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校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共青团员，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农村青年男女，但文化参差不齐，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难的是教员太少，又多兼职，内中钱壮飞、胡底，每周每人竟担任二十四小时课。经党和瞿秋白同意，决定请被俘白军军官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等专业，并经过一时期工作考验的人来当戏校教员。学生却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广东话，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学生们，他说：“广东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回家，学校关门……你们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整齐而干脆地答道：“没有！”他们被瞿秋白说服了。
在讨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强调指出两点：第一，戏校要组织剧团（即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第二，戏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中文娱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瞿秋白认为戏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艺术干部，就失去了创办的重要意义。他还建议调瑞金、长汀等地及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到戏校，开设地方班。他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
瞿秋白对中央苏维埃剧团的指导是具体的。有一次，剧团演出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剧，剧中表现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这剧每次演出，群众都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召开了剧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称赞这剧的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到处去演，解决群众斗争最尖锐的矛盾，暴露白军的残暴，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增加边沿区群众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剧本中有些台词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入耳。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鼓励大家用老百姓中流行的民歌曲调写歌曲。他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这时瞿秋白学会了骑马。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有时他到梅村的戏校看演出，或者为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他那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听众精神集中，不时发出笑声。一走出校门，总有一大群师生围住他，不让他走。他每次都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哟来”（兴国县青年农妇歌手刘秀章的绰号）的兴国山歌。一阵如雷的掌声把他送走。剧团中两个最小的演员丘兰、郭滴海每次都把瞿秋白送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才回来。
有时他骑马跑远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王稼祥和其他同志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瞿秋白这时三天两头发高烧，傅连暲医生天天都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卧床时仍旧要看文件，处理工作。战友们深知瞿秋白长期带病工作，便设法给他弄来一条鱼和几只鸡蛋。煮好送到他跟前时，他要问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别人吃过没有？有时，邓颖超从几里路外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1934年秋，主力红军出发长征以后，瞿秋白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按部队形式编组。石联星、王普青带领火星剧团；施月娥、刘月华带领红旗剧团；赵品三（这时李伯钊已随军长征，由赵接管工农剧社总社和艺术局的工作）带领宋发明负责的战号剧团，分成三路独立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这时，瞿秋白对剧团的指导更加具体，要求更加严格。他要工农剧社的全体社员在个人创作的同时，要进行集体创作，以求多写和写好剧本，提高话剧创作水平。为了诱导大家写作，他写了很多故事，同时要大家也先写些故事给他看，然后再编成剧本。他说：“先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他要求大家经常与老年农民做朋友，听取故事。即使是很短小简单的故事，也应该记录下来。他要大家体验各种生活，他说：“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根据瞿秋白的意见，剧社的同志写出很多话剧、歌剧、舞剧和山歌。瞿秋白要求制订剧本的审查和预演制度。审查时，他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当有的同志说“这个行”、“那个不行”时，他说：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剧本产生。有些很差的剧本，经过预演、修改，都成了很好的剧作。几个月过去，由于采取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并重的方针，写成了不少剧本。经瞿秋白选编、写序，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选入《牺牲》、《不要脸》、《李保莲》、《非人生活》、《游击》五个剧本。油印出版了三百多本，发到全区。瞿秋白对于优秀的儿童演员，亲自制订培养计划，经常检查训练情况，先后培养了四个童星，并为他们举行晚会，给他们戴上红领巾和红花，从而推动了儿童演员艺术水平的提高。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经过几天的行军，剧团来到雩都县小密附近的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口茶亭前迎接大家。他非常高兴地拿出剧团寄给他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经他修改的笔迹。他让大家休息两天，准备会演。彩排时，他时常来看。会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里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人们兴致极好，台上台下的情绪交融，高潮迭起。节目演完，天已经快亮了。二十七年后，1962年赵品三写诗怀念这次晚会：“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演出后，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向演员们发奖。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剧团的人员一律分到红军中去。瞿秋白要和这些可爱的文艺战士们分别了。他是在会演后的第三天夜间离开小密的。当天晚上，赵品三、石联星和剧团的二位同志到住处来看他。这是一间农民的茅屋，有一个不太大的窗，窗前放了一张小桌，上面堆满了书和文件。小警卫员在收拾东西，瞿秋白也在灯下整理文件和书。他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机会能演出就演出……”他谈了许多话，希望他们好好跟着队伍行动，争取尽可能的机会演出、宣传。
当天夜里，瞿秋白离开小密。苏维埃剧团的文艺战士们，铭记着他的语重心长的叮嘱，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瞿秋白领导下的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它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1939年5月的一个月夜，与萧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的牺牲时，不胜惋惜地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