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组文章，既是对十余年来政治经济改革的真挚呐喊和助威，也表达了对进一步推进改革的热切企盼。在改革进入胶着期，经年无重大突破之时，希望这些文章有助于唤醒决策者的改革激情，不忘改革之由，总结既有经验教训，开启未来之路。
当前，冲突性事件不断，危机事件此起彼伏，主要原因不是改革“过头”之过，恰恰是旧体制的残留作祟，自然也应反思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及时加以纠正。我们最为担忧的是，这些不稳定因素令改革者束手束脚，或将注意力过度耗费在具体的危机处理事务之中。须知，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危机－应对”的循环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作为传媒人士，作者自不必提出详尽具体的改革方案。这些文章始终不渝地呼吁改革不停步，提示全方位改革的紧迫，揭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不配套造成的严重后果，为“好的市场经济”鼓与呼，告诉人们不改革的成本远大于改革的成本，呼吁建立可问责的政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快改革，金钱与权力勾结形成的“坏的市场经济”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败血症”。指明这些利害得失，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所在，也是一名不敢懈怠亦自有追求的当代中国传媒人的职责所在。
2008年年初的冰雪灾害给国人带来了“气候觉醒”。我们呼吁“气候觉醒”，其实是在呼吁人类切不可陶醉于对自然的征服、掠夺式开发，应当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之可贵，这事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有经年，其实，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又何尝不面临这一严峻任务？正如当前的金融危机所警示的那样，消费主义走到尽头了。人类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以目前的生活方式，将为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世界？
相对于一本定位于财经报道的刊物，有些文章似乎“越位”了。其实，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当下，哪怕一个看似十分技术化的专业问题，也不再可能在其固有领域内求得解决，而必须放到中国改革的大格局下来考量，方能得到准确的辨析和有效的解决。
告别“红色资本家”
广信关了，直接内涵是承认“窗口模式”的惨败，深层含义则是结束由地方政府透过“窗口”到海外融资的历史。不管我们愿与不愿，在海外融资意义上的“红色资本家”时代结束了。
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被央行关闭，海内外金融业界大哗。圈外人可能不明就里，觉得中国早有了关信托公司、关银行的历史，再关家稍大些的广信也属正常。
笔者相熟的一位资深业内专家一语中的：“主要在于广信是‘窗口’，关什么都不比关‘窗口’。”
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中国改革20年来，所利用的外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而国际金融资本只是很小一部分，在总额的10％以下。这小部分钱的大头，就是国外资本市场的中长期商业贷款（包括银团贷款）和债券市场资金。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债券市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确定了一种“窗口”模式，即由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作为“窗口”，直接到海外发行债券，拿回钱再放到企业或基建项目进行建设，公司自己负责还债。
广信就是当时确定的“窗口”之一。在最红火的时候，广信曾经从国际评级机构拿到过与国家主权同样的评级，后来虽然被调低一级，但仍算金字招牌。在国际债券市场建起一家发行体的信誉非常不容易，广信从1986年起就在日本“武士”债市场“热身”，到1993年又成功进入欧洲和美国债市。至1998年，广信在海外发债共计17笔；就一家融资机构而言，可谓成就斐然，在国内的诸家“窗口”中也是佼佼者。
要紧的是拿回钱以后怎么用，能不能还得上。中国早期确定的那种“窗口”融资模式，本质上就是以国家信誉去拿回外汇，政府自然拥有这部分资源的调度权。不过在事实上，其一，政府调度从来都无法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其二，对于集投、融资大权于一身的信托投资公司，政府严格计划、科学调度也难以做到。看似计划方式支持指导，市场方式管理操作，实际上是“两不靠”，根本无法保证资金合理有效地使用。如今广信因为还不上巨额债务而关张已经是事实，其他“窗口”日子也不会过得轻松。
