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相比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着重强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则更凸显了在不断深化小康社会“建设”水平的基础上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时间表，从而更能够给全体人民群众以激励、信心和希望。
一、目标要求：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境况为保证在未来8年时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发展要求和工作任务，初步勾勒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境况。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目前，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已经初步具备。我国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实行了全方位、立体式、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经济呈现出高速稳步发展的场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利益需求不断得到实现及满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依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经济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动摇。在未来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奋勇前进的8年，我们必须自觉坚持以下两点：
第一，在经济发展的主体思路选择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是要坚持科学发展。为此，在今后经济发展的主体思路选择上，我们应牢牢把握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突出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的活力与后劲。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主体道路选择上。我们应自觉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自觉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经历了从民主政治制度缺失到逐步健全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我国建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四大基本政治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我们党提出了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党在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上实现了重大飞跃。
在未来8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根本地是要坚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政治上的基本目标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要突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就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就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第二，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的短板。鉴于其与政治权力配置、政治权力运作的内在相关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慢不得、也急不得，必须继续坚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基调。当前的重点是，要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着力发展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着力培育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充分发挥了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使得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竞争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未来8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切实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第一，坚持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始终强调意识形态的功效、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因此，必须坚持“守土有责”，将文化建设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为此，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要突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同时，要注重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第二，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
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主要表现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
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崇社会建设，是我们党十六大以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政治认同。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1]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从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代表好[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出发，着力推进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突出抓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使社会主义社会文明逐渐成为我国文明体系建设中的新亮点。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在未来8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目标，我们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为此，必须突出两大要点。
第一，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建设的目标内核。未来8年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前进，就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切实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此，必须通过大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举措，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经济发展与推进社会民生问题解决同步，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二，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提升社会建设水平的基本路径。我们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美丽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要表现为：“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确立了科学发展的基本理念，有意识地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对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不仅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更留下了青山绿水，打牢了中华民族科学发展、永续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
未来8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目标，就必须自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利用日益紧张的能源与资源、大力保护日益脆弱的自然生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此，就必须自觉坚持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各项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及党的建设不是对立的、割裂的，而是有机联系、内在统一的。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有机地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第二，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生态文明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而言，是一项新兴的建设范畴、是一个全新的建设领域。为此，生态文明建设一开始就应突出高层次研究部署、高起点规划设计、高标准管控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原则要求，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为此，就应自觉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努力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二、实现手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此，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及其主体内容包括：第一，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第二，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第三，要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第四，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第五，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改革红利的空间有限目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在此境况下，我们尤其要抓住和利用好改革红利。所谓改革红利就是通过推进和深化体制改革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民福祉所带来的整体收益。从某种意义上讲，35年的改革开放是我们获得的最大红利，今后的改革仍然会创造更大的红利。要保住并扩大改革红利，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和深水区的情势下，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阻力和风险，都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不深化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退路，不能止步。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遇到矛盾或问题就终止或中断改革，只能使矛盾或问题不断加剧。因此，继续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唯一出路。
