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拉着沈从文和他的朋友满叔远跑完长长的大道，转进了小胡同巷子。又走了一阵儿，来到一家小客栈门前，止了步，把车停下，回头望着他俩。
“就这儿？”满叔远问。
“就这儿。”中年人回答。
沈从文看看客栈，从怀里掏出两元钱给了中年人，望着他走远了；再回头望着小客栈，浏览四周围的宅子。嘿，怎么就跟镇竿城里自己的家差不多，只是捂得更严实些。北京啊，也不全都是高楼大厦、红墙黄瓦。这么想着，沈从文心里倍感亲切，脸上又露出乡下人那憨憨的笑。
走进客栈去一问，价钱却高得让他有些吃惊，竟然是家乡同样客栈的十倍。可这似乎又是意料中的事，他平静地掏钱，店家拿过一本登记簿来要他写上自己的情况。沈从文拿起笔，连想也没想就用他那有些儿模样的宋体字写道：
沈从文男二十一岁学生湖南凤凰镇竿人完了他把笔捏在手里，偏过头来看满叔远。
“你一起都填了。”满叔远说，凑拢来看着沈从文填写，两人除了名字，其他的字都相同。待进了那简陋的客房，满叔远便笑了问：“从文，你怎么就填写我们是学生？”
“我们不就是来读书的嘛。”
“现在不是八字还没一撇吗？谁知道能不能考上这里的大学，就算是考上了，又哪儿来钱读书？”
“车到山前必有路，事在人为。”
“可好多山前就是没有路，你这话我看只是自己安慰自己。”
“人在难处时，就得自己给自己打气。”沈从文说完这句，见满叔远低头在想，知道他还要跟自己就这问题争下去，就皱了眉头说：“我可是有些饿了，不知你想不想吃点东西。”
“我也饿坏了，早就想吃东西了。”
他俩走出客栈，找到一家面馆吃罢，天已经在黑了，沈从文看着满叔远。
“有什么事？”满叔远问。
“你累不？”沈从文反问他。
“有事就不累。”
“我们找我姐和姐夫去。”
在来北京前，沈从文去沅陵看望哥哥沈云麓从关外接回来的父亲时，得知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逸此刻正在北京城里。
“知道在哪儿吗？”
沈从文摇摇头说：“我想先到酉西会馆去问一问。”
关于酉西会馆的事，也是父亲告诉沈从文的，满叔远一点儿也不知道，便问到酉西会馆去做什么。
“那里有我的一个姨表弟，叫黄村生，他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
“酉西会馆在什么地方？”
“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
“有地址就好找。”
“就是，上了人力车，告诉他就行了，我们走吧。”
杨梅竹街原来是条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街，尽管沿途的灯光很暗，两个从乡下来的小青年还是在心里嘀咕：这北京，怎么会有这样的街，根本就不配在北京城啊。心里正这么想着时，酉西会馆到了。
车夫走了之后，他俩站在会馆前打量着。眼前这座宅院，比周围的明显宽大亮堂，而且还精致很多。只是那两扇深褐色的大门，此时已经关得紧紧的。满叔远去看沈从文，见他点点头，便去敲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短褂的老头站在他俩面前。
“请问这里有个叫黄村生的吗？”沈从文恭恭敬敬地问。
“听声音你们是湘西人吧。”
“老人家好耳力，我是镇竿城里的沈从文。”
“黄村生，是个学生伢，住院子西角。从这里去，直走，拐弯就到了。”老人说话时一直看着他俩，似乎还轻轻地叹了口气。
沈从文与满叔远照着老人的指点走去，没几步便被拴在屋檐下的一匹骆驼给吓了一大跳。俩人拍拍胸口再往前，见拐弯处有盏灯，灯下挂了张武术比赛的海报。沈从文站着一口气把它看完才挪步，急得满叔远差点拉他。
黄村生已经进入梦乡，被表哥沈从文从被窝里拉起来后，望着他傻傻地笑。听说沈从文想去找姐姐跟姐夫，他便摇头说自已没听说，后来答应沈从文去给他问问，一有消息就到西河沿客店来相告一声。
三天后，黄村生来报信，说是知道了沈岳鑫和田真逸投宿的旅馆。这时候，沈从文和满叔远身上已经不名一文，他们立即赶去旅馆，找到姐姐和姐夫。见了沈从文，姐姐和姐夫都非常吃惊。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姐夫田真逸睁大眼睛问。
“我想独立，到北京来读点书。”沈从文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设想。
田真逸听了，有些哭笑不得，因为他深解当时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事实：北京的新式教育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但由于实业还不发达，各种组织相对落后，使得社会一时还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相应职位来容纳这些手握文凭的精英们。
“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起码有上万的大学生，他们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你到北京稍久一点就会知道，铺天盖地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陈军长的身边做秘书有出息！”