近年来，中国的业界应能够意识到“窗口模式”的弊端。有识者早已指出，90年代以来，国际上资本市场证券化步伐很快，债券融资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部分，每年都有相当高的增长。中国理应弄潮于国际债市，从那里获得成本比较低的资金来发展经济。但除了国家出面发行的主权债之外，正确的途径应是由用钱的企业自己获得债信评级，然后自己到海外发债。这样才能使给钱的和用钱的互相见面，增加透明度，资金使用也就有了比较大的约束力。投资者和发债者共同承担风险，不需要由国家拿出外汇储备来承当，这就是公司债（corporate bond）道路。
中国从1982年就开始在国际债市试水，历来发债除了财政部的主权债，主要由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出面，发行的其实是不同形式的“准主权债”或称“政府债”。这种“窗口模式”虽然早年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回过头来看显然并不是恰当选择。关键是路一旦走偏了，调整过来并不容易，按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且国际融资牵涉到国际投资者的体认，路径依赖性更强。所以，我们只是在1995年特别明确，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担保，但“窗口”模式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公司债也就成长不起来。直到1997年，才听知宝钢获得了理想债信评级的消息。这是中国唯一一家有了评级、能够发债的企业，可惜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宝钢的债也发不出去。所以，中国的真正意义的公司债至今还站在始发点上，比起其他新兴经济国家差出许多。
这回广信关了，直接内涵是承认“窗口模式”的微观意义的惨败，深层含义当然就是结束由地方政府透过“窗口”到海外融资的历史。西方舆论曾将这种政府支持加国有公司经营特权又加资本主义工具的模式称为“红色资本家”。不管我们愿与不愿，在海外融资意义上的“红色资本家”时代现在算是结束了。眼前全局意义上的直接挑战有两个，一是如何度过可能的连锁性支付危机，一是如何有效地过渡到公司债的正确道路上。以现在的实力和认知水平，我们期望两个挑战是能够应对的。
-1998年第8期-
市场中的阳光
舆论和业界一直期待着信息公开。而说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广信和粤企的选择就说明了这一点。须知，世上本没有免费的午餐。唯有今天一次次付出较小的代价，才能避免未来一次性地付出无法承受的巨额代价。
本月以来财经界有两件大事非常引人瞩目：一是中国信托业“老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因严重资不抵债，正式宣布破产清盘，债权人注定将遭受重大损失；二是广东省政府驻港“窗口”粤海企业集团（下称“粤企”）因面临债务危机，召开债权人会议，要求暂缓还款、继续借贷，以求重组成功。
广信的外债加上或然债务总计375亿元人民币，占到该公司所有债务的8成以上；粤企涉债总计29.4亿美元，要求在1至4月延期的债务高达11.7亿美元。两家公司的相关消息前后在1月10日和12日公之于世，在香港引发了一场红筹国企股的小股灾，近期内，新一轮中资企业信贷紧缩已成定局。
没有人认为这种情形是绝对的好事。不过仔细想来，中国能按市场原则走出今天这一步，实在也是很大的进步。这里不谈破产抑或重组的其他经济理性含义（利弊），仅广东两家金融财团在此过程中能够打开财务“黑箱”，表现出某种公开性与透明度，就是最可贵的事情。因为公开正是市场中的阳光。
至迟从1996年中农信关闭算起，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对问题金融机构严加整肃的步伐，相继关张的金融机构有四家以上。但除广信外，人们从来都无从知晓那些机构究竟问题何在，负债几何，更不知由什么人来承担责任。由于国家代为偿债、始终封闭作业，整肃中确实保持了市场暂时的平静，但不利于同类机构接受经验教训，更无助于推动中国金融业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解决。金融市场上以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还是无法得到改善，以盲目性为前提信用缺乏理性支持，极易出现动摇。
舆论与业界一直期待信息公开，而说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付出相应代价。广信和粤企的实践就是证明。须知，金融市场同样没有免费的午餐。唯有今天一次次付出较小的代价，才能避免未来一次性地付出无法承受的巨额代价。其实，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市场消除盲目性，准确地获悉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且可以揭开黑幕，暴露出企业管理不善乃至腐败横行的种种劣迹。此次粤企重组由美国高盛公司担任财务顾问，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驻查账，整个集团多头投资、负债累累的混乱状况很快昭然于世。香港一些红筹经理们就在议论：如果都让这样的公司进来看账，咱们哪家看不出问题？可见许多问题机构或潜在问题机构有意黑箱作业，不愿信息透明，除了维护公司虚假信用，很可能掩盖着既得利益者不可示人的私心。
