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庄环溪
最吸引瞿秋白的，还要算大自然的美景。出常州北门，离城二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贤庄，当时属于常州府江阴县管辖。瞿秋白时常在假期随母亲到贤庄去探视大姑母和外祖家。瞿秋白的大姑母嫁给江阴西乡贤庄金翰如。金翰如当时家资富足，又是十乡总董，是这里有权势的人物。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父亲金心芗与金翰如是同宗，原来住在距离贤庄有半里之遥的大岸上村。由于那里房屋狭小，而贤庄房舍宽敞，闲置不用，所以金心芗假寓贤庄金宅的东楼。以与大姑母的关系而言，则贤庄为姑母家；以与金心芗而言，则贤庄为外祖家，都可以称之为至亲了。
贤庄，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村庄周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清澈碧透的小河，它绕了一个圈圈，把村庄紧紧地套在它流动的环内，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环溪。瞿秋白后来曾经写过：“我没离故乡之前，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1］环溪的岸边，种满了绿柳白杨，近村处则有桃园和竹林，远远望去，青瓦白墙的村舍掩映在一片浓密的绿荫中。每到春天，杨柳飘曳，桃花满枝，嫩绿软红，分外娇艳，被环溪清流围绕的贤庄就像一片荷叶，一枝荷花，在水中浮现。所以，人们又送给贤庄一个美称，叫做“荷花地”。
环溪周围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贤庄的农民们在这里春种夏耘，把这块肥沃的土地装扮得十分好看。离村庄前面不远，有一个占地数十亩的小山冈，当地人称之为“鸡头山”［2］，山上没有高大的乔木，在布满山坡的野草中，开着各色各样的野花，微风轻拂，送来了一缕淡淡的清香。
村子东北面，有一个小小的木板桥架在溪上，贤庄的人通过它才能和外界来往。每天清晨把木板桥搭好，人们出去耕地办事；晚上，人都归来以后，木板桥又被抽起来。早搭晚抽，为的是防范宵小盗贼。
金翰如的宅子为其祖父、广东按察使金国琛所营造，位于贤庄的中部。踏上青石台阶，走进黑漆大门，正屋前后六进，东西厢房林立。西面仿武进城内恽家的名园——近园建筑了一个小型园林。园的正面是花厅，西面是船厅，面对着荷花池。荷池南是一座太湖石堆成的假山，山南为介石轩，山阴植红紫牡丹，山腹有曲折通道。荷池一端架桥，直达船厅，厅壁嵌五色玻璃，凭窗而坐，如置身欸乃之间。东面有亭，联以回廊。瞿秋白每次来贤庄，就住在宅内第四进厢楼上。他常常独自在这屋中读书，写字，绘画。他画的各色花卉生动逼真，贤庄的许多女孩子都请他画。
瞿秋白的大姑母有四子四女。四女为：仙仙、明明、珊珊、纤纤。纤纤即全全，名君怡，小秋白一岁，瞿秋白颇钟爱她。同这么多的兄弟姊妹在一起，瞿秋白是很高兴的。他一到贤庄，那平素多愁善感、沉默寡言的性格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热情开朗，活泼愉快。君怡长得美丽聪明，极喜与瞿秋白在一起玩耍。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长大了虽然见面时少，而互相的爱慕之情却发生了，这可能就是他俩的初恋。后来，秋白离家远行时，特意为君怡画画写字，并赠以折扇等物留念［1］。瞿秋白赴俄以后，君怡奉父母之命适于他人。羊牧之先生后来有诗证其事：
可爱环溪溪水清，贤庄少女实倾城。
青梅竹马如无意，团扇佳人似有情。
尝想青庐能偿愿，却邻白屋未成名。
临行信物频频赠，总恨蓬山隔岭横。
贤庄四周大都为贫苦农家，以租种金家的田地维生，他们的生活是很困苦的。瞿秋白到贤庄，并不躲在金宅玩耍。他经常到农家的孩子群里，同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春天，他们一起跑到宽阔的田野里放纸鸢。夏天，他们一道去捉青虫、挖蚯蚓，然后把这些饵子挂到用绣针或铁丝做成的鱼钩上，到环溪边坐在柳荫下面去钓一种叫作“穿条”的小鱼，或者到稻田里去钓长长的黄鳝。有时，他们用田螺的肉做诱饵，拴在蓬头草细长的根须上，伏在溪边钓青虾。倘若钓到鱼、虾，瞿秋白总是把它们分赠给小朋友们。割草放牛，是很惬意的事。他们把割下的草装满了竹篮，就让牛儿在山坡上吃草，大家一起去采野花编花环，或者割“牛筋草”织草鞋。放牛之外，瞿秋白还喜欢同小朋友们去车水、割禾。
