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转型绝对不是对发展的地位提出质疑，而是要解决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后面又加上一句话“为人民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社会一旦有需要，就会比众多领导者和红头文件更能把某一种思想变成党的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记住，保增长只是权宜之计，虽然可以称之为是必不可少的权宜之计。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发展，也只有发展才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崛起与繁荣，我国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需要、也只能通过发展去解决，但是如果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不科学，发展本身也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姑且不论我们是否混淆了“发展”与“增长”的本质区别，片面以单纯的量的增长来指称发展，以GDP来论成败，就发展本身来说，理论上的发展、抽象的发展、田园诗里的发展与现实的发展和具体的发展也是两回事。
我们开始反思了，我们也开始检讨了。但反思也好，检讨也罢，绝对不是对发展的地位提出质疑，而是要解决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问题。
于是，前十个五年我们做的是“计划”，从“十一五”开始，我们做的是“规划”。虽然“计划”与“规划”一字之差，其理念、其内涵、其主旨已经和势必会有全新的面貌。
中国社会发展开始了大转型，科学发展观于是应运而生。
一、从经济增长走向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中存在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科学发展观不就是在发展观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吗？如果加上这两个字就科学了，那么做其他任何事情加上“科学”两个字，不也就都科学了吗？虽说随着党的十七大的召开，这种观点在党员干部中间已经不再有市场，但一些疑虑和困惑还存在于一些同志心中。如果我们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所在讲清楚，那么实践自觉性就是空话。所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明白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科学的。
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指向、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战略取舍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创新，取得了科学的成果，赢得了科学的地位。
（一）关于发展的价值指向
发展的价值指向，说到底就是发展是为了什么。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发展阶段，任何的发展都必须回答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是目的还是手段？发展能否成为一部分人占有另外一部分人利益的策略手段？这三个问题是关于发展最基础性的问题，但也是不容易回答好的问题，在实践中往往容易走偏。这些年，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就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称之为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
第一个异化，发展被变异为为发展而发展。自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后，发展在我国的地位与日俱增。发展是主题、发展是主线、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笼罩在发展身上的光环越来越大，越来越耀眼。就是在这一系列耀眼的光环中，发展被神话了，被推上神坛了。我们很多同志想当然地认为，在当代中国，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工作都要为发展让路。这个观念对不对呢？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改革开放，不就是想让党员干部确立起尊重发展、支持发展、推动发展的观念和意识吗？现在大家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了，怎么能质疑呢？
对此，我们先重温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真理，再往前走一小步，哪怕是朝同一方向走一小步都会成为谬误”。对待真理是如此，对待发展同样如此。坚持发展、推动发展、尊重发展没有错，但要是走过了头，变异为为发展而发展，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年，高楼大厦越建越多，大工厂大马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发展在满足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更有甚者，有些同志把为发展而发展又进一步变成为GDP而发展，不管干什么，都只是追求GDP。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所谓GDP只不过是在特定区域内、特别时间段内衡量经济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好比有一条马路，给这条马路挖一条沟，创造一次GDP，再把这条沟给补上，又创造了一次GDP。在经济统计上确实是两次GDP的量，可是对于马路来说，还是这么一条马路，甚至给人民群众的使用还增加了很多的不便。
正因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变异成为GDP而发展，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很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2000年前，每当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上一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扩张的时候，老百姓总是很高兴。因为大家想，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的生活不是可以过得更好吗？2000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速从9%到10%、12%、13%，经济总量从8万亿到12万亿、16万亿、24万亿、30万亿元人民币，速度越来越快，总量越来越大。可是我们发现不少群众不仅沉默了，还产生了逆反情绪。因为一面是经济总量的快速膨胀，另一面是人民群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看病难、上学难、住房贵，被称为百姓的新“三座大山”。我们固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但无风不起浪啊。可面对这样的状况，很多党员干部已经不去、也不愿意再进一步问一声：发展是为了什么？
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仅仅是这个异化，问题还不算大。为发展而发展固然不应当，但真有发展成果摆到那儿了，总有一天能为人民群众所共享，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更可怕的是第二个异化，发展被异化成为政绩而发展。
领导干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但是领导干部的政绩应该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创造真正为人民群众所认可、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实践检验的发展成果来取得。可是一些同志却本末倒置了。
为了政绩，有些时候发展就会完全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2004年国家搞城市发展规划，竟然有183个城市上报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应该有最起码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支撑，乃至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配套。中国有几个城市能称得上国际化大城市？屈指可数。虽然我国目前有662个城市，但好多城市的政府所在地其实还是一个大镇或者是小县城，连这样的城市也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可能吗？既然没可能，为什么又要做呢？一个中部地区的市长说，道理很简单，如果把一个中部内陆城市变成国际化大都市，这意味着市长有水平有能力，这么有水平有能力的市长，还不应该到更重要的岗位去为人民和党工作吗？当城市上水平上台阶时，领导干部头顶上这顶“帽子”也要水涨船高。如果他这么想，这发展就不再是为社会与群众的发展，而是为一己私利的政绩了。