此次广信与粤企事件的处理也有令人遗憾之处，主要是由此暴露出中国金融法制的严重不完善。近年来，国内业界一直在呼吁通过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法规条例；1998年10月广信关闭后，海内外金融界不少人都估计很快会有关闭金融机构的条例或临时信托法紧急出台。不想三个月后广信被迫选择破产时，相关法律法规无一问世，广信申请破产只有依据《企业破产法（试行）》（1986）和《国有企业试行破产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1996）。后两者不仅远非完备，而且主要针对国有工业企业，显然无法切合实际需要，也影响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公信力。
至于粤企重组，全部在香港操作，自有当地较为完备的游戏规则做支持，但又因此映衬出内地法规不全的现实困境。重组较之破产，是市场提供的更为积极的解决问题机构的手段，未来必将较多地用于不良资产重压下的中国金融机构。正因此，目前在金融机构债务重组及金融债权方面的法律缺位也就更加令人担忧。
细细把握今年来中国经济生活的脉搏，可以察知其中最突出的信号就是金融整顿的加速度。回过头来看，去年关闭三家金融机构等动作只不过是轻松的序篇，唯今年来广信破产、粤企重组、建设银行组建资产管理公司、信托业行业重整等一系列大举措酝酿出台，才真正拉开了中国金融业整顿与重建的大幕。在这里，广信和粤企所作的选择既是对于昨天的回答，也是为明天进行的实验。未来中国金融业重整的道路还会很长很难走，唯愿这路上能够阳光充足，法成令修。
-1999年第2期-
行政体制、机构设置和政治体制改革
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体现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业已形成三个共识。
几乎从中共十六大结束之后，媒体就在议论和揣度将在2003年3月5日召开的十届人代会正式拿出方案并于会后全面付诸实施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尽管话题一直已很开放，但新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振奋之感。
在中国过往20余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新概念。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改革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也有不同的成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前两次机构改革，亦即1993年和1998年的改革，主要目标还是为了让政府脱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用学者们专业的说法叫“脱计”。及至中共十六大提出建立“政治文明”并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在方案设计之时就有了更高远的定位和更富于全局性的思考。因此，未来的变动虽然主要体现在政府主要经济部门中，却不仅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且直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改革也因之有了更大的难度，甚至并非一套深思熟虑的方案和一轮干净利落的“手术”可以完成。
由于此次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尚未全盘正式亮相，全面理解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仍有难度。但目前日渐清晰的方案框架已经昭显出深层次含义，有识之士们在涉及政治体制的若干问题上有了共识。
共识之一是“党政分开”、“政资分开”。从理论上说，党政及政资分开，都是党的代表大会早已确定、不再具有争议的改革目标。但有关机构设置依然故我，即成为实现“两个分开”的具体障碍。党的组织部门直接掌握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人事权，以部分所有者的资格确定人事任免，又以传统的政治标准和“部级、局级、处级”的机关体制管理置身于市场活动中的企业经理人。这种被专家学者们诟病多年的扭曲的制度安排终能得到矫正，在此次机构改革中体现为将中共中央企业工委和金融工委分别并入政府属下的国资委和银监会。虽然未竟的路还要继续走，特别是银监会，既是监管机构却又掌握部分人事权的局面显然还须调整，而且未来的国资委能否实现由企业董事会来选择总裁尚待观察，但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已殊为可贵。
共识之二是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条块交叉、各自为政的政府机制。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大刀阔斧地将现有八家部委予以整合，所有者、监管者、经济运行协调者各司其职，一个可见结果就是将来有望大规模减少行政审批和部门扯皮，有助于划清政府机构事权和规范政府行为。其直接结果，正是走向专家们早有建言的行政民主化和公开化，最终成为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