2012年12月31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改革明确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这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实质上告诉了我们深化改革的三个要点：其一，改革的方向要正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其二，改革的整体方案设计要更好地反映和综合各方利益，力争使各方都满意，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风险与阻力；其三，改革的具体方法运用要考虑到空间特点、适用情况、文化及认知水平等变量，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方法运用上的灵活性。基于此，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为指导，不断深化攻坚阶段和深水区的各项改革。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造更大更多的改革红利，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支持改革，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全方位支撑。
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理性地看到：在经历了长达35年、GDP年均增长10%的改革开放黄金发展期之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已经得到最大程度和空间的释放以后，我们通过改革来创造红利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了，未来留给我们的最有利的发展机遇与时机也已经不多了！如果攻坚阶段改革长期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和达到理想的目的，如果改革的红利被严重挤压或吞噬，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则改革的前途命运堪忧。
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当下，我国改革的任务异常繁重多维、改革的禁忌越来越多、改革需要协调处理好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改革的难度及风险越来越大、改革引发的连锁反应越来越难以预料。其一，35年的中国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流于表层的改革，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改革到位了，或者说，好吃的肉都已经被吃完了。而接下来的改革，就要去改不好改的、不容易改的方面了，就要啃硬骨头了。换言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接下来到了必须加快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绕不开、躲不过、拖不得了。其二，随着改革广度与深度的加大，对一些人来说，先前的改革是“改别人”，现在到了“改自己”的时候了。一旦改革改到了自己头上，涉及对自身利益的重新分配或切割，很多人就要跳出来阻挠改革了。其三，我国的改革摊子越铺越大，越来越不是某一领域、某一地域的局部改革所能够支撑的、越来越不是单靠某些“改革派”的力量所能够推动的。总的看来，我国的改革急需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同时更需顶层推进。
改革必须跑得过“革命”
一些国家的教训表明：攻坚阶段改革如果不能克服重重阻力向前推进，如果不能在既定的时间段内达到民众预期的满意效果，就很有滑向革命的危险。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攻坚改革实际上是在与革命赛跑。换言之，如果攻坚阶段的改革长期不到位，人民群众寄希望于改革的利益诉求长期无法满足，改革就很可能要让位于革命、被革命所吞噬取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很多时候，革命往往发生在“通过改革，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有了重大改观，但还期望更多”
的欲望上升期。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因由时，曾深刻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1]这说明：在托克维尔看来，革命的发生并不完全与人们所处的境况呈反比关系，即“人们的境况好，革命爆发的概率就低；人们的境况差，革命爆发的概率就高”，革命很多时候发生在人们的生存发展境况有了一些改观但与他们的期望值仍存在较大差距的特殊情势之下。不仅是托克维尔，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持相似的观念。亨廷顿指出：“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通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的历史现象。它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它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与其他的暴力和动荡形式一样，它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又已落后于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历经35年的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就，不断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政治发展、政治文明、政治进步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也越来越突出，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公正丧失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了。另一方面，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果上层建筑长期落后于经济基础，其结局只能是被推倒；如果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推翻政治体制以至政治制度的革命将很难避免。因此，当下的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改革实际上是在与革命赛跑”，跑不过革命就有可能被革命所吞噬。而要最终跑得过革[1][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0页。
[2][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2页。
命、抵御得住革命危险，加快推进攻坚阶段和深水区的改革就刻不容缓。
改革之命运靠人民选择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党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变量。从终极意义上讲，改变或优化自身境况究竟是要选择改革路径还是革命路径，主导权在人民。基于此，我们党加快推进攻坚阶段改革，就必须自觉坚持人民主体论，自觉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民群众福祉为价值导向，不断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力、权利和利益诉求。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死心塌地地拥护认同党的执政、支持党领导下的改革，而不是转而去寻求革命。反之，如果攻坚阶段必须进行的改革长期不到位，不能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来改变根深蒂固的权力过分集中弊端，舒缓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压力、畅通人民群众的政治表达；不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好社会分配失衡、公平公正缺失、利益诉求表达无望的问题，人民群众就很有可能对党领导下的改革前途丧失信心，转而在体制外呼唤革命。如果是那样，我们党执政的风险系数、我国爆发革命的危险系数显然都会在无形中增大，进而对党长期执政地位之保持与稳固构成潜在威胁。
三、关系处理：以深化改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应处理好十大关系以深化当下的攻坚阶段改革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多更大的红利，有效规避改革滞后或偏离可能带来的革命风险，就必须努力克服当前出现的改革在低水平、低层次上简单重复的“内卷化”趋向，按照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基本要求，在更高的层次、水平、目标上深化改革，着力扩展改革的广度、宽度与深度，以不断创造改革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新境界。为此，就必须自觉地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处理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谋划和逐步推开改革开始，我们就一直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伴相生、内在相连的。对内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前提与基础，对外开放是对内改革的外部延展、是改革的重要动力机制和思想源泉，是改革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因此，攻坚阶段深化改革，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齐头并进，把改革与开放有机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离。