为了政绩，有些时候发展就完全不考虑现实需要和发展质量。现在我们常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工程都是一些党员干部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出现的。当年，王怀忠在安徽阜阳心血来潮要建飞机场，可阜阳市政没钱，怎么办？招商引资、银行贷款、公务员捐工资，后来还不够，就对每个农民摊派，惨淡经营凑了近三个亿，把飞机场给建起来了。可是，阜阳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中等内陆城市，没有那么大的物流与客流，机场建成6年后才重新启用，这期间跑道上都长了一尺多高的草。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王怀忠心里很清楚：机场竣工之日，就是他升任副省长之时，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借钱怕什么？欠债怕什么？自有后来人还去。这样的政绩，这样的发展，对于人民群众又有什么意义？
为了政绩，有时候发展就完全不考虑有效性。中国是个缺少资金的国家，为了引进外资、招商引资，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可我们自己有的钱在如何花的过程中也出了大问题。前些年，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的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达到30%以上。对这一数据我不认同。我说其中好多钱花得看起来可能没有经济效益，但属于花钱买社会效益，这些钱我们是必须得花，不能算成投资决策失误。但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比企业高并且高很多也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做企业的朋友告诉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决策不可能没有失误，但企业一般把失误给控制在5%左右，如果突破10%就“割肉”跑了，绝对不能让它烂下去。企业能控制失误率，为什么政府做不到？是我们政府官员水平低吗？我们有的干部说，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个失误决策，而是明知道它是失误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决策，是为了追求决策本身带来的收益。西部有个年轻市长，到了北京舍不得住宾馆，辛辛苦苦跑一个他明明知道注定亏本运营的项目，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工程开工，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工程开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1.5到2个百分点；工程开工，需要人干活，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工程开工，人来人往，吃喝拉撒，市场也繁荣了。政府四大考核指标，通过一个项目就全部搞定，何乐而不为。国家的钱打水漂，不能说他没有皱眉头，但他皱着眉还会这么干，就是因为发展理念出了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前些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并不是个案。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对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发展进行反思？
这些年来，经常听到有党员干部告诉群众，改革是要有成本的，发展是要支付代价的，大家要忍受成本、支付代价。可是现在有些发展，不仅没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甚至是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的。前几年广东的新宁矿难，坍塌的煤矿下埋了123条人命。煤矿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先算账，一算账发现赚了不少钱，就想拿三亿来摆平这件事。如果不是中央政府抓得紧，不是社会舆论越来越透明，这个事情也许真的就让他给摆平了。这个煤矿没出现坍塌之前，我们能说它不是个好的项目吗？把地下的煤挖出来，国家有能源使用，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煤老板有利润，矿工有工钱。可是当这一发展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时，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连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发展又是为谁在发展？不仅是在当代中国，在任何社会形态和任何历史阶段，人都是目的，不能变异为手段，发展都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异为目的。退一步讲，在现实的发展阶段，人不可避免地具有手段的属性、具有工具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手段、就是工具，更不意味着成了一些群体、一些集团、一些成员实现其目的的手段。
正是基于对这些偏颇的发展理念的纠正，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必须是为了人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只要讲到发展，必讲发展以人为本，发展为人民发展，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发展离开了为人民发展这一目的，发展就没有意义，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后面又加上一句话“为人民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
（二）关于发展的模式选择
发展的模式选择，就是发展是如何实现的。这些年来的发展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叫做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路子。这种粗放式的“三高一低”的发展固然为中国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种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先说高投入。这几年我国经济有个时髦的词，叫投资拉动型经济。只要一看经济不景气，就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固然最立竿见影、最直接，但不能常用、老用。常用老用的结果有两个。第一，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在攀升，2005年的时候达到55%，2007年达到63%，就是说我们上一年度刚刚挣的钱，下一年马上就得投入到经济建设上去，只要一不投，经济就要滑坡。第二，投资的效益在不断下降，钱越来越不禁花了。同样数量的钱能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哪个地方不投钱都会出大问题。2003年那场“非典”把北京人折腾得草木皆兵，可回过头看，如果当时社会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健全，“非典”在社区内就能得到比较好的遏制，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投到公共卫生预防体系上去。这就说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哪个方面不投入或投入少了，社会就会给我们报复。所以，以往那种高投入的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会入不敷出。
再说高消耗。发展经济肯定要消耗资源。目前，我国企业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德国的八九倍。美国的汽车又大又笨又重又耗油，但美国人不在乎，当然现在他们在乎了。可就这么不在乎的国家，企业能源消耗不到我们的一半。有同志说，我们不要老跟这些发达国家比，他们的产业结构已经转型了，当然资源能源消耗低。可是，中国与印度产业结构相似，发展阶段相当，中国的能源消耗是印度的1.65倍还多，我们又该如何解释？
有同志说，问题不大，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只要有钱，我们可以采购全球资源。可是我们购买国际资源的结果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甚至有些产品中国才说要买，价格就开始上涨了。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大炼钢铁，需要消耗大量铁矿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市场经济中，作为大买家应该有定价权，我们却不是如此。从2003年到2007年这四年多的时间内，铁矿石价格涨了680%，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铁矿石尽管涨价，我们还能买得到，但有些东西是我们想买却买不到的。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突破52%了，就是说中国有一半多的石油要靠进口。工业化时期能源是生命，石油是血液，没有了石油，就是一片死寂。美国曾经说过，只要卡住马六甲海峡，就能遏制中国发展。2004年的时候，中海油想收购美国一家油气公司，进行石油战略储备。当时出价不低，本来以为稳操胜券了，最后美国国会不同意出卖，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绝对不能容忍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