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区大院被严密封锁，只能进来，不能出去，到处搜查。在谭家的墙上，发现了可疑鞋印（凶手穿球鞋作案）。专案组想智取嫌疑犯王××的鞋印，派了两个干部去取王××的鞋印，他们站在门口，叫王××起床。来人说：“你穿球鞋吧！”他马上明白杀谭的事情败露了。他从被窝里掏出手枪，“砰、砰”两枪把站在门口的干部打倒，夺路而出。跑到院子后，他发现已被包围，就举枪自杀身亡。几天以后，经过严密搜索，在厕所的粪坑发现了王××作案时使用的枪支，子弹也和现场发现的子弹壳一致。证据确凿，“017”大案告破。
杀害谭政委的凶手王××是河南人，在老家参加过还乡团，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窜改历史，从河南逃到边远地区，混进我军机要部门。凶手平常工作表现积极，在“文革”中，又因他属于“八派”，“站队”站对了，是革命派，得到领导的重用和信任，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副科长，能自由出入谭的家。
调查发现王××在隔离审查期间，写了反动日记，组织上打印了一部分供大家看。我看过两本。隔离检查期间，他在日记上记载了他的想法和心情。他在日记中分析了是谁发现了他的问题，要找出来，要杀他报仇。结果没有找到，怎么办？要找“大的”报仇。他这种阶级仇恨直接酿成了谭××夫妇的被害。
他天天晚上观察看管他的哨兵，看谁比较马虎，或换哨时间长，有多大空隙可以利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在日记中写道：“‘小山东’执勤是可利用的机会。”出事那天就是一山东兵执勤。他装做上厕所，越墙逃出关押他的地方。昆明军区大院本来大门森严，但站岗放哨的战士都知道他是保卫科副科长，常来军区大院检查保卫工作，所以，也没有检查他的出入证，值勤哨兵也不知道他已经被隔离审查。当晚，王××大摇大摆走进军区大院。他进谭家大院比较小心，他搬了一个小板凳儿，踩着板凳从厕所爬进院子。谭××家房子很大，前门有哨兵，后门哨兵却睡着了。他是从后门进去的，通过走廊到前厅上二楼。他知道谭××的房间不好进，锁不易撬开，必须经过他夫人的屋子。他夫人听见有撬门的声音就叫小×（小×是她未婚儿媳妇），说有人撬门。小×答应了，不敢出来。
根据现场侦察，王××进了谭夫人房间后，谭夫人和王××搏斗，不让他进谭的卧室。王××开了枪，她被打倒在谭××卧室门口。随后，王××进了谭的房间。谭大概听到有动静或枪声，已经从自己屋门出去了。在下楼梯时，王××追上了他，把他打死在楼梯的石头台阶上。王作案后跑出军区大院，回到关押他的地方，看管他的人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凶手自杀，没有留下一点儿口供。其后，军区保卫部部长自觉责任重大，逃脱不了干系，所以也自杀了。尽管凶手作案的事实已经清晰，但当事人的死亡使凶手的作案动机及作案细节无法大白于天下。专案组得不到继续侦破的线索，希望根据现有事实结案，如以后有线索再进一步调查，但这个结果又无法令有关方面满意，真是进退两难。当时正处在“文革”高潮时期，从上到下弥散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以“划线站队、”“派性斗争”等方式制造并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抓“后台”、抓“幕后黑手”等口号在社会上盛行。当时，所有的事件都要以“路线斗争”为纲，何况这种惊天大案？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017”案件兴风作浪，给蔡顺礼编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想把蔡顺礼打倒。社会上谣言很多，还有很多杜撰的“故事”，这给“017”案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二十九株连家人谭××案本来是一件明显的阶级敌人报复的恶性案件。但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派性解读。1972年9月，中央召蔡顺礼同志到北京“开会”，我们住到京西宾馆。9月20日夜里，我们两人都睡熟了。突然听到屋外有人大声喊：“蔡政委，起来开会！”我当时想，半夜三更开什么会？他穿好衣服就走了，再没有回来。一会儿又进来个女服务员，她叫我起来，穿好衣服。陈×副司令进来向我宣布：中央决定，蔡顺礼在北京隔离审查。还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中央的决定，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又说：“蔡顺礼经得起审查！”同时我提出孩子们的问题。我要求中央等蔡顺礼的事情弄清楚了再处理孩子们的问题，中央同意了。