入夜，村庄处处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贤庄的夏夜尤其美丽，空旷的天空里，［2］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瞿秋白山水画一幅，画面是滔滔江流，浪花飞溅，隔江有秋林一行。上录谢灵运诗：“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下题“丙辰孟秋临鹿村居士杂寓谢灵运诗为题以应纤哥雅属”；末署“秋白瞿爽”。为1916年秋，瞿秋白赴武汉前所画。流动着薄薄的云，云层缺处，看得出半角的青天，一点两点的星光，欲藏还露的半规月影。月色朦胧中，最好玩的游戏是捉迷藏。以打谷场为中心，捉者一方，藏者一方，或藏谷堆，或躲屋后，或隐树丛，或避草中，谁被捉住了，就得唱歌、说笑话、猜谜语，否则就当着许多人的面学几声狗叫。瞿秋白被捉住时，小朋友照例要他讲《聊斋》故事，有时讲一个听了不过瘾，就得讲两个。1961年，与瞿秋白同玩耍的金荫生（时年七十三岁）老人谈到童年往事，记忆犹新。他说：我还记得，秋白小时和我们一处玩时，他为我们讲《画皮》的故事，讲完后，他说：如今世上，就有那些当面对你胁肩谄笑，背后要吃你心肝的人。夜深了，人也玩累了，就各自散去。临睡觉之前，瞿秋白总是要捉几只萤火虫，装在小小的玻璃瓶中，把它挂在帐子里，然后瞧着那荧荧的光点，慢慢地睡着了。
与贫苦劳动人民子弟的接触，给瞿秋白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使他从少年时代就热爱劳动人民，同情他们苦难的境遇，并设法把小小的温暖送给他们。有一次，在贤庄外婆家，瞿秋白和一个邻居贫苦农家的小朋友放牛回来，母亲发现他身上少了一件褂子，几经询问，瞿秋白才低声地说：看到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冷风里发抖，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了。母亲听后，淡淡地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瞿秋白听了把头一扭说：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相隔十年后，瞿秋白在上海与杨之华、羊牧之闲谈时，忆及此事，还深感遗憾地说：我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同贫苦劳动人民子弟的密切接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真诚的友谊，对他一生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劳动人民子弟勤劳朴实、热情纯真的优秀品质，在瞿秋白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能够像鲁迅先生那样，“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受到他们的思想熏陶，“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3］，因而从小就孕育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对于压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社会势力的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当然，这种感情和意识都还处于幼稚和朦胧的状态。
荒祠冷烟
1911年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皇帝。当人们看到象征着五族共和的民国五色旗飘扬在丽日晴空之下时，曾经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但是，等到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各省的都督改称为督军之后，世道却变得越来越坏，生活也越来越艰辛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同人们原来对“中华民国”的憧憬，差得是那么远。在瞿秋白看来，新国取代了旧朝，“革命”后的常州同过去相比，不过是一批新贵上台，其昏聩腐朽，其贪婪无耻，其横暴野蛮，比清朝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瞿秋白在极度的失望之下，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慨。一次，他与羊牧之谈到《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朱贵式的酒保。1912年10月10日，正当常州的居民和各机关学校都在张灯结彩，庆祝“双十节国庆”的时候，瞿秋白却制了一个白灯笼，用毛笔在上面悲愤地写了两个大字“国丧”，然后高挂在宗祠侧门上。妹妹轶群看到邻家都挂着红灯或彩灯，独有自家门上悬了一盏写有“丧”字的白灯，觉得不吉利，暗暗地取下。瞿秋白知道了，仍旧把它挂起，表示了他对“国庆”的鄙视、对军阀统治的反抗。
这时瞿秋白的思想，几年之后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曾经作了说明：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4］
瞿秋白在精神上的苦闷，是与生活上的艰辛交织在一起的。
