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深学者和亲历者，麦德维杰夫鲜明地指出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几个原因：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冷战和西方的施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作用等。但让我们吃惊的是作者尖锐强调，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衰落。因为在作者看来，意识形态是苏联这样国家的“承重结构”，其“承重结构”垮了，大厦的垮塌就是不可避免的。苏联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执政并推出新思维后，苏共的人数虽然还在不断增加，但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在日趋减弱，作为执政党的苏共，一旦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砥柱，它就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作者指出，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有意思的是作者多次将中国与苏联进行对比，并肯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作者指出，“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苏共和苏联却根本没有进行正确的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屋顶上飘扬了近七十年的苏联国旗黯然落下，苏联正式宣布解体。
掩卷思索，心头既沉重又庆幸，感受多多！要知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我国的冲击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决策，在风浪中我们可能也会触礁或搁浅。1992年的初春，邓小平的南巡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继续扬帆前行。
5.农村体制变革的真实记述
从报纸上知道《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出版了，就买来一本读。
知道杜润生还是从听他的一次报告开始。1984年，杜润生应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的邀请，到省会石家庄做了一场农村体制改革的报告，地点就在原石家庄地委招待处礼堂。我那时大学毕业到机关工作的时间还不长，作为小干事按说是没资格听这个报告的，但因为在研究部门工作，领导隆恩就跟着一起去听了。但也就是因为这一听，使我对杜润生有了一种崇敬——那确实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精彩的报告之一。我记得，六十多岁的杜润生连张纸片都没有拿，讲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其条理之明晰、认识之深刻令人叹服。许多我们过去不明白或不太明白的事情经杜老一讲，立刻豁然开朗。我记得，他借用一位老农的话来批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制度，说那时农民就像头牛，既不给吃饱，又不放开缰绳让自己找草吃，形象生动，给人印象极深。
应该承认，当时虽然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农村推行，但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心中还是有疑虑的，就是一些年轻人也持质疑的态度。我还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还在读大学，每逢学生党支部开会，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而最动感情的往往是来自农村的同学。什么集体财产分完了、牲口都让各家牵走了，等等，情绪和火气都蛮大的。这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也感到困惑，而真正让我们的观念发生转变的是实际——活生生的农村实际。记得从大学到机关不久，就和老同志到衡水、廊坊的农村调研。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到处充满活力，农民身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大爆发。在中央连续几个一号文件的鼓舞下，农村处处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这给了我们印象直接的教育，而杜润生的那场报告则使我们从理论层面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有了全新的认识……
杜老的这本自述，就像他的报告一样充满了魅力！杜润生是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时，就协助邓子恢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文件，但却被打成右倾，被迫离开农口；“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他重返农口，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为在全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我觉得，读这本书是对解放以来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一次有益的回顾，也是对我们这些非农口的同志进行的党的农村政策教育的好教材。特别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给予考虑，在这时读杜润生的这本书，让我们重新浏览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政策的风云变幻，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正确决策是有帮助的。
