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对政策做出权衡，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对做出权衡的理由做出权衡。
保持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并不是一定要这两者在经济运行的某一点上总保持平衡，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刻意如此会损害经济活力。
特区本来是因为特而存在，也是为了特而产生的，可是特区却不能永远特下去，永远是特区的特区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
社会政策必须以“人本”与“共享”为基本价值指向，而不要老想着去减少群众的权利、降低群众的需求、控制群众的行动。
高投资果真罪不可赦？特区真的就是吃政策偏饭？宏观调控其实只能“空调”？
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可以很轻易地对任何一个政策提出一连串绝非毫无道理的质疑。或者政策顾此失彼，或者政策得不偿失，或者政策一纸空文。
但问题是真有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政策吗？真有不须配合就能自我实现、自行推进的政策吗？政策为什么不能无心插柳柳成荫，难道不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我们需要对政策做出权衡，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对做出权衡的理由做出权衡。
一、两驾马车能否拉动经济的复苏
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投资率过高，投资挤占了消费。这种说法是说出了一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也与人们实际感受比较吻合，甚至一些统计数据也支持这种说法。如何理解这种经济现象背后的缘由，需要我们对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投资是经济运行的发动机，投资既是拉动经济最直接的手段，又是使消费成为可能的坚实基础
谈到投资，我们首先要明白经济学上的投资概念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投资”说法的区别。经济学上的投资是指资本的形成和物品的生产，通过增加厂房、机器等这些资本设备来生产新的物品。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投资”，比如，投资了一套房子，投资了一只股票，只是一种财产转移的行为，是从原来财产所有者手中通过支付货币转移到了买家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实际资本。甚至从经济学来看，买房子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标准的消费的行为，因为这套房子已经完成市场交易，进入了消费范畴。至于说你买来房子是用来居住还是“投资”，不是宏观经济活动要关心的内容。
也正是投资的这种本性，使得投资成为拉动经济最直接的手段。货币、资本的直接投入，增加新的厂房、机器，刺激了对厂房和机器的生产，于是生产活动开始活跃；生产活动的展开又需要劳动，于是刺激了就业；就业者获得收入又会用于购买各种生产品；各种生产品的被消费，又会刺激更多产品的被生产。于是，整个社会经济开始越运转越快，越运转越活跃，越活跃就越繁荣。所有这一切的开始，皆源于投资这一经济运行发动机的启动。
具体来说，投资的这种经济功能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其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地位更为重要。
一种情形是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正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与建设阶段，正是由生产性投资推动快速增长阶段。世界许多国家在这一时期，都保持较大投资比重和较快投资增速。我国近十余年来，正处在工业化和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较高的投资率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高投资率也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9.8%的经济增长率背后正是占GDP50%左右的高投资率的支撑。
另一种情形是当出现经济衰退时，需要加大投资。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当经济的繁荣期结束，进入经济衰退期时，经济的活跃程度大为下降，生产开始收缩，消费也在下降，收缩的生产加速了消费的下降，下降的消费又加大了生产的收缩。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经济休眠甚至崩溃。而此时通过逆周期的加大投资，相当于为快要休眠的经济注入一支强心剂，可以让经济运行重新转动起来。我国从去年以来实行的扩大投资政策就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一支经济强心剂。4万亿的投资规模，接近10万亿的信贷规模，保证了2009年中国8%以上的经济增长，让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一枝独秀。
更重要的是，投资也是消费赖以实现的基础。通过投资，经济活跃起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了收入，使得消费者可以购买得起消费品；通过投资，大量的工厂厂矿建立起来，生产了大量的物品、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可供消费。如果没有投资的启动，提供收入、生产物品都是不可能的，消费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投资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手段之一，单靠投资本身实现不了经济持续，而且在既定时间段内投资必然挤占消费，最终使投资也萎缩
投资这架发动机是可以让经济很好地启动起来，但启动起来的经济如何持续运转下去，是不能继续靠投资的，必须依靠消费。只有投资形成的产品被消费了，才能有继续的投资进入，否则，轻则是投资效益下降，严重就会出现生产过剩。我们国家在“六五”“七五”时期，每增加1元GDP需投资2元，现在每增加1元GDP需投资5元甚至更多。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也可看出投资效益已经严重下降。
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在消费中商品才会实现其价值，正是“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生产的动力”。所以投资必须依靠消费才能为其找到持续动力。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进入买方市场后，消费就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没有消费的引导，投资的扩大就是盲目的和无效的，就有可能造成频繁剧烈的经济波动，从而无法支撑起持续健康的增长。
但是投资扩张不一定必然带来消费增加，甚至还可能挤占消费，因为投资与消费本身是一对矛盾。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供给量是一定的，用在投资方面的货币供给多了，能用于消费方面的货币供给肯定要少。我们一个家庭，如果把挣来的钱存到银行或者说买了股票，就相当于间接使这些钱用于投资，那么用于当下消费的钱就肯定少了，当下的消费就会疲软。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同样如此。
我国这些年来的高投资率必然导致消费不足。据瑞士信贷银行2007年的研究报告分析：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4%，只与意大利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相当，大大低于美国(占全球消费总额的42%)，也低于日本、德国和英国(三国在全球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分别是11.1%、7.3%、6.6%)。
而且，不同的投资对消费的影响不同。如果投资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领域，固然在这一周期内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投资效益，但由于没有相应扩大就业，没有扩大劳动收入，就不可能带来消费的相应增长。而投资于中小企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则会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比较大。我国这些年来扩大投资的同时没有能带动起相应消费，也与投资领域狭窄有比较大的关联。
