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几乎很少提及。当着无法回避、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是“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中，反复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年3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开始低落；……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正确态度。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也从自己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瞿秋白的自我批评态度是老老实实，光明磊落的，是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的。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
4. 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党和革命事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充满了阶级感情。他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他还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比以前更光明了。”他热爱妻子、女儿，更热爱天下劳苦大众；他眷恋青山，秀水，花朵，果实，工厂，烟囱，月亮——美丽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爱！唯其爱同志爱得这样深沉，才能恨敌人恨得那样强烈，才能面对死亡，镇定从容。
瞿秋白对于30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一起从事文化斗争所做的重要贡献，无论在“口供”“笔供”，还是在《多余的话》中，都一字不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他被俘后写给鲁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语，采取了周密的安全措施；他对国民党的记者谈话，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有意为鲁迅开脱。苦心孤诣，成功地保护了鲁迅，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同志。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厢情愿，瞿秋白如果要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换取活命，他是可以把鲁迅和白区的同志、朋友们轻而易举地送进监狱的。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瞿秋白热爱党，热爱同志，热爱战友；他的高风亮节，足以传之千古。
5. 正确的文艺观点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他反对“雾里看花”“隔着一层膜”，主张考察“实际生活”。他说：“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人，对于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学艺术作品要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而不是用种种现成模式去铸造类似机器零件那样简单化、公式化的人物。这个在多年来被弄得混乱不堪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彻地说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个出乎常规、惊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做到严格解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那些不预备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像《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的自我批评。他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中又是一时一事，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这里，所谓“误会”和“噩梦”，显然是就其自身存在着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酿成的后果而言，似乎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对于党的工作的恶意的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人，背叛党的事业，以求幸免一死。这一点，瞿秋白也在《多余的话》中，写得清清楚楚。他说：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人类社会文化史，不乏这样的人物：或则是科学上的巨人，哲学上的侏儒；或则是文学上的大师，政治上的庸才。恩格斯对于歌德、巴尔扎克的评价，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以及对于某些科学家的评价，都有类似的论述。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如果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人的才能就可能发挥得更充分，更有益于人类社会。可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往往发生“历史的误会”：客观形势的需要总是迫使人们去从事他所不熟悉、不擅长的事情，而没有或者不完全能够给他充分的机会发挥他的特有才能。共产党人的个人愿望和理想，应该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自己不熟悉、不擅长做的事情，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加以熟悉，努力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在中共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共产党人，原来都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或者是工人、农民，或者是教师、学生，经过严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他们大多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陈毅同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诗人。但在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他却锻炼成为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他也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可是他毕竟不是单纯的诗人。瞿秋白生前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并且卓有成效。问题在于他没有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造成了这个“历史的误会”。而后，他的《多余的话》对于这个“历史的误会”又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必不可免地表现出浓厚的灰暗消极的情绪。
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观臆想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领导岗位，就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天生领袖的样子，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当领袖，甚至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仪表，谈吐，举止，都是那么斯文，平静，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在这样的岗位上，他可以并且已经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却不善于也不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作为一个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从未想到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在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对文学眷恋不已，却被澎湃的革命潮流推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领袖的位子，使他达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的峰巅，又被更凶猛的浪头迅速地打下深深的谷底，他的“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市里度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他不仅始终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看做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