当然读这本书最使人难忘的还是作者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围绕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的激烈的论争，由此向我们第一次披露了当时争论双方的想法，以及种种趣事逸闻。如在中央高层会议上，东北一位省委书记担心包产到户后农业机械化的出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池必卿打断他的发言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当时党内围绕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的激烈交锋和论证。不过就像作者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论争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想把农业尽快地搞上去，只是认识的不同。一些领导同志还被过去“左”的政策的条条框着，认识不符合农村的实际。而且对这些当时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中央一样地重用。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而在叙述中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客观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也是作者难能可贵的地方。读杜老的这本自述，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我们更切实地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重要。
时值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细读杜润生的这部自述，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艰辛和80年代农村改革的火热，回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常常让人感慨系之……
6.悠久历史文化孕育的戏曲之美——读《谈史说戏》
从小我是不喜欢戏曲的，有戏曲演出或者不去，或者点个卯就走。真正激发我的戏曲兴趣，使我看到戏曲之美的应该还是裴艳玲先生。
记得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外地上大学回家度假，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地方组织迎新春联欢晚会，朋友拉着一起去看。既然是晚会当然就是大拼盘：歌曲、小品、相声……裴艳玲先生的《林冲夜奔》压轴，此时观众略显疲倦，而对，我们这样的对戏曲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就更到了准备撤退的时候了。然而，裴艳玲饰演的一身素装的林冲甫一登场，瞬间全场鸦雀无声——后来我想过，这可能就是艺术大师的撼人神魄的魅力！随后的演出中，舞台就成了裴先生的天下：唱则曲调悠扬、引吭高歌，舞则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中国戏曲的美、中国戏曲的无穷魅力应该说被裴先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了。多年后，有专家把没有看过梅兰芳等京剧大师的舞台演出引为憾事！实际上生在当代没看过裴艳玲先生盛年舞台演出不也是一大憾事吗？
喜欢了戏曲，特别是京剧，有时间也去看。但坐在剧场里，我就发现多数情况下兴味索然。细思之，除了演员的表演技能欠缺以外，对戏曲剧目情节的了解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戏曲经典，戏曲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若对舞台上演出剧目的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当然看演出就会索然无味。所以那时就想找一本关于戏曲和历史的书读，但或许是自己接触出版物毕竟少，多年间并未寻觅到一本解疑释惑的书。不过现在好了，终于在新华书店的书架发现了来新夏、马铁汉主编的《谈史说戏》。
来新夏、马铁汉都是历史和戏曲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在此书导读中就言简意赅地把这本书的特点交代得一清二楚：国粹名剧，梨园掌故，娓娓而谈；史料记载，故事脉络，详加考诠。历史与戏剧，真实与虚构，为您一一呈现。读过此书方知编著者此言不虚。《空城计》是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名剧，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但它究竟是根据历史敷衍而成，还是作者凭空虚构，《谈史说戏》告诉我们，关于空城计的故事，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均未见记载，应该是小说和戏剧的艺术创造。但失街亭、挥泪斩马谡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在两件史实中插入一段虚构的故事，使得舞台上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作为两个艺术形象，在舞台上一出现就构成了尖锐的戏剧冲突，因此，也就成了一出久演不衰为广大观众津津乐道的传统名剧。
中国是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故事，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传奇神话，在戏剧繁荣的时代，正是这些英雄故事和神话传奇丰富着我们的舞台演出空间，使老百姓获得了真正的艺术享受。像《赵氏孤儿》、《将相和》、《王昭君》、《群英会》、《铡美案》、《红娘》等等都是取材自历史，在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也真正称得上艺术精品。欣赏舞台演出之余，再品读《谈史说戏》，重新体味历史与现实，艺术创造与生活实际，就更加深了对艺术魅力的认识，更加深了对中国戏曲的理解。
