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祝同的军事会议开得太迟了
在毛泽东最初设想的“小淮海战役”蓝图中，我华野向徐州刘峙集团打出的第一拳，就是直指敌军的第七兵团，即黄百韬兵团。当我军将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也的确是先打黄百韬，在徐州的左右两翼中先斩其一翼。
为什么要先斩黄百韬这一翼？这是因为：第一，在当时的徐州战场上，敌人的数量和装备较之我军仍然占着优势（敌人战前为70万人，战中增至80万人；我军的华野投入36万人，加上后来参战的中野15万人及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如果先能斩其一翼，我军即能转为优势。第二，黄百韬兵团驻地距徐州较远，东边又是大海，没有强敌掩护，在徐州地区的几个兵团中，相对来说比较孤立薄弱，对我军消灭其有生力量十分有利。第三，从战略全局上来看，我军只要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就可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东部，我中野东进的部队就可以乘势进逼津浦线，如果吃掉黄百韬兵团，就可以进一步从东西两方切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将徐州的几十万敌人与南京大本营分割开来，使徐州之敌成为瓮中之鳖。特别是在我军打响之前，国民党的统帅部对于徐州之战是坚守还是后撤这一重大决策还在争论不断、举棋不定之时，集中力量进行分割是最有利的。如果敌人真的向南撤退到淮河以南，与南京方面的汤恩伯集团合在一起，就大大不利于我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四，我军在陇海路以东地区展开作战，可以直接得到我鲁南和苏北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毛泽东的有关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是10月11日制定的。对于这一方针，我军的两大野战军一直在认真贯彻实施，同时，在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一直在实践中对这一方针进行补充和修订。而国民党方面，唯一拿出来的，即蒋介石授意制订并批准的《徐蚌会战计划》却成为一纸空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统帅部内部的各种分歧无法统一，也由于蒋介石本人优柔寡断，不断改变主意。
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是10月30日完成的，如果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还是可以算得上一个在当时较为可行的计划，可是他并未下命令执行。当他决定让杜聿明来贯彻他的计划时，却又拖延了3天才在11月3日将计划交给杜聿明征求意见。当杜聿明表示赞同之后，他又没让杜聿明立即到徐州执行，而杜聿明一直拖到11月11日，即大战已经开打之后5天才到达徐州的指挥部。更重要的是，当他向杜聿明征求了意见，并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了一致意见之时，他本人却又改变了主意。他当时有一种不便对部下明言的心态，就是怕从徐州后撤会影响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威信，会引起全国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人心动摇。所以当他看到我华东野战军并未急速南下，看到我中原野战军并未急速东进时，侥幸心理又出来了。之后，蒋介石突然又改变计划，决定要坚守徐州，并决定在11月4日亲自到徐州去做具体布置。这一决定已经通知了徐州，刘峙已经准备好了阅兵式。可是在临行前，蒋介石又不去了。
原因是他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而在8月19日开始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全国发行金圆券，收兑所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命令蒋经国到上海督阵。蒋介石不仅搞得天怒人怨，而且和自己的连襟孔祥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孔祥熙之子宣称要公布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美国的财产数字。11月2日，上海全市出现抢购风潮。同一天，行政院长翁文灏公开承认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全部失败，翁文灏和财政部长王云五都打算辞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在无法抽身，只得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代表他到徐州传达他的最新命令，要刘峙坚守徐州。
据蒋介石派到徐州的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说，蒋介石之所以改变计划，延误战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解放军的两大野战军还未能迅速展开行动。事后才得知，这个判断是完全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出现这种误判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失灵。当时主管军事情报的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说过，为了搞到当时解放区内的部队调动情况，国民党方面预备了104部电台，派特务打进解放区。可是由于解放区内部组织严密，群众的警惕性很高，到处都有民兵和地方武装，所以这些电台到了解放区边缘却进不去，后来统计只有4部电台在教会的掩护下进了山东解放区，还是从北边进去的。这样，国民党统帅部所依据的情报只能靠国民党前线军队向上的报告，而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不高。按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刘斐在国防部军官训练团作报告时的原话，是“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着敌人走”。刘斐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于蒋介石这种临战的处置方式，杜聿明是这样评价的：
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按：国民党方面一直将淮海战役称为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有在人事上疑神疑鬼，钩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
11月5日上午，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徐州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对于这一大战到底如何打，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顾祝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4个兵团司令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和可以离开部队的军长全部到会。到会者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共军的主力和主攻方向何在。会议根据蒋介石关于坚守徐州地区的指示，认为目前几个兵团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布局要应付共军的进攻十分不利，决定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与蚌埠之间的津浦路两侧地区，做攻势防御，必要时，“剿总”可以移至蚌埠，但徐州仍应有一两个军进行坚守。这种部署实际上完全回到了10月29日南京国防部会议上的老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顾祝同作出了正式决定：徐州的守备应切实加强，认真固守；黄百韬兵团向西移动，向徐州靠近，与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和第一绥靖区周岩部密切联系，确保运河两岸；邱清泉兵团集结于永城、砀山地区机动，确保徐州西部；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确保运河与津浦线沿线地区以及与蚌埠的联系；孙元良兵团集结于蒙城地区，确保徐州西南、津浦路以西地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保卫蚌埠并保证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驻海州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因距徐州较远，极容易被消灭，原打算从海上撤走，但因无船，于是决定干脆向徐州方向开进，其所属第四十四军交给黄百韬指挥。原来属于黄百韬兵团的第一○○军本来是向东去加强海州方面的防务，现在也回归原兵团建制，一道向西撤。
