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和二奶奶的意思，当然想要个亲孙子。可是穗子娘的肚子却总是不见动静。有人说，穗子娘是生养过的。有什么不对，一定是秋叔。也有人说，怎么可能，秋叔那人高马大的身架。私下里，娘悄悄跟爹说，这穗子娘，是怕穗子受委屈呢。渐渐地，二奶奶的脸色就越来越不好看。秋叔的几个姐姐回来，也是鸡一嘴，鹅一嘴，咸的淡的，说什么的都有。大姑子多了婆婆多，小姑子多了是非多。穗子娘有这几个大姑子，就等于多了几个婆婆，在家里的拘谨和低伏，是可以想见的。有时候，就跑过来跟娘诉苦，说二奶奶的厉害，秋叔的傻，大姑子们的挑剔。说到委屈处，也还是笑着的。弄得娘都不知道该劝些什么了。末了，穗子娘总是叹口气，笑一下，说，嫂子，信不信，这是命。
穗子娘没有说二爷。二爷是一个严厉的人，平日里，轻易不说话。可是，说一句，就有一句的分量。在穗子娘面前，二爷威严，沉默，面无表情。以至于，穗子都有些怕他。有时侯，穗子不听话，穗子娘就说，再闹，看爷爷来了。穗子的一双泪眼就觑着北屋，噤了声。
那时候，乡下还没有电视。人们打发漫长夜晚的方法之一，就是串门子。穗子娘的东厢房是很招人的地方。人们，尤其是男人们，把饭碗一推，就去穗子娘家。他们在穗子娘屋里吸烟，咳嗽，大声说话。他们说的话充满歧义，转折，隐喻，双关。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不识字的人，都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是哲学家，思想家， 演讲家，诗人。睿智，深刻，雄辩，激情澎湃。他们变了。不仅旁人，就连他们自己，都诧异于自己的变化。有些话，我听不懂。那是我童年岁月中暧昧未明的部分。有时候，穗子娘就红了脸，假装没听见。也有时候，穗子娘嗤啦一声笑起来。我也跟着莫名其妙地笑了。更多的时候，穗子娘放下手头的活计，扑上去要撕说话人的嘴——这正遂了他们的意，就名正言顺地闹起来。这时候秋叔往往不在，他的注意力永远在他的庄稼们身上。倘若穗子在，人们似乎更多了话题。他们逗穗子，从裤裆里掏出他的小东西。有时候，把他举得高高的，或者， 往空中抛，穗子就尖声叫起来。这时候，他们趁机逼他，叫一个。穗子老实叫了，叔叔，或者伯伯，男人们不罢休，继续折磨他。穗子无奈，就叫爹。大家都笑了。穗子娘也笑了，一边随口骂一句。也不知道是骂谁，男人们，还是穗子。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穗子娘的东厢房对男人们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男人们，不拘年龄和辈分，都是东厢房的常客。对于这个昔日财主家的深宅大院，他们的出入少了很多禁忌与隔膜。他们是自然的，从容的。有时候，见了北屋的二爷二奶奶，就笑一下。二奶奶听着东厢房里的热闹，心情复杂。穗子娘的到来，把大上门同村里人的界限混淆了。这混淆使她释然，同时，还有那么一点失落和惆怅。二爷的胡琴越发地好了。在寂寥的午后，或者是有月亮的夜晚，村子里的人，常常听见琴声从大上门里飘出来，清越，婉转，在芳村的日子里慢慢流淌。
穗子娘常常到我们家来，和娘坐在院子里，说话。娘坐在草墩子上，拿簸箕簸米。穗子娘捏着一件褂子，锁边，一针一线，流利得很。说着说着，两个人的脑袋就挤在了一处。这时候，娘的簸箕就停止了动作。一只鸡飞快地奔过来，照着米们一通乱啄。
有一回，穗子娘带我回了一趟田庄。记不清是为什么了，穗子娘带的是我，而不是穗子。好像是个春天。穗子娘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穗子娘一下一下地蹬着，她饱满的胸脯一起一伏，汹涌澎湃，把我淹没了。阳光照下来，带着春日特有的慵懒，教人神思恍惚。身旁，青青的麦田漫不经心地延展着，仿佛一直要铺到天的尽头。远方，是几处烟村，迷离，朦胧，若隐若现，给人一种不真实的幻觉。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场景。春天。乡间的小路。杂草。麦田。阳光煦暖。地上是穗子娘和我的影子，不停地变幻着，一下一下，被转动的车轮抛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