日就成了亏损项目，或者产品质量低下，或者规模太小而不经济等等，建国后的３０年，不按照科学技术和经济规律搞建设，给国民经济经济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
３、企业和生产队及农场管理粗放，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行为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对生产工序的统筹、合理的库存、优化的运输等等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大多数的工厂和农村没有得到应用；在产出讲生产数量，讲社会总产值，不讲消耗，特别是企业内部，投入产出、成本效益观念淡薄，更谈不上要考虑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这样的成本意识；而在工作和劳动管理方面，只是计日制，可能三个人的工作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做，显性和隐性的出工不出力和怠工现象非常普遍，劳动效率越来越低。
（二）国外先进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引进和借鉴
改革开放，与国外的管理理念和企业制度相比，首先使我们在思想意识发生疑问，即在管理劳动者时，主要用精神鼓励法刺激劳动的行为，调动其积极性，是不是可行？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西方的管理文献和实践，或者强调物质利益刺激和惩罚，或者强调物质利益和精神鼓励并用，但物质利益刺激为主和为基础；很少有精神刺激为主和为基础，就可以极大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管理论著。在意识形态上，我们首先逐步地承认了物质利益对劳动行为的刺激作用，放弃了用政治挂帅和第一的方式，用抓革命来促生产的方式，搞经济建设的办法，恢复按劳分配，实行计件工资，并且工资奖金与工作质量和工作绩效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劳动者工作的责任心。这点不再赘述。
其次，我们从引进外资和其管理知识中，学习了其科学的管理方法。从管理知识讲，古典管理、行为科学和现代各种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西方各国的管理文献中学习到的。从管理方法和方式看，企业的预测与决策、战略、人力资源、生产经营、财务、投资、风险控制、库存等等软件，以及计算机控制系统，都为节约管理时间，节约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等等，提供了先进的手段。而从外资企业中，我们比较了中外企业各个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我们看到了日本和欧美等外资企业对劳动纪律的严格管理，我们看到了港台资企业在成本和财务方面的精细管理，我们看到了各国外资投资者在投资可行性研究、协议谈判、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签订等等各个方面的程序化和严密管理，如此等等，对外知识窗口的打开和外资的进入，确实使我们学习和借鉴了许多西方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经验，使我们的国有、国有控股和民营企业，都从中受益。
再次，从国外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我们学习到了现代的企业制度，即将企业作为党政单位和工厂，转变为现代公司体制。企业要有明确的出资人，而且，一个稍有规模的企业，出资来源要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和形成资本规模，并且大都为负有限责任的公司，以控制企业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因经营方面而形成的风险转移；我们学习了在出资人明确的条件下，企业内部要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分离，以形成有效地制衡，防止经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我们学习了大中小各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财务、总部和工厂、总公司和子公司、经营销售等等方面应当选择的合适的管理模式，包括财务、风险控制等等方面的管理模式。
在农村，解散了人民公社和社队核算分配的制度，为适应农业生产较为简单的特点，将农田承包到户，基本上形成了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
在过去浪费较大的建设项目决策上，我们逐步在投资项目程序中规定和实施了可行性研究制度，使投资决策更加科学和民主化。凡是一定规模的投资建设项目，包括私人项目，都要由可行性研究机构，进行市场需求、原料和能源供给、交通条件、技术工艺、成本收益、生态环境、运营风险等方面的分析，最后提出投资与否，或者需要注意和改进的部分等等建议，使建设项目的投资科学决策。并且，由于大多数投资项目，需要银行贷款，对贷款方提出的投资项目，银行方面还要独立地进行贷款项目的可行性评估，以保证贷款方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科学和真实性。虽然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方面还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与３０年前相比，其决策的科学性大为改观。
总之，对外开放，我们了解、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符合经济性的生产组织和管理的理论和经验。无论是农户，还是城市中的企业，与３０年前相比，其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大大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工作、生产和经营基础。不能不说是我国３０年来，企业经营和投资建设损失减少、成本降低、效率提高，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成长的重要原因。
四、特区、经济开发区、区域开放与经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