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6年，我刚刚五岁。那一年正值北伐战争，天下大乱，人心惶惶。战场上失散的逃兵一伙一伙地流窜到村中，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进涌出，到处都有掠夺的、抢劫的、砸明火的、劫道的……人们一听到什么信息，都赶快把稍微值点儿钱的、有用的东西藏起来。村里没有人再雇人做针线活儿了，这也意味着我们家要没饭吃了。
街上有很多逃难的人，满街满巷都是人：有提包袱的，有扛着铺盖卷儿的，有挑担子的，有推车的，有带着粮食的，有没带粮食的……他们奔波劳累，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满脸是疲惫、麻木、惊恐、呆滞……乡亲们也很同情他们，可谁也不敢叫他们进屋歇歇。因为流传着可怕的说法：这些人都是打铁算盘的，一碗水都不能给他们喝。让大家把水缸都搅混了，盖上盖子，不然，他们从水中可以看到你家的财产，一看到就给算走了，所以家中的水不能给他们喝。也有好心人从井里打水，让他们喝，让他们用。兵荒马乱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还有这些迷信的传说，更是害得人们苦不堪言、人心不定。大家都在街上望风，打听消息，只要有人喊：“乱兵来了！”大家就东躲西藏。这时，有钱、有活儿的人都藏起来了，不找人做活儿了。我们家就惨了，二哥早没活儿干了，也没人请妈妈做衣裳了，我们家一点儿收入也没有，连饭都不用做了。妈都快愁死了，她从家里走到街上，又从街上走回家里，来回走着转磨磨。“怎么办？找点儿什么勾当（事情）干干？四口人吃什么呀！”妈急得想不出个主意来。求借吧，妈也不敢，没有进项还，她决不借钱借物，怕人家拿着把柄逼债。妈低头走着、寻思着，正没有法子，一头撞见当坨的老混子嫂，她冲着我妈说：“老婶子，你干什么呢？脸色越发黄瘦了。”“我正愁着老这样闹下去，我们娘儿几个吃什么？”老混子嫂想了想，给我妈出主意说：“我看你们娘儿几个弄点儿小米，卖煎饼吧！”母亲一想这是个办法，外边逃难的人多，不愁卖不出去。这煎饼比烧饼、果子便宜，穷人富人都吃得起。谢过人家，回家来算算一斗米能出多少煎饼，能卖多少钱、挣多少钱，这样才敢向我堂叔伯、二伯母借了二斗小米，先试着干。
全家四口人都忙活开了。头天把一斗小米挖出二升来，再用二升黄豆补齐一斗，然后把两升黄豆破成黄豆渣子和八升小米掺在一起，叫做2∶8对，用水泡上。第二天早晨起五更，妈妈和姐姐起来推磨，磨出一大盆很细很细的末子，撒上姜黄面、小茴香粉、花椒粉、盐和着细末子调成香喷喷的、杏黄色的面糊糊，很有滋味。然后在饼铛上一个一个地摊熟，厚薄均匀，金黄金黄的，软软的，看起来色泽很诱人，吃起来一定又香又甜又筋道。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吃上一口，都知道这是要卖钱的，赚来钱才能有饭吃。在农村，这就算较好的食品了，味道好，价钱又比烧饼、油条便宜一半。到吃早饭时，妈妈就摊出了一尺多高的一大摞煎饼，二哥背上一个长方形的小笸箩，里边装上秤和煎饼上街叫卖，逃难的人都争着买，一会儿就卖光了，二哥高兴地跑回家再取新摊好的煎饼，接着上街去卖。这生意还真好做。
七战乱家园
我负责烧火，开始我不会烧，火焰聚在一起，总是烧不均匀。妈妈看见了，拿火棍子一搅就把火搅开了，这样整个饼铛都能均匀受热。我边烧火边想：“刚出锅的煎饼黄澄澄、软和和、热乎乎的，多香啊！真想尝一口。”我不敢说，想想二哥都不吃，我也不敢说吃。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家中困苦，懂得忍耐。为了能挣到一点钱，全家摊煎饼，但从没尝过煎饼滋味为了全家能吃上菜白粥，大家谁都没有尝一口。