更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投资也会异化，变成为投资而投资，从而使得投资率畸高。我国这些年来的高投资率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不合理的因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追求GDP和财税收入的需要，完全不考虑投资的目的，盲目上项目，恣意投资。因为只要有投资进入，在投资建设期内就会有GDP的增长，就会有相应的财税收入，至于说投资结束后怎么办，投资是否能产生持续的效益，能否带来消费，这就不是现任决策者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会调离、高升或退休。这种行为在导致投资率畸高的同时，也埋下了金融的雷区。这些年来地方隐性债务高筑以及从去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泛滥隐藏的巨大风险，就是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
（三）用更宽广的眼界看待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既要理顺经济领域的关系，又要理顺社会领域的诸种关系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本来就错综复杂，现实的经济运行愈发增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性。我们对于什么是合适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能简单武断、一概而论，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目前我国的投资率是比较高，但这高是有讲究的。目前我国的高投资率中有相当的比重可以看作是政府消费而不是纯粹的投资。2009年以来，我国保增长政策中有大量的投资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教育、医疗等民生建设。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大体上是15000亿左右，保障性住房大体是4000亿左右，教育医疗约有1500亿。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政府在履行职能提供公共品，保障房建设则更是相当于政府购买一定量的房子用于困难群众居住。这些账是不能完全算在投资里面的。
另外，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的35.3%，跌至历史最低点。但是，消费之所以低，也不完全是经济原因，与社会收入分配有深刻的关系。这说明，解决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不能仅仅是用经济手段，而要综合多种手段在社会层面上解决之。
首先，解决好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举措。我国这些年来，社会群体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7。高收入者是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但消费能力有，消费需求没有。他们的基本生活消费已经满足，不会再有多大空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家庭一台电视属于基本消费，每个房间一台电视属于消费饱和，总不可能一个房间买两台、三台电视。这就是日常基本消费的极限。而低收入者有很高的消费需要与愿望，却没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也就是有“需”无“求”。这一点从2009年以来“家电下乡”政策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家电下乡确实刺激了农村的消费，证明农村是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家电下乡并未完全实现政策预期，表明农村的消费能力实现有限，买得了家电，可能就没有了电费钱。
其次，解决好政府、企业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也是当务之急。这些年来，我们的政府“不差钱”，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日常行政支出，都是“大手笔”。但在既定的财力状况下，政府不差钱，老百姓就该差钱了。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企业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2007年的22.9%，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2.8%，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这种收入分配态势是有疑问的。我们要注意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不仅是有效扩大消费的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宗旨的体现。
再次，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是扩大消费的重要举措。这些年来，虽然老百姓口袋里似乎有钱了，但他还要考虑孩子的上学、生病后的开销、养老的费用，所有这些都让老百姓不敢放心花钱，更不用说通过信用透支花钱了。通过建立各种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改变老百姓的预期，消费自然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此外，进行产业升级，创新投资领域，通过新的消费增长点来吸引那些基本消费已经满足的高收入群体，提升他们的消费结构，也是扩大消费的当然之举。否则他们的钱只能继续进入证券、房地产领域，间接推高投资率，引发资产泡沫。
讲了这么多，说到底，投资与消费这对矛盾一定要互动起来。虽然理论上，只有双强（强投资同时强消费）经济运行才是健康的、持续的，单强、不管是哪一极强（强投资弱消费或强消费弱投资）都是不健康、不可持续的。但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总是一强一弱。经济衰退时，加大投资；供给过剩时，刺激消费。因此，保持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并不是一定要这两者在经济运行的某一点上总保持平衡，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刻意如此会损害经济活力。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在一定时间段内保持一种动态的大体均衡就可以了。
二、特区可否总是享有特殊的政策
在当代中国社会，对特区做出政治评价是容易的。30多年来特区发展带来的巨大看得见成果以及越来越多的特区在中国社会出现，充分说明特区是个好东西。
在今日的中国，对特区做出理性的分析是不容易的。如果说特区是一枚硬币，政治评价只要把正面是什么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就可以了，而理性分析则不仅要看正面，还要看背面，甚至还要深入硬币内部对其材质做出鉴定，既要看到其“收获”更要看到其“困惑”。可是对成本的计算，对代价的认知从来不会像1+1=2那样简单明了而会随着立场、角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理性的分析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它不仅是当下政治评价的理论依据，更是特区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持。离开了理性分析的政治评价就是无稽之谈，离开了理性分析的特区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一）特区的“特”与“不特”
曾经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轻松，“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特区就出现了。
这从现象描述来说诚然不错，但却完全省略了那位老人在“什么时候画、在哪里画、画多大圈”等等一系列决策过程中上下左右的权衡与掂量。可是要想真正理解特区的前世今生，这一切又都是万万不可省略的。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伴随着毛泽东的逝去，进入了改革开放的阶段。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那位老人，经过十年的沉默与旁观，对于改革开放大战略早已了然于胸：关起门来发展是肯定不行的，用老办法走老路也是肯定发展不起来的。开放，走向国际社会，运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经验来实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