贤庄的大姑母，不久就去世了。瞿秋白家中生活，不能再依赖姑母的柴米接济，景况日益困窘。到瞿秋白十二岁前后，家中不得不把星聚堂每月租金七元的房屋退赁，在族人白眼相视之下，搬到了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这是瞿秋白在常州最后的一个住处。
瞿氏宗祠是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出资建造的［5］，坐落在城西觅渡桥北面，与星聚堂只隔一条河。宗祠门前蹲踞着两尊石狮子，门楣上方一块汉白玉石上刻着六个篆书大字：“城西瞿氏宗祠”。祠堂分为东西两院，各四进。从大门进去，东侧第一进是灶房和女佣的住所。第二进作饭厅。第三进只有两间，外间为客堂—— 每逢祭祠供祖也在这里。内间东首隔一张小帘是秋白母亲的卧室。这两进之间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小廊回合，中间种植些菊花。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就在这天井里吃晚饭和纳凉。近西侧回廊有一口井，瞿秋白和弟妹们就从井里汲水浇花；食水也是他们从这里抬到灶间去的。再向后是一个穿堂，从早到晚光线充足，里面放着画桌和书架，瞿秋白的父亲常在这里挥毫作画。穿堂以下的三间是瞿秋白弟妹们的卧室和陈放杂物的地方。每天，瞿秋白的母亲就在这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瞿秋白的卧室和读书处在最后三间平房旁边的后翻轩里。房中靠东墙放一张旧式小床，正中窗下置一张方形书桌，一张旧式靠背椅。床右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一支玉屏凤凰箫，一只月琴。瞿秋白在闲时，除了下棋之外，常常一个人吹箫，其声郁悒委婉，似乎在诉说心中郁积着的苦闷和对人间黑暗的痛恨。同学们到秋白家中来时，多在此处谈话、游戏。张太雷是常来的同学之一。羊牧之也常来此向瞿秋白求教英语、数学。
旧时习俗，住祠堂是最不体面的事，不仅住祠堂的这一家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就是同族的人也脸上无光。瞿家世代簪缨，“自胜国至今秀才相继，或及身通显，或子孙登榜，叠荷恩荣”［6］。在这样显赫的家族中，非到万不得已，无论是哪一房哪一支，谁也不愿意迁到宗祠里居住。何况，当时宗祠里还停放着许多族人的灵柩，阴森凄凉，哪里是住家的处所？瞿秋白一家迁入宗祠后，许多亲友从此就和他们断绝了来往。许多当官的堂兄弟和亲戚们，竟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救援之手。在这种极端势利的社会中，瞿秋白一家饱尝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它在瞿秋白的头脑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懑，也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和反抗精神。这样一种被压抑了的不满情绪，在他的一首志怀诗中，曾经流露出来：“悲欢原有别，天地岂无私？”悲苦与欢乐，对于人们原来竟是如此不公平，可见苍天厚土也是挟有私情啊！
母亲之死
瞿秋白家中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父亲瞿世玮于1913年秋天，把祖母送到杭州瞿世琥家里，然后他到湖北黄陂二姑母周家管账，月薪约三十元。但不久，世琥罢官，不再寄钱来了。到1914年，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债维持最低的水准。有时家中的午饭，只有早上吃剩下来的白粥。瞿秋白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不了。我们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有多少家连粥都吃不上哩。一次，瞿秋白在街头遇见一位老农，身边站着一个头插草标的女孩待卖，周围不少人在看着。瞿秋白不忍心看下去，他痛苦地说：“那个小孩低垂着头，好像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他指着从身边擦过的一个头戴阔边礼帽的胖子对同伴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人就好过了。”［7］
［1］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2］ 一说“姬墩山”。
［3］ 《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981页。
［4］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5］ 民国二年重修《瞿氏宗谱》卷十二：“戊戌升授湖北按察使。陛辞后便道至常扫墓，出巨资起造宗祠，并扩充旁屋以庇族中之无告者。”
［6］ 民国二年重修《瞿氏宗谱》卷十一。
［7］ 《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