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也不是无动于衷。为了所谓“预立议院基础”，朝廷在1910年10月3日召开了中央资政院。由清廷遴选和各省谘议局选举，各产生100名议员，组成资政院，职权是议定国家收支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等。这是字面上的权力，为了限制资政院的实际权力，朝廷规定资政院讨论和决定什么事项都要奏请圣旨，皇帝同意后资政院才能行使职权。因此资政院貌似西方议会，实为清廷装饰宪政的机关。朝廷想控制资政院，却不料资政院一成立也站到了立宪派的一边，要求早日召开正式国会。资政院给出的日期是1911年。
为了促成第三次请愿的成功，许多省的谘议局议长都前往北京，到处活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因此成立，推举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孙洪伊为执行长，联合会得到了资政院和大多数地方督抚的支持。大家也不照例去都察院请愿了，直接在10月7日聚集在摄政王府门前呈递请愿书。请愿代表团整队出发时，奉天（今沈阳）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赶来。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请愿代表苦苦相劝，两人还是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请愿代表们也泪流满面。场面让人动容。
同时，外省各界纷纷声援请愿运动。天津、开封、保定、奉天、福州等地都有数以千计的百姓聚集官署门口，递交请愿书，要求地方督抚代奏。开封各界绅民3000余人还召开请愿大会，又到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保定各学堂学生集体罢课，要求速开国会。群情激昂，地方督抚纷纷对请愿活动表示同情。全国多数督抚都致电朝廷，奏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还有督抚要求尽快设立责任内阁。资政院开院，有议员发言：“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10月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请速开国会的奏稿连同三个附件，一并上奏朝廷。
请愿的形势一片大好，看似人人支持。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议案后，有议员跳起来欢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朝廷也不敢轻视，专门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请愿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载沣集团不愿意。他们还想用“预备期”来拖延时间，不愿意早日承担“大权旁落”的危险。但是，看样子，再固执九年预备期会得罪大批请愿民众，会触犯众怒的。载沣权衡后，宣布缩短年限，将预备立宪期由九年改为六年，提前到宣统五年（1913年）开设议院，1911年先成立内阁。载沣觉得这已经是莫大的让步了，“应即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如果有人再请愿，“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
载沣还下令各省举行欢庆活动，以表示对朝廷“五年立宪”决策的拥护；同时驱散各地请愿代表。各地在官方的组织下，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欢呼”提前立宪。12月下旬，来京请愿的东北代表被强行押送回籍。倡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的直隶代表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交地方官员严加管束。大批立宪派人员遭到了打压。被捕入狱的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朝廷是要用立宪来巩固皇权，而立宪派则希望用立宪来限制皇权，立场和目标都是南辕北辙，结果自然好不了。
火辣辣的立宪激情，遭遇到一盆冷水。朝廷答应的立宪，仿佛是悬在拉磨的驴面前的胡萝卜，永远只是一个诱惑。而那沉重的磨盘就是万世一系的清朝皇权。立宪派的心凉了一大截。
现在不革命，就没有命了！
国内立宪道路缓慢艰难，清政府顽固保守依旧，内忧外辱纷纷，立宪派说话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在和革命派的争论中，立宪派显得理屈词穷，对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小。连对朝廷持温和态度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有恶政府在上，日日窃鬻权力以予外人，……（如果不）去此恶政府，则此等事固日出不穷，防之不胜防也。”在东京，梁启超遭到了革命派人士的“围剿”，穷于应付，自称“多泪多辩”之人。
就这样，革命的声音逐渐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人们倾听和接受革命宣传，不都是明了革命道理之后的信仰。很大程度是客观形势“逼”出了革命者。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在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猛回头》中，陈天华痛陈：“十八省中愁云黔黔，怨气腾霄，赛过十八层地狱。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安南，中兴无望。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亡国的命运就在眼前，载沣等人找不到路，立宪的道路也走不通，就只剩下革命一条路了。革命带有的破坏性和重建天地的快速可能，给迷茫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孙中山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深深吸引着急于改变现状的中国人，人们不能接受立宪、教育等旷日弥久的办法。1902年5月，《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清政府无力解决种种问题，就让一个新政府来替换它。
革命的对象自然是清朝政府。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意识到没有能力瓜分统治中国，于是选择清政府作为代理人来保障在华利益。同时，清政府为了维持统治，也采取了“结万国欢心”的媚外妥协政策。官员怕洋人，一心维护洋人利益。陈天华于是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清朝政府集结了“洋人”和“专制”两重罪过，不推翻不行了。
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一年胜过一年。多少人像陈天华一样认为“革命者救世救人之圣药也”，力主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形形色色的报纸和小册子，昌言无忌、鼓吹革命。邹容的《革命军》直接号召人们推翻清朝，通篇激烈言辞，风行天下，达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110万册销售量。冯自由说，天底下读书识字之人，“几于人手一册”；章太炎后来回忆，在印行几版、清廷开始禁绝以后，其销量不降反升，“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革命日渐深入人心，开始成为中国人寻求变革的主要选择。
即便如此，陈天华还是觉得革命来得太慢，国民太无知、太封闭了，而留日学生又不团结，于是毅然跳海自杀，希望能够唤起国民的革命激情。1906年春天，陈天华的灵柩从日本运回国内。从上海到家乡湖南，人们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痛哭流涕地宣读他的绝命辞。长沙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公葬陈天华于岳麓山。葬仪举行时，长沙全城各校师生纷纷参加，送葬队伍达数万人，绵延十余里，凄凄哀歌。“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清朝军警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人心的向背，一目了然。
在此背景下，孙中山的反清起义虽然大多失利，他本人也依然在海外漂泊不定，但他开始得到国内人民深深的同情，成了人们记挂在心里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