他们把我送回总政招待所，把我住的屋子翻了个底儿朝天，连盛大蒜的破纸盒子还摸了又摸，好像这里藏着炸弹。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帮人。有个大干部向我宣布李××主任的命令：“你们娘俩回昆明，今晚的火车。”又命令说：“从现在起，你们二人不许出门。”我就对他们说，女儿在某医院实习，另外在北京还有好多事情要办。他又说：“让别人去办。”好像我们要逃跑似的。我们为什么要跑！再说，又能跑到哪去？蔡顺礼被关押也是被别有用心的人陷害，一时蒙蔽个别领导而已。两三个人盯着我们收拾东西，另外又派出好几帮人外出帮我办事。我正愁有些东西没处放，恰好在昆明工作的侄女王玉先被赶回来，这可帮了大忙。我在北京买了一批旧书，装好一大筐，请她帮我带到她哥哥家保存。
晚饭我吃了些剩鸡汤泡饭。女儿对这突如其来的荒唐事情想不通，生气不吃饭。当晚，我们坐上了直达昆明的火车。到火车站，他们先一个人上去，装做要拉我上车。当时我才51岁，根本不用拉。我们母女上车后那两人才上车。上车后，有人遥控他们，只听到看管我们的人回答对方的话说：“她妈吃了些鸡汤泡饭，女儿没有吃。”可叹一些领导人只会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对干部一点儿也不了解，更不用说了解家属了，恐怕连见都没有见过。他们以为我没有活头儿了，要逃跑或是自杀。在火车上，包厢里一个人先在上铺睡觉，一个睡下铺门外，还有一个人在板凳上坐着。三人轮流值班。这些行为我们都不管，想睡就睡，不想睡便休息，该吃饭就吃饭。
二十九株连家人到站停车时间长，我们娘俩到站台上散步。他们三人站成个三角形：一个站在车门口准备先上车；一个站在出口处，怕我们出站逃跑；一个站在离车门远些、靠近车厢的地方，防止我们钻到火车底下。
火车抵达昆明车站，早有人在等候了。他们把我们娘俩接到家，客厅早有一男一女在沙发上坐着。王科长向我宣布命令：“你到省委学习班。”我说：“等把女儿送走我再去！”“不行！你女儿由我们送她回原单位。”两个“魔怪”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王科长话音一落，两个“魔怪”就把我架走了。他们坐在汽车后座，把我夹在中间。到学习班院里，待要进屋时，一个男人向两个怪物表演了一个跳楼的姿势被我看见了。我暗自好笑他的无知。我没有那么傻，天大的事我也顶得住，除非你这坏蛋暗杀我。我要和你们这些小瘪三较量到底，看谁笑到最后！
到“学习班”第二天，李××代表“省委”向我宣布命令：“省委决定你到学习班学习，任务就是揭发批判蔡顺礼的‘罪行’！”云南早有人说他是“炮派”，想整他。现在蔡顺礼在北京隔离审查，这伙人整不着他了，就拿我们家属开刀。在文化大革命中，云南一派掌权，说一不二，以派性代替法律，造反派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云南造反派曾经关押、整死过一个老干部，他的孩子拿着手铐、脚镣游行示威，造成了很大影响。然而不管怎样，人死不能复生。
这里名义上叫“学习班”，实际上就是“监管”、“专政”。开始不让我出门，调来两名女工看着我。她们白天陪我吃饭，黑夜陪我睡觉，一个睡门口的单人床上，一个睡在我对面的一个双层床上。她睡下层，上层空着，没有人住。早上我在院子里锻炼，她俩在旁边瞎转悠，生怕我逃跑了。
我睡的屋里安装了窃听器，怕被我识破，还做了伪装。我没事就唱样板戏，也不会调儿，瞎唱，天天唱，不睡觉就唱，好叫她们听个够。
所谓“学习班”，名儿好听，实际上专门整我。还调来四名大学生，三个机关干部，天天开斗争会。不开会也不让出院门，只能在院子里活动，这跟监狱没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