现在电视剧戏说之风甚炽，实际上戏说并非始于今日，戏曲舞台上的戏说大概从元杂剧时代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没有戏说，何来舞台的繁荣！何来戏剧的繁荣！在史实与戏说，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这种运筹和创造，正是中国戏剧繁荣的基石。京剧《龙凤呈祥》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也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一台戏剧，历代的作者确实又有许多的创造、许多的戏说，像增加了周瑜设计的美人计，虚构了刘备偕夫人悄悄回荆州，孙权、周瑜派人截杀，移花接木了老太师乔玄，等等，正是这些戏说和创造，使这台戏成为久演不衰的名剧。我们可以设想，这台戏里如果没有了乔玄，戏剧冲突如何推进？又会失去多少谐趣和欢乐啊！
这本书的吸引人，我感觉还有两点：一是每部戏剧都配了颇为精美的插图，使进入读图时代的读者在文字之外又得到了另一种美的享受。另一点是在介绍每部戏剧时，都对演出的效果和历史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对名角的演出作了点评。这样的好处是，戏曲爱好者可以跟踪寻觅自己喜欢的光盘欣赏，这不啻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7.难忘那片藤叶
每次逛旧书摊都会有所收获。都会有惊喜，这大概是许多人顶着寒风在这片旧书市场徘徊的原因吧。大雪节气的旧书市场上，在一堆杂乱的旧书中发现了一本平明出版社的《奥·亨利短篇小说选集》（现译为欧·亨利），立时拿在手中，像怕被别人抢走似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五元钱据为己有，喜上眉梢。这是一本平明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译著，由著名翻译家王仲年翻译。封面上盖着一所工程学校图书馆的红印章。我想正因为它跑到了工科学校，所以才能历经五十多年风霜而保存完好。
我如此喜爱此书，其实还有一段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文化蛮荒的“文革”时期，图书馆大多封闭，新华书店空空如也，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把能找到一本好书作为最奢侈的渴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从一位中学老师处借到一册平明版的《奥·亨利短篇小说选集》。开始我对这本书并不太喜欢。因为它是竖排版，又是繁体字，读起来就有些别扭。但那时找本书并不容易。就只好硬读。谁知读起来竟放不下了。奥·亨利是20世纪初叶美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生活道路坎坷，曾蒙冤入狱，直接接触了下层贫苦大众。所以他的作品大都描写的是底层贫苦大众的生活。他的作品语言简练，结构紧凑，结尾往往峰回路转，出人意料，让人回味无穷。加上译者功力深厚，更为这本小册子增色不少。全书收录了奥·亨利三十余篇作品，可以说皆是精品。首篇《警察与赞美诗》，叙述了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汉，企图以砸商店橱窗、调戏女人等方式，让警察把自己送进有吃有住的监狱去，警察却不理会；而当流浪汉在教堂午夜赞美诗的乐曲中，灵魂有所触动，渴望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时，警察却毫不犹豫地抓捕了他。《二十年后》讲述了一个强盗在与朋友分别20年后赶来履约，恰巧碰到一位在街头巡逻的警察，简单交谈后警察走开了。然而很快强盗就落网了。抓捕的警察交给强盗一张纸条——那正是二十年前的朋友、如今的巡逻警察写给他的——在刚才强盗点雪茄烟的瞬间，他已经认出他就是纽约警方要抓捕的强盗，他不忍心自己下手，就报了警。这些作品都对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最后一片藤叶》，讲了纽约两个穷苦的青年艺术家苏艾和琼珊。琼姗患重病住进医院，在病床上她看着窗外在凛冽寒风中挣扎的藤叶，预言那最后一片藤叶飘落时，自己就要归去了。然而，那最后一片藤叶却坚韧地挂在枝头，一天又一天，任凭雨打风吹。这增强了琼珊战胜疾病的信心，并最终战胜了病魔。然而直到这时她才晓得那不落的最后一片藤叶，竟是朋友苏艾请同时住院的老艺术家贝尔门画在墙上的，贝尔门自己却在几天前去世了。这确实是个温暖人心的故事，人情味十足，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读着它，更是感慨万千，也深深地激荡了我的心灵。
《奥·亨利短篇小说选集》我看了无数遍，确实爱不释手。但再喜欢也是要还的，我只好借了数次，还了数次，最后竟下决心在一个笔记本上抄下了数篇小说——这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正是由于这片藤叶，让我从心里喜欢奥·亨利的作品。可惜不知什么原因，文学艺术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并未见到该书的新版踪迹，直到90年代初，才有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作品集，但已是厚厚的重排本了。旧书摊上淘回的这本平明版的奥·亨利作品集，就如同老友重逢，让我又回味起那个时代和那些旧事……
8.伟大与平凡
《永久的记忆》这本书读完已经在书橱的显要位置摆放几年了，每当目光从它深红色的书脊掠过，就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却又常常觉得话题很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革命圣地西柏坡，《永久的记忆》首发式在这里举行。该书的作者，朱德的孙子，时为空军大校的朱和平参加了这个隆重的首发式。当日骄阳似火，参加首发式的人几乎都大汗淋漓，但每位获得作者朱和平签名的书的读者，挂着汗珠的脸上都露着欢喜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