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孩子，特别喜欢望着婴儿睡觉，那么纯净，那么天真，那么甜蜜；躺在他们身边，你会有一种灵魂被净化的感觉，精神境界在冥冥中升华而变得无限崇高。可是，在北京，有人深夜潜入婴儿睡眠室，杀害值班女老师，砸死睡梦中的小男孩。凶手被判处死刑，当然大快人心。可是，这种黑暗的现象反映了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杀人放火、贪污腐败、流氓盗窃等等，成了当今社会的第一层阴暗面，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依法惩处就是。然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权钱交易、利己主义等等歪风邪气，同样是当今社会的又一层阴暗面，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隐藏之深，比前者犹过之而无不及，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司空见惯，麻木不仁；或事不关己，马虎了事；或听天由命，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记者、作家，对社会的阴暗面，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不，决不！这几年，有时我几乎被混浊的空气所窒息，义愤填膺，悲啸难收。商场上，假冒、伪劣品令人深恶痛绝，“人人喊打”。官场上，某些领导干部也搞假冒、伪劣，眼看着他们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搞阴谋，耍诡计，官迷心窍，以权谋私，财迷心窍，损公肥私，败坏革命传统，损害党的事业，我真是怒不可遏，痛不欲生。幸亏，理想、信念、精神支撑着我没有倒下。我不信佛，但信善。追求“真善美”、歌颂“真善美”，是记者的使命、作家的天职。我认为，在“真善美”里，“善”在中间，是“真”和“美”的核心。不善，真有何用，美在哪里？“真”有两重意义，一是真实，二是真理；“美”也有两重意义，一是外表，二是心灵。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自然也是“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在“假丑恶”横行的时候，“要为真理而斗争”，成了共产党人的信条。过去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党中央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倡导和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反对浪费等等，使我深受鼓舞，看到了希望。我相信，只要我们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真正地坚决地听从党的召唤，“真善美”必将战胜“假丑恶”，社会的光明面必将驱除阴暗面而覆盖九州。为此，我们特别要学习革命先辈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
一百多年来，为了寻找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多少仁人志士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献出了生命。请听：“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真理万岁！——这就是增补本出版时我要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第二声呼唤。
第三声呼唤
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战争不知摧残了并正在摧残着多少儿童的生命！世界反***战争结束以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爆炸声中死亡，儿童又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些至今还处心积虑想从战争中发财的老爷们，你们为什么不想想过去呢？发动战争的***刽子手最后的下场是死亡；几千万人民，主要是儿童，也在战争中死亡；几十个国家，遭到了摧残和破坏。所以，二战后，要求和平、保卫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让我们回顾一下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临终遗言吧。1939年8月，他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强烈呼吁在希特勒之前造出原子弹。1945年4月，德国被打败了，美国的原子弹快造出来了，他又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强烈呼吁竭力预防对日本进行原子弹攻击。可是，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爱因斯坦听后“啊——”的一声用德语发出凄厉的呼叫。战后，他目睹杜鲁门总统的冷战言行，愤怒地说：“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还没有！”他向全世界呼吁：“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当前的任务是什么？是寻求谅解，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1955年4月18日逝世前，他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宣言上签了名，最后一次呼吁：“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从1955年到2005年，整整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是热爱和平的，是反对战争的。我们搞“两弹一星”，那是迫不得已，因为国际反华势力磨刀霍霍，妄图扼杀新生的共和国，难道能坐以待毙吗？有封锁必有反封锁，有包围必有反包围，这是天经地义，这是普通常识。即使“两弹一星”搞成功了，中国也从来没有威胁任何人，总是一再庄严声明和承诺：对核武器坚持不首先使用，不扩散，不在外国部署，不以核武器相威胁。而且，中国早就为和平利用核能而努力，已经建设了四个核电站，十一个核电机组，共八百七十万千瓦的核电总装机容量；十五年内还要建立三十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妄图“遏制”和“扼杀”新中国的狂人，已经和必将在铁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和平万岁！——这就是增补本出版时我要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第三声呼唤。
第四声呼唤
儿童是春天的花朵。老人呢，是秋天的落叶？在某些数典忘祖的“败家子”和投机钻营的“势利眼”看来，老人的确成了秋天的落叶，恨不得一把火烧了。这些年，在“尊老爱幼”之风日益强劲的同时，人们也常常遇到忽视、轻视、歧视、鄙视老人的现象，特别是某些在位的“公仆”，对离退休老人表面上点头哈腰，实际上两面三刀，且不论他们背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就连做人的起码的文明礼貌和传统道德都丧失殆尽。这种人，自认为“官运亨通”，可以“长生不老”，真是可怜而又可恨，可悲而又可笑！
10月10日，正值“九九”重阳节，我为电视剧的拍摄去石家庄，在火车上一直想着两个人，心情难以平静。
第一个人，是我1953年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李克。他是河北安平人，比我大两岁，在河北高中时做地下工作，1945年9月入党，历任新华社驻苏联、波兰、阿尔巴尼亚记者，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1985年当选党的十三大代表、纪检组组长、中纪委委员。他热情诚恳，淳朴厚道；博览群书，刻苦勤奋；语出惊人，见解独到；宽容大度，善解人意。……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兄长、好同志！……不幸，他1999年10月9日去世了。在《跋》（一）里，我写了在和他的家人“通电话时放声大哭了一场”。他离开人世六年了，我始终在怀念着他，有时仿佛他还活着。
