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理解，有关部门与媒体沟通时过于谨慎，一些官员对充分提供情况情态犹疑，主要还是担心疫情接踵而来冲击太大，引起公众惊慌。不过，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思维惯性。应该承认，正值国际机构对H5N1未来变异侵害人类的可能性频频告警，中国秋冬之季疫情又来势如此之猛，引起一些惊慌恐怕是难免的。问题是，除了面对现实，没有更好的选择。坏消息传出总会引起震动，而震动之后就会习惯，进而以科学的态度去思去想，达到科学预防之目的。我们当然愿意告诉公众“禽流感并不可怕”，但如果出事以后发布消息迟疑不决，面对媒体询问遮遮掩掩，极易失信于人，引起更大的怀疑和惊恐。可取的方针，应为实事求是，坦诚有信。
其实，担心惊慌、回避现实，正是防疫工作之大忌。在这方面，中国往昔可谓教训多多。仅就高致命性禽流感而言，国内据此进行的疫苗研制早有进展。但因为担心引起惊慌，很多年不愿意广泛强调其必要性，降低了H5亚型疫苗需求，进而抑制了生产能力提升和科研精进，这种情况直到近两年才有所改变。经验早已表明，在防疫工作中对于可能的危险宁言其轻不言其重，宁信其无不信其有，很可能促使危险加速加重到来，最终使国家和人民付出更大代价。
现在禽流感对于人类存有潜在巨大威胁，已是国际共识，但对于威胁来临的时间与可能的灾难程度存有争议。因为H5N1禽流感病毒及其变异，毕竟属于人类尚未充分完整认识的重大科学课题；就在世界上家禽和候鸟因感染H5N1病毒大规模死去之时，人类受到感染的数量毕竟有限，而且尚未发现人传人的病例。这显示了，迎击禽流感很可能不仅相当迫切，而且也会成为持久战。如果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时间尚且充分，我们就有机会使灾难减轻、局限甚或消灭。直面潜在灾难要从现在做起，最基础的准备就是建立面向公众的疫情公开制度与开放的舆论环境；并与此同步，推动公共卫生的改善与国民自身卫生水准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瘟疫阴霾当头，对于我们就不全是坏事。
-2005年第22期-
环保事件是全局性大事件
与2003年SARS危机、当前禽流感威胁一样，全局性大事件绝难大事化小，因此最忌“大题小做”。
2005年11月13日因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污染，已被定性为“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目前，由事件引起的对于透明度、公开性的呼吁是普遍的，而我们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局如何对待和处理涉及环境污染的重大事件。从24日新闻发布会等官方消息获知，此一环境事件发生后，吉林省政府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国家环保总局也有行动。但事故通知黑龙江省政府是在五天之后的11月18日。前期应急工作主要由地处污染上游的吉林省政府主导，国家环保总局进行评估和建议；消息通报黑龙江省后，环保总局也在致力于两省间的协调。与事故直接相关的其他政府部门，如国家水利部、建设部，在22日以后方始参与此事；知会邻国政府俄罗斯也是在22日。
这一过程显示，此次国家一级河流松花江水域的重大污染事件，在早期主要是被当成局部地方性事件进行处理的。其中的一些不妥由此而生。
水流污染事故在吉林出现后一直未诉诸媒体、公之于众，仅仅“通知了沿江的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包括居民，停止向松花江取生活用水，对于工业用水也要做污染防治的一些措施”。如此做法，尽管环保总局负责人认为“吉林省政府的做法是可行的，保证了群众没有受到影响”，但显然不具说服力。
松花江自吉林市以下，受到苯、苯胺和硝基苯等超标污染直接威胁的相关水域绵延千余公里，沿途除哈尔滨、松原等大中城市，还有几十个乡镇，数百个村庄，仅饮用及生产用水可能受到影响的民众就多达数百万人。在保密的状态下，“行政通知”或能惠及“单位”与“居民”，却极难使上百万普通农民普遍知情。而沿江农民们长期以来“靠江吃江”，“长达80公里的污染团”沿江而下对他们的损害是直接的，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还无法量化。此次事故的肇事者及责任人为中石油吉化公司，环保总局负责人也承认今后的事故赔偿应由企业负责。但吉化公司的总部中石油远在北京。事发后，由地方出面协调堵漏想必困难重重。按已定保密方针，中石油吉化公司领导公然对媒体隐瞒真相，甚至明令公司上下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这不仅有悖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职责，而且违背了上市公司对于重大事项的披露原则，后果将相当严重。
松花江下游受此次污染事件冲击最大的城市，为饮用水几乎全部依靠松花江的哈尔滨市。为保证全市用水安全，哈尔滨市政府于11月21日作出停水四天的决定，但由于“供水管网检修”的理由过于牵强且有悖常理，反引起民众猜疑，形成恐慌气氛。22日晚，市政府发出最新公告，公布了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后可能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的事实，方始安定人心，形成有序局面。但这一正确举措与吉林省和吉化公司的保密做法并不一致，又引来后者的反弹。《财经》和许多媒体记者在吉林采访时，都听到了一些中下层官员们对哈尔滨市政府“炒作”的公开抱怨。正需同心协力之时却生如此嫌隙，“协调成本”大增已经可见。