每次妈妈摊完煎饼，就把好多刺菜（一种野菜）或者红薯叶子洗净、煮热、切碎、拌上盐，倒进盛末子的大盆里，把粘在盆上的面糊搜干净，做成一个一寸多厚与饼铛一样大的菜饼子。用灶膛里的余火烤到半熟，用铁铲子切成若干块，再一块块翻过来烤熟，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饭食了。
闫冯大战时，我们院王小书她们屋里住了个连副，我们屋里住着大小六个兵。他们在外屋做饭，从没有进过里屋。下边当兵的待人态度还算过得去，那时不管来什么队伍，壮男都藏起来了，怕被抓丁。我妈、小书她娘，她们年纪大了，出出进进比较方便，我姐姐才十四岁，和我四伯父家的儿媳妇躲在里屋不敢出来。家里人给她们俩送吃的，还得给她们倒屎倒尿。另外，不知道这些当兵的从哪里抢来了绸缎衣服，叫给他做成背心套在军装里头穿上暖和。那会儿，我只有六岁，和我一块儿住的王小书比我大两岁，我们经常一块儿玩，平时也去看他们当兵的做饭，只见他们做的烙饼一样大小，正好装进洋面袋里，装了好多袋，说是把这些装好的饼送到“前线”，有时他们也会分给我和小书吃。
有几次闹逃兵，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家乡，当时我年纪很小没有什么印象，只看到逃难的人狼狈不堪。最后一次我可记清楚了，那年我十一岁，我家已经搬到大街东头住了。在正国庙后头有片小树林，小树林里头有一条胡同，前半截儿只有我们一家，房后边有王堂家一块场地，平常也不用，也没有住人，往东拐弯进胡同底是王老镇、王老贺兄弟两家。隔墙就是村外了，也就没有什么人家了。
一天早饭后，听说大街上过兵，从三国庙往西去了，我和我妈就到大街上去看。开始看着还像军队，有骑马的，有地下走着的步兵。他们从三国庙前拐弯往西，又往北拐出村进了山。过了一会儿，走过来的人和刚才的人不一样了。他们穿的不是军服，而是乱七八糟的，什么样的都有，他们也没有枪，拿的是棍子、棒子、笛子等。不是顺着路往西走，而是到处乱窜，也向东边来了，我妈看着不对头，就叫我向老贺嫂他们那里跑，她说她回家一趟看有什么事没有，然后就去追我。我跑到王老镇家门口时，我妈也就赶到了，就看到老贺嫂的儿媳妇抱着儿子正与弟媳妇站在门口说笑聊天，从后门进来一个乱兵拽着她弟媳妇就搜她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老贺嫂的儿媳妇看情形不对就抱着儿子往东院走，我和我妈也跟着她到东院，她抱着孩子爬墙很难爬过去，我们娘儿俩看到这情形就把她推了过去，接着我和我妈也陆续翻过了墙，发现村边有块芝麻地，我们就钻进了芝麻地里。那里人多，小孩子也哭叫，离村子又近，我妈说：“这里藏不住人，咱们走远点儿。”我们娘儿俩就爬上一个北难子阶，再往北走两华里，那有一块棉花地，边儿上种的是黄豆，豆子长得很高，叶子很密，我们娘儿俩就钻到豆地里面。从外往里看，根本看不见人，我们累了就躺在地垄里歇一会儿，只听见“靠山庄”村有枪声，紧挨村的“靠山坡”上，兵匪也在山上乱打枪，从高山上到我们藏的这里有两三华里，有时听见子弹嗖嗖地响，反正也打不着我们。
从早饭后到太阳偏西，天快黑了。村边上有人站在高处大喊：“乡亲们回家啦，于学忠的部队把土匪打跑了。”我们娘儿俩这才回家，一进屋就看见满地破烂，炊帚、笤帚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家里折腾过，三间屋子被他们搞得面目全非。家中反正没有什么好东西，人家也不要，所以也就没丢什么东西，只是无处下脚。西头屋里的炕上晾了点儿麦粒，上边盖了一个席，把席坐得稀吧烂，麦粒散了一地，我和我妈收拾了好多天才搞干净。老百姓反正对当兵的没有什么好印象，都恨他们打、砸、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