忘不了，每年元旦早晨，我都“抢先”给他打电话，用俄语说：“新年好！”每次，他总是说：“哎呀，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一阵，我们才互祝新年快乐。
忘不了，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出现了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形势如此紧张，连坦克都出动了。党中央急需了解情况。正好那时，我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实习。李克要我“密切注意”，有情况随时给他打电话。一天上午，直接管我的副总编苏多夫斯基通知我去参加全俄通讯员会议，苏共主席团委员阿里斯托夫、波斯别洛夫在会上传达了“反党集团”的情况。我边听边用俄文记录，一散会就打电话给李克：“有重要情况！”他叫我马上去。我午饭也顾不上吃，乘地铁到了新华分社，一口气讲完，又一口气用中文写出了内参。他仔细修改定稿后，署上“中国留学生东生”，我说不行，还得加上“新华社记者李克”。他同意了，当天夜里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1961年，我调到中南海工作时，在胡乔木文件堆里看到了这份送中央政治局的新华社内参。据说，这份内参对急于掌握情况的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及时”，而李克和我为此“连续作战”了整整十四个小时。
忘不了，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团去莫斯科，李克忙得团团转。胡乔木很想了解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要我抽空去克里姆林宫面谈，所以，那些日子，我一有空就去，甚至中午也在谈，以致住在隔壁要午睡的陈伯达老是敲墙壁。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讲话之后，李克写出了新闻稿送审，我和他坐在克里姆林宫走廊的长凳上，等待胡乔木把稿子改好再送毛主席审阅。我看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眼睛快闭上了。他太累啦！不一会，他就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我动也不敢动，直到胡乔木开门出来，把稿子交给我。李克一下从长凳上跳了起来。稿子经李克之手发出去了，毛主席的声音响彻全球：“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啊，李克，那篇稿子呢？他在世时，我不只一次问过他，他总是说：“原稿丢了，找不到了！”
啊，李克，李克，你在哪里？难道你也像那篇稿子一样“找不到了”吗？今天，我来到了你的老家河北，难道你不能像过去那样笑嘻嘻地和我无话不说、促膝谈心吗？是的，你也像那篇稿子一样“找不到了”，可是，经过你传达到全世界的毛主席的声音，不是仍然在我们的身边回响吗？不，你没有消失，没有离开我，你还活着！请看，放在我面前的，是你亲笔签名“李克98、9、9”，对我的电影剧本的意见：“写得很好，深受鼓舞！……”你不仅热情支持我创作“两弹一星”，还要我的老同学李惠生、孙维熙、戴枫、赵水福、周群英等人，以及新华社老朋友杨翊、丁永宁、钱文荣等人仔细看剧本，提意见。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天地颂》小说送给你，难道你就这样悄悄地永远地走了吗？不，你还活着，活着！听吧！四十八年前你在克里姆林宫写下并由新华社发出的毛主席的声音“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是还像号角、像战鼓并将千秋万代地回响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吗？
第二个人，是我素不相识的上海老工人原公浦。2003年12月18日，我在《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回忆录，题为《我是原子弹里一颗“螺丝钉”》，原载《新民晚报》，由原公浦口述，童孟侯整理。
1959年，原师傅从上海奔赴大西北核基地，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工厂团总支书记、上海市团代会代表。他说：“革命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到了最后一关，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铀球。
原师傅回忆，进入污染区每天只能工作六小时，可是我一大早进去，到晚上才出来，有时候干了二十小时。躺在床上还睁着眼，眼前就是铀球、铀球、铀球！一直操练到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车床上的每一个操作手柄，一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哪个齿轮有毛病。半年闭门操练，人瘦掉十五公斤，只剩四十五公斤了，精神压力非常大。1964年4月30日是我加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部件的日子。我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手套，像外星人那样一步一步走上操控台，接着发生的一切，美国人约翰？刘易斯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里叙述得很详细：当铀球在夹具上夹好后，出了问题。原面对从未遇到过的现实，失去了沉着，显得很慌乱。他突然意识到他所承担的风险，因为他此刻要加工的是极其致命的铀球，而不是钢球。他的工作决定着数万人为此奋斗十年劳动成果的成败。他担心严重事故带来的后果，他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故，就禁不住双手颤抖，结果使铀球掉到了切屑盘中！……
原师傅回忆，在一旁的祝工程师说：“小原，这项工作对你来说不成问题。失误不是由于缺乏经验，而是机床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你一定能干好！”听了这话，我很受鼓舞，休息一下，喝了几口牛奶，我再一次走向车床，开始一刀一刀精细加工，三四层衣服全部湿透了。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二十万科研人员忙了十年的成果就要在我手里“泡汤”；车少了达不到标准。我定了定神，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第二刀，再停下来，就像为一位总统做心脏移植手术。车完最后一刀，我几乎瘫倒在地上。当检验员报告核部件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标准时，大家拥了上来纷纷向我祝贺，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滚了出来。可是我还是不放心，一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月16日爆炸，我才松了一口气。我虽然是个普通的车工，但我参与了一件大事，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我：“你是一颗螺丝钉，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最后，原师傅回忆，我老婆跟我离开上海后，在核基地干了几十年，现在一个月只有五百元退休金。我们老两口子，中午就半斤切面，总是拣便宜的面买，大米也是买价格最低的，家里点的灯都是三瓦的节能灯，能省的尽量省。最近，我身体很不好，嘴唇发紫，胃不舒服，眼睛白内障，还有莫名其妙的皮下出血，心跳只有每分钟五十多下，我知道我肯定得了什么病。在核基地工作了几十年，直接接触铀235和钚239，放射性的东西使我的免疫力很差。我偷偷到医院去打听，检查一次要多少费用，医生说三千多元。我不去检查了。要是查出来是癌的话，我妻子更受不了，随它去吧！我想，我的身体还有一点研究价值的，我死后躯体就捐献给医学研究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