黑龙江与俄罗斯接壤，松花江又流入中俄界河黑龙江。故此，俄方一直对松花江水质甚为敏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后，消息先从哈尔滨市传出，俄罗斯媒体议论纷纷。幸而22日有关部门在北京正式向俄方进行了通报。
24日上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方始约见俄罗斯驻华大使，进行了详细沟通。环保总局官员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污染团到黑龙江还有14天左右的时间，“影响程度会有多大，目前来看，它是在减弱，影响的程度会越来越小”，所以现在通报“时间也不算晚”。这种辩解当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在具备外交常识的人当中很难得到高度认可。需要对松花江水流受污染事件作出反应的还不限于此。如降低江水的污染威胁需要上游水库放水，掌握放流应有水利部（及松辽水利委员会）的协调；城市自来水系统受威胁需要应对，供水安全与水资源管理亟待建设部的监管；等等。两大中央政府部门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九天中毫不知情，置身事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应当承认，此次松花江水的重大污染事件是全局性大事件：其一，需要直面危机的勇气和认知；其二，需要站在全局高度确保公开性与透明度；其三，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从环保部门到有关各部门协调一致的行动。与2003年SARS危机、当前禽流感威胁一样，全局性大事件绝难大事化小，因此最忌“大题小做”。此类环境事件在中国很难完全避免，可能还会发生。所以，此次污染事故在应对、清污和问责后，其处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应成为全局性镜鉴。
-2005年第24期-
特大雪灾呼唤“气候觉醒”
此次大面积冰雨雪灾，正是极端性气候事件使人类蒙受灾难的又一明证，中国人实现“气候觉醒”已当其时。
从2008年1月10日起，一场罕见的特大型低温雨雪以及冰冻灾害侵袭整个中国南方，为即将来临的春节喜庆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至2月1日，南方受灾省份再经新一轮暴雪冻雨袭击，春运压力继续以几何级数攀升。此次灾害究竟何时结束？纵使天气转晴，灾难会不会以其他形式继续蔓延？现在还很难估计。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灾难加重之时，信息较为透明且政府相当勤力，官方与民众合力抗灾；虽无法抑制灾难于无形，终究在为其冲击最小化而努力，给人以希望和信心。继续应对、反思和总结这次灾难，涉及相当广泛的话题，亦会成为近期舆论的焦点。我们认为，其中最迫近又最具本质性的话题之一，当为“气候觉醒”。
应当承认，此次特大冰雪灾害“50年不遇”甚至“百年难遇”，故起始之初，政府及社会各界均估计不足；而直到今天，虽然灾难已成沉痛现实，但其复杂的气象成因仍有待进一步探析。不过，此次大雪冰冻灾害，范围如此之广，时间如此之长，危害如此之重，无疑可列入世界上重大典型的“极端性气候事件”。而基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极端性气候事件，近些年正在人类生活中以不同形式急剧增加，已是无可回避的现实。
至少在此次灾害之前，对于正处于“环境觉醒”中的中国转型社会来说，“气候觉醒”还是个相对超前的话题。笔者2007年夏天参加一场关于气候的中外讨论，就闻听一位相当具国际视野的中国经济专家表达此意，颇有代表性。时至如今，我们虽然仍无法将中国的冰雪巨灾与温室效应简单挂钩，恰如数年前的印度洋海啸、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并不能与气候变化画上等号。但此类极端性气候事件，本质上源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异常，正是大自然的报复性肆虐，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如今，我们中国人在最重要的民族节庆之际遭受特大冰雪袭击，痛定思痛之时，无论如何应当对大自然怀有更多敬畏之心，对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的科学道理，有更多聆听和信服。
这些道理本来是恰如其分的“警世通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以其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从20世纪中期至今观测的大部分温度上升，有超过90％的可能性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关。主要因为这一系列报告，IPCC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分享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可见其国际认可度。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温室效应直接导致气候变化，进而引发极端气候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也证明，几乎有九成的自然灾害与气候事件存在关联。联合国公布的统计结果进一步显示，从1995年到2004年间，全世界死于自然灾害的总人口中，有3/4与雨雪、热浪以及低温等极端性气候事件有关。此次中国的冰雨雪灾，正是极端性气候事件使人类蒙受灾难的又一明证，中国人实现“气候觉醒”已当其时。
