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市场是当前中国拥有的不可多得的、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是推动国内技术创新和接收国际高端产业价值转移的重要条件之一。创新经济学鼻祖熊彼特对技术创新与市场规模有过精彩论述，他认为市场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引力所在（Schumpeter，1934）。一方面，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企业竞争加剧，由此推动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分担昂贵的研发成本，从而降低研发投入风险，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当前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之一。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新兴经济体蓝皮书》显示，2010年美国通用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在美国的销售额。同年，肯德基、必胜客等全球快餐品牌在中国内地的经营业绩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利润创造者。另外，中国还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之一，2010年英国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1/3是中国人贡献的。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近15.7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18.3%。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一个真理：得中国市场者得天下。比如，当诺基亚在全球手机厂商排名还未进入前5名时，它就把中国市场看成了发展的巨大机会，毅然打破各种阻力进入中国市场，而这个市场回馈给它的是：让它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
中国市场不仅给国外企业带来了高额回报，同时也成了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现今成长起来的很多高科技企业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技术引进，结合中国市场特征进行本土化，在形成市场规模之后，开始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而走向国际市场的（Liu Xielin，2005）。因此，中国日益成长的庞大市场将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不可复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一方面，这个市场可以帮助本土企业在技术引进和合作中占据有利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并没有消除各个国家民族市场的需求结构和特点，而本土企业对本土市场的理解具有特殊优势。企业创新研究指出，企业成功不仅由技术决定，还有至少一半是对市场理解来决定的（Almeida，1996；Nelson & Winter，1982）。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凭借自己对中国市场的理解，结合外商技术取得竞争优势，并从中不断学习提高技术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原因，发达国家很多在西方看来已经过时的技术，在中国仍拥有广阔市场。根据经合组织的预测，到2034年，全球平均GDP将从现在的8000美元增加到21300美元，世界的经济中心将逐步转向亚洲，全球57%的GDP将在亚洲产生，中国、日本和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领导者。届时，全球中等收入阶层（人均10美元/天）从现在的18亿增加到32亿（2020年），和2030年的49亿，其中85%将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和印尼等国（Kharas，2010），中国中产阶层的增长情况见图4-5。
数据来源：OECD（2010）。
图4-5 中国未来20年中产阶层成长情况
这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中国日益扩大的高收入阶层的需求可以通过发达国家已有技术来满足，因此技术来源可以向大量发达国家支付低廉费用，甚至免费获得。另一方面，与国外企业相比，本土企业开发利用这个市场具有独特优势。他们可以把对本土市场的理解转化为产品的特定功能结合廉价技术来获得竞争优势。如果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中国企业可以让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很快获得普及，形成规模效应的同时积累资本，并改变要素结构使其中不断成长出核心技术，甚至技术标准，为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奠定基础。
（四）科技进步的民间科技人才优势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创新传统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我们拥有了为之骄傲的四大发明。今天，一方面，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正规、庞大的科技研发队伍，他们广泛分布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企业，形成了中国技术研发和技术进步的正规平台和完整体系，为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和项目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世界上拥有民间科技人员最多的国家（高等院校及国家科研院所下海的、离退休多年的、留学归来的、自学成才的、在校大学生、技术有特长的，以及普通百姓等），构成了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补充力量。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人类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它们皆为民间力量所创。1870年之后的科技创新体制发生了改变，从民间走向了制度化的实验室制度，技术产业化也由专业的企业完成。这种系统化、科学化和专业的创新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并能快速地被应用于生产活动，成为近代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Freeman，1995）。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新模式发生了第二次变迁，原有的内部实验室创新，这种封闭的创新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创新模式（Chesbrough，2003）。一是实验室创新在突破性创新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是对于渐进性创新并无优势，因为后者更多是与顾客、供应商和用户相互作用进行产品创新的结果。所以创新不单纯是实验室的这种封闭式创新，更多是要吸收广大客户、消费者的知识，采取一种开放式的创新做法；二是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加快产品创新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单纯依赖内部创新，而是广泛进行全球化的知识索取，一方面企业继续在大学、科研机构以及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新的技术和知识，但同时也不断采取更加广泛的知识网络体系，充分发挥个人，比如外部知识员工、退休技术人员、大学生等普通个体在创新中的作用。比如，各种网络社区、开放式软件论坛、在线客户论坛、专业的技术社区网等。因此，在当前的开放式创新时代，创新源层出不穷，而廉价的网络成本又正好可以充分的把这些分散的创新源连接起来为企业所用。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该产品利用了上千万人的知识开发成功。
因此，在这种新的创新模式之下，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知识载体或个体和组织，能够成为重要的创新源。中国人口众多，具有不同技术知识技能的人员也多，如果将这些知识资源采用一定的网络技术连接到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上来，对于解决企业创新难题，进行新产品开发将是一个重要的优势资源。比如浙江大学陈劲教授和中国老龄协会合作，组织人力开发一个网络软件拟将浙江大学2000多退休教授的专业技能归类建档，形成一个专家知识库，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1985年到2011年非职务专利申请占总量的60%多，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民间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见图4-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数据整理（http：//www.sipo.gov.cn/）。
图4-6 1985-2009年中国职务和非职务发明专利比例情况
（五）科技进步的政策优势
现今的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憧憬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要在本世纪中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雪洗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自从200多年以前被西方列强用中国发明的火药炸开国门后，中国政府始终传递着一个伟大使命，要在科学和技术上赶上和超越西方。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苏联引进了大批技术，并选派大量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20世纪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成功；70年代的人造卫星，均体现了这个思想。之后，这种思想不断被放大，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断强化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纲领加快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被视为自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重要政策之一。
因此，中国政府比任何国家都具有更加强烈的愿望推进技术进步。一方面，在各个国家对推动技术创新通用做法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强度，比如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生培养、产学研合作、政府研发投入、科技产业园区建设；另一方面，采用了更加广度的政策手段，比如推行技术标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采购、重大项目和战略性产业的规划等。这些做法对于推动自主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面临挑战。政府并非企业，它们对于市场需求什么、用什么样的技术开发和改进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等方面的把握能力较弱。也就是说，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懂得急需什么技术来提高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政府的过度主导，可能在一些重大技术领域能取得突破，但是在真正产业化方面却无法保证获得成功。缺乏企业主体作用，创新难以取得成功，从而整个经济也不会兴旺发达。因此，如何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做到优势互补是未来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下一节还将介绍，实际上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
虽然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但是国外现成的技术也不是无条件和成本的可以自动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来；中国研发人员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比如中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率排在全球100名之外；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已经遭到跨国企业的挤压，中国在多个产业领域失去控制地位；民间巨大的创新力量至今仍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在重要的科技进步立法和政策制定中也很少涉及如何利用这部分科技力量；政府推动科技进步在所有成功追上发达国家的后起国家中均显示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历史上都采取了高关税保护幼稚产业的做法，但是，今天的国际环境对政府作用有了更多限制。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积累了资金、人才、市场，政府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也更加老练。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选择重点领域突破，配套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将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因素纳入到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并保证其顺畅运行，是推动我国未来科技进步的重要举措。当前，确立赶超型的国家科技进步战略，坚定国家创新型建设部署不动摇是首要根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