这样的一个部署，很明显是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集团防御方案。顾祝同的打算是将几个兵团都放在徐州和蚌埠之间，可以利用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快速地调动部队，相互支援，便于寻找机会集中兵力与我决战，避免分散被歼的下场。对于这次在顾祝同主持下做出的重要部署，却被杜聿明评为一钱不值。杜聿明认为：
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于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上还找不到这样一个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
但是，就是这个被杜聿明所否定的还算是有了一定计划的部署也并未完成，就被我军的进攻所打乱。这是因为，这一次真正具有实质性的军事会议是11月5日才召开的，顾祝同当晚回到南京，在向蒋介石报告之后，11月6日才发出正式命令。这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华野对黄百韬兵团的进攻正是在11月6日开始的。
二、华野打出了第一拳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野在粟裕和谭震林的领导下，于10月4日开始，在曲阜的孔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对不久即将开打的大仗进行了充分讨论、做了准备。11月初，我军的侦察人员发现驻连云港地区的敌第九绥靖区的部队有从海上撤退的迹象，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准备发起攻击，并于11月6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华野的司令部也来到了距黄百韬兵团不远的郯城西北的马头镇。为了大部队行动的保密，粟裕命令各部，“为免过早暴露，各纵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所以，部队展开行动以后的3天之内，华野总部与各纵队之间的电波基本消失，让国民党军队一直未能搞清楚我军各部队的具体行动方向。
11月6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唐亮等华野总部领导在马头镇召开了有各纵队首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在会上，粟裕告诉各纵队领导，我军南下的动作敌人已经知道了，敌人必然会收缩兵力于徐州附近，这对我军展开作战十分不利。所以我军必须快速南下，拖住、切断并包围黄百韬兵团。张震副参谋长又对各纵队的具体进军方向与任务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会后，在西起单县、东到赣榆的350来公里的推进面上，分兵四路，浩浩荡荡，向徐州地区的蒋军杀去。酝酿已久的淮海大战正式打响。
第一路的左翼纵队是华野苏北兵团的3个纵队，即二纵、十二纵、十一纵（中野的十一纵，这时随华野行动），由韦国清司令员率领，由赣榆地区出发，目标是连云港、海州与新安镇之间的阿湖镇，其任务是切断黄百韬兵团向东边撤退后从海上逃走的退路。同时占领连云港和海州。
第二路的中路大军是由粟裕亲自率领的华野总部和7个纵队的强大兵力，即一纵、六纵、九纵、鲁中南纵、四纵、八纵、十三纵，由临沂地区出发，直指黄百韬兵团总部驻地新安镇，将对黄百韬兵团进行包围，并切断其与李弥兵团之间的联系。
第三路的右翼纵队是山东兵团的3个纵队，即七纵、十纵、十一纵，由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率领，由滕县地区出发，目标是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集以西陇海线上的曹八集和大许家车站，任务是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边逃入徐州的去路，并阻击从徐州向东援助黄百韬的敌军。
第四路的侧翼纵队是由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兵团的独立旅组成的，目标是徐州西北部地区，任务是配合中野在徐州西部的行动，阻止驻在商丘地区的邱清泉兵团向东援救黄百韬兵团，保证我军对黄百韬兵团实现全歼。
毛泽东在战役打响之后十分兴奋，第二天他在给华东野战军粟裕等人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
完全同意鱼戍（按：这里的“鱼戍”是当时中文电码中使用的“韵目代日”的表示方式，以地支代表月份，以韵目代表日期，“鱼戍”就是代表11月6日）电所述攻击计划，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殊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淮海战役开始之前，黄百韬的七兵团驻扎于徐州以东的新安镇和阿湖镇一带的陇海路沿线。根据11月5日徐州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他东边大海边上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要全部向西撤，原来属于第九绥靖区的四十四军还要交由黄百韬指挥。按照军事会议的决定和顾祝同的命令，虽然黄百韬的七兵团也要向西撤，要渡过运河向徐州靠近，由于李延年部还在他的东边，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的打击之下，所以，按照顾祝同的命令，黄百韬必须得让李延年部先动，必须要掩护李延年，要待李延年部西撤完毕之后，七兵团的大部队才能行动。由于四十四军已归于黄百韬指挥，又由于原来开往海州的一○○军归还七兵团建制，黄百韬兵团一下子就成了5个军，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迅速转移这些部队就相当困难。而这时黄百韬已经察觉到北边的我华东野战军正在向南边压过来，他必须按徐州军事会议的部署尽快向西移动，渡过运河。所以这时黄百韬对顾祝同的部署极为不满，大发牢骚，并对李延年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
黄百韬所以有如此牢骚不足为怪，因为突然要让5个军迅速转移的确困难。还有一点是，黄百韬早就看到了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不妥，他曾向刘峙提过两条建议：
（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和苏北的3个纵队夹击职部（按：
“职部”是旧时的谦称，就是我部）。而刘伯承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按：“钧部”是旧时的尊称，就是你部、贵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结合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
应当说，黄百韬的上述分析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他的意见犹如石沉大海，刘峙没有任何回音，更不说有任何行动。直到现在才叫转移集中，已经为时太晚了。
按照黄百韬原来的命令，七兵团应当在11月6日出动。由于要等李延年，又只好向后推迟一天，在7日出动。6日晚上，黄百韬在新安镇的兵团司令部中对他在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以劻说了不少心里话。由于我华野派出的四个化装进入新安镇的侦察员被敌人发现，所以黄百韬已经知道华野30万大军南下的消息，他的七兵团是首当其冲，而此时顾祝同和刘峙给他的命令却是向西移动，因此，“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时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他要李以劻第二天一早尽快离开新安镇，去向刘峙说明情况，“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他还要李以劻向蒋介石转告：“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他最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