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在谋划改革全局时邓小平就突出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要同步推进、要并驾齐驱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在他看来，“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2]邓小平断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最终“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3]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危害就是：它到一定程度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成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绊脚石。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要不要深化，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对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严峻的“倒逼”态势，急切催促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升华。因此，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统一性，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化和突破实质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处理好改革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改革本质上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深刻改造，是对客观存在的经济政治体制、制度、模式的变革。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是人，是人格化的力量。推动当前改革对客观世界改造的准确到位，就必须首先对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改造，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认可改革、支持改革、对改革前途充满信心。因此，深化改革必须同时推进改造客[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观世界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进程，并使二者保持协调发展的共存态势。
处理好党自身改革与国家社会改革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领导党、执政党，是国家、社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打铁先要自身硬”，整体性的国家社会改革事业发展和深化到什么程度，从根本上讲都要依赖和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不过，国家社会改革的形势环境、目标任务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党要切实领导好国家社会改革就必须增强自身的适应性。这意味着在领导推进国家社会改革的同时，党自身的改革也必须及时跟进。否则，就会出现党自身改革严重落后于国家社会改革的局面，党自然也就无法领导好国家社会改革。因此，要保证党对国家社会改革之领导的准确到位，就必须同时同步推进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变革、党自身的变革。这就要求我们：在攻坚阶段深化改革，应自觉地把对国家社会的改革与党自身的改革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做到“以党自身的改革引领国家社会改革、以国家社会改革反过来推动党自身的改革”。
处理好改革的顶层设计与高层推进的关系攻坚阶段我国的改革已经不是低层次、浅层面、零星式的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了。顶层设计是对改革的宏观性、总体性、全局性、战略性的规划设计，是“一揽子”推进改革事业发展的基本框架，是对改革的通盘考虑。不过，深化改革仅有对改革的顶层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保证顶层设计在实践中的真正贯彻落实，而且要首先保证顶层设计在高层的贯彻落实。因为高层去贯彻落实改革的顶层设计，有能力调动最优质的资源、能够形成最权威的政治动员，从而使顶层设计的功效尽快呈现；而且，高层也有责任义务去带头贯彻落实改革的顶层设计，并对中层、基层形成示范效应。这就意味着，在进行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更要实施改革的高层推进，将对改革的设计规划在高层首先推开。
处理好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关系改革初期，在实践中我们推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为那时我们的理论准备不充分、缺乏设计好的改革蓝图，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尝试错误型”的摸石头过河。现在我们的改革已经搞了35年，无论是实践积累、经验积累、理论积累、制度积累都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和水平，对于改革的理论准备已经初步到位。加之，我们的改革已经全面铺开、深入实质、关乎政局；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已经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在此境况下，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大胆试、大胆闯在改革实践中的价值，但是，我们的改革已经不允许再有基于试与闯意义上的失误哪怕是小小的失误，因为任何一个小的失误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加重改革危机或酿成改革风险。因此，为规避可能出现的改革危机与风险，在改革攻坚阶段应首先致力于推进改革理论的创新，借以丰富完善改革的理论储备、做好深化改革的理论准备，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如何创新改革实践、深化改革实践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有机统一起来，着力在改革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以改革理论的创新支撑实践创新。
处理好我国改革与世界改革潮流的关系在新的民主化浪潮到来之前，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正处于为暴力革命积蓄能量的休眠期。因此，暴力革命在短期内通常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呈现。在此态势下，解决已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解决国内日益严峻的利益关系、权力关系、权利关系方面的矛盾与问题，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首选了改革路径。由此，改革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一种发展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着本国综合改革事业的进程。因此，我国推进改革是与世界改革潮流及趋势相合拍的，必须自觉坚持把我国改革融入世界改革潮流之中，从全球性改革的大视野中去审视和定位攻坚阶段我国改革的当下与未来。
处理好全面改革与重点改革的关系我国的改革是一种全方位、全面性的改革，目前它至少包括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同时，我国改革在不同的时代要求、形势背景、领域范畴之下，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谋划、推进、深化我国攻坚阶段的改革，应自觉坚持全面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既要全面推进各个领域和层面的改革，又要准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境况下改革的重点难点，适时选准改革的突破口。只有这样，才能既向人民群众展现改革的整体图景，又使人民群众从重点改革的突破中看到希望、增强信心。
处理好量的改革与质的改革的关系改革内含量变与质变，它是量的改革缓慢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发生的部分质变性改革的有机统一。改革不同于改良的单纯量变，也不同于革命的根本性质变，“同改良相比，它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包含了部分的质变；但是，与革命相比，它没有革命那样激烈和彻底，不构成社会整体的根本性的质变。”[1]
因此，推进攻坚阶段的改革，必须自觉坚持量的改革与质的改革的有机统一，在推进改革量变的过程中准确把握改革质变的基本走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的量变阶段，要懂得坚持和坚守，脚踏实地、不急不躁地做好每一个阶段性工作；在改革的质变阶段，要迅速转换、快速适应，推动改革所创建的空间与领域尽早呈现。
处理好常规性改革与非常规性改革的关系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对于一个志在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改革者来说，理论上有两种大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前者是一种全面的、斩草除根的，或曰闪电战略；后者则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或‘费边式’的战略。”[2]这里亨廷顿阐明了改革的两种模式：
一种是增量化推进的模式，一种是激进化推进的模式。前者是一种经常被采用的常规性改革，后者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非常规性改革。对于整体改革而言，增量化的常规性改革是首选。因为整体改革往往点多面广，深入到实质[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
[2][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8页。
层面，涉及到利益关系、权力格局的调整，关系到发展、稳定的大局，因而对其的推进需要十分谨慎，宜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原则。但对于某一方面或层面的改革而言，在适当条件或紧迫情势下，可以考虑采用非常规性改革。
比如，当某一方面改革的条件在短时间内发育成熟，或者基于严峻形势的压力（而且我们又有能力控制和驾驭改革进程的话），采用激进的非常规性方式迅速完成改革目标应被认为是恰当的。因此，坚持常规性改革与非常规性改革之统一、坚持整体改革的增量化与局部改革的激进化之统一，这在本质上应是不矛盾的。
总之，为顺利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准确定位和分解这一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具体要求，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奋斗目标及其在各个具体领域上的发展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与积极稳妥地深化攻坚阶段改革有机统一起来，使深化改革真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手段与基本路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改革不能走老路、不能走邪路、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原地踏步，必须在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深化攻坚阶段和深水区的各项改革，不断实现改革红利的最大化。唯有如此，才能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到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