我们所说的“气候觉醒”意味着很多。就认识世界而言，意味着从官方到民间，当对气候变化的冲击高度警觉，对极端性气候事件发生有更充分的准备，意味着在各种潜在或既有的自然灾害面前，摒除“老天开恩”侥幸取胜之心。中国正处在自身发展的关键时期，增长方式转型与追求平衡发展的调整需要时日。与此同时，必须综合考虑和适当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挑战。平素防患于未然的主动性不可少，而一旦灾害来临，例如今次大规模雪灾发生，则应充分估计灾难恶化持续之可能，不作速战速决之幻想，秉持生命安全至上的理性原则，科学权衡处理安全与效率、物流与人流何者为优，真正地有备无患或少患。
“气候觉醒”还意味着需要付出长期努力来改变现实，为减缓气候变暖的冲击采取更积极、更有成效的措施。虽然对于所有国家而言，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都是相近的。但考虑到基础设施以及能力的不同，实际上，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以及非洲国家、太平洋岛国等，面对的挑战还是严峻得多。更何况，如同识者早已提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中国在气候挑战面前应有“天下主义”的胸怀。降低气候危机威胁的最重要举措是节能减排，因此，节能减排目标在国内不能落空，在国际上亦应做好定量承诺的准备。
此次雪灾已成为中国加大对气象工作软件、硬件投入的契机。中国气象局牵头的气候监测与灾害预警工程已获国务院批复立项，不过，需要投入之处绝不仅于此；提高对于气候变化的预测、监测以及应对能力，中国现在仍是百端待举。在全局层面，除更多财务投入外，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建设和教育投入——前者，系指必须将气候变化意识，融入整个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规则、决策之中；后者，系指教育官员和公众，提高整个社会的气候危机感，熟谙应灾常识，等等。
2007年2月5日（春节前夕），《财经》刊出封面文章“气候危机”，封面图片是一头站在融冰之上茫然无措的北极熊。彼时之中国人，大多不免生疑：“气候危机到底会不会来？”而今年此时此刻，身处或遥望千里冰封的中国南方大地，国人已不得不呼唤“气候觉醒”。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真正的问题只是“气候危机何时到来”。真有此发问，则中国今天为措手不及的雪灾付出的一切就算值得，我们才不至面对悔恨的明天。
-2008年第3期-
奥运火炬、家乐福与汉藏团结
当此之时，使民族主义从情绪化浪潮中回归理性，需要的是冷静的政治智慧，需要珍视汉藏团结。
近来形势纷繁。从拉萨骚乱事件到奥运火炬传递屡受干扰，从国人抵制法国家乐福超市，到部分西方政治家在是否出席奥运会上闪烁其词，种种事态密切联系又复杂交织，使人忧思不断。群情激昂澎湃之时，格外需要冷静思考。
先说火炬传递与奥运会。由媒体报道可知，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在伦敦、巴黎、旧金山等地遭遇干扰，场面激烈。中国火炬手、残疾运动员金晶坐在轮椅上保护火炬的场面，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而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火炬传递中的抗议活动时，违反平衡、公正原则，甚至出现歧视用语，引致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引发海外华人集会抗议。此外，从欧洲到美国，已经有一些政治家表态，以不参加奥运会开幕或闭幕式的形式来抵制北京奥运会。
我们以为，如此形势倘继续下去，后果会非常严重。因为随着奥运会一天天临近，中国人对于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亦越来越热情高涨，且信心十足，视之为国家和民族的荣誉。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出现抵制奥运的激烈行为，不仅不会有任何正面效果，还会形成一种推力，推动无数中国人集结于民族主义大旗之下。而民族主义过度抬升，则距极端民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这对正在纵深步入全球化的中国，对正在适应中国崛起的世界，显然并非好事。
“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伦敦火炬传递风波过后，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这样说。其由衷之言充满警示意味，西方社会的明智者应当深察之。法国总统萨科齐致函金晶表示慰问，则可视为有积极意味的初步信号。
当前，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热情高涨，这是面对外辱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也有积极引导的余地。但是，民族主义本身是“双刃剑”，偏激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必陷于失控，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为政者应当对此十分了然，而国人亦当清醒警觉，以自强、理性维护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