亲戚总是希望亲戚好，田真逸也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可是，沈从文离乡背井地来到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想寻觅一处立足之地，表面看来是为了安置身躯，或者说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安置心灵，为了安置一颗渴望改变命运的心。
这似乎是一回事情，但安置身躯更多的是功利，安置心灵更多的是理想。只想着安置身躯的人或许也能把事情做大，但只有渴望安置心灵的人，才能把人做好，让生命活得有价值。
当时的沈从文，或许还并没有把这些都想得很清楚，可骨子里坦诚的个性，善良的本质，却使他在生命历程中面临选择时，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安置心灵。
尽管姐夫已把事情说得很明白，理由也说得很充分，愿望也表达得很清楚，沈从文听了心中虽然也有些惊讶，但还是不改其志，他非常淡定地望着姐夫，眼神里透出明显的坚持。
田真逸立即明白了内弟的心意，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目光转向沈从文的姐姐。
“我们来北京好些天了，手边也没什么余钱。”姐姐理解丈夫，更懂得弟弟，她望着弟弟，有些为难地说。
“我不用钱，只是来看看你们。我读书，是可以半工半读，自己养活自己的。”
“你能行吗？”
“咱湘西人，有什么不行的！”沈从文的声音虽然很低，却很坚决。
这回轮到姐姐掉头去看姐夫。
“你既然有这种自信，就坚持下去。”田真逸说，“你现在除了坚持，恐怕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
“我会坚持的。”
姐姐望着弟弟，手伸进挎包，想掏点钱给他。
“我不要钱，真的。我不要！”
“北京可是处处要用钱的。”田真逸说完给了妻子一个眼神，意思是让她给内弟点钱。
姐姐的手在挎包里已触到钞票，就五六十块钱了，刚够她两口子回家，就算给弟弟十块八块，也不济事，于是把手又伸出来说：“你不要钱，我这儿还有两条棉被，你带去。这北京，转眼就会冷起来的。”
沈从文与满叔远同姐姐姐夫告别，一人背了一床棉被往外走，还没走出旅馆门口，姐姐又追上来，往他手里塞了十块银元，说：“就这么点儿，我们明天就要回去，你有难处就写信来，我再给你想办法。”
沈从文待要推辞，姐姐已经转身走回。他望着姐姐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掉头对满叔远说：“我们走吧。”
回到小客栈，给了店家当日的房钱和伙食费，手上仅剩了七元六角钱。
“从文，你姐给你钱，你还不要，亏你敢这么做。”满叔远瞪了沈从文一眼说。
“远，你不知道，我姐她也没钱。我来时爹就跟我说过，这次来北京，不要指望我姐，她不宽绰。”
“可她总比我们强，多少还掏得出几个银元。”
“你不是总说，只要比我们强的，就该匀些给我们。别人的钱，自有他个人的用途。”
“这我知道，可他是你姐，我们现在又没办法。今后挣了钱，再还她人情就是。”
“我一定要还，加倍地还，不光是我姐，所有对我好的人，我发达了一定要报答他们。”
“可是，我们就这七元六角钱了，只能再撑几天，到时恐怕还发达不起来吧。往后怎么办，你想好了没有？”
“早想好了，在沅陵见我爹时他给拿的主意，他让我到酉西会馆去，说出门在外的人只要有了个落脚的地方，一切就好办了。”
“这客栈不好落脚吗？难道会馆更便宜？”
“会馆不是更便宜，是压根儿就不用自己掏钱住宿。”
“真有这么好的事？”
“当然！”
这酉西会馆，是清同治十三年时由湘西人出资修建的。所谓会馆，原本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流动的产物。一些旅居他乡的同籍人，为着在外地有一个自己的家园，就自发组成团体，捐资在客地修建馆舍，目的就是方便到这里来的同乡有个落脚和聚会的地方。作为有着八百多年的古都，北京一直是吸引全国各地求官、应试和寻求发展之人的圣地。林立的会馆，渐渐地也成了老北京一处重要的风景。
《清稗类抄》就有记载说：“各省人士，侨寓京都，设馆舍以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
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会馆接待应试举子的功能逐渐消失，转成旅居他乡的同籍人的联系纽带和相互帮助照应的场所。
对住会馆一事，沈从文后来有这样的回顾：“照当时习惯，初来北京升学或找出路，一般多暂住在会馆中，凡事有个照料……我因和会馆管事有点远房表亲关系，所以不必费事，即迁入住下。乍一看本是件小事，对我说来，可就不小，因为不必花租金。”
沈从文这里说的“远房表亲”，就是他的表弟黄村生，当时虽是北京农大学生，却也在会馆里兼做管事赚些生活费。
利用同乡体系帮助前来客居的同乡，这正是“会馆”的功能之一。早几年，沈从文的父亲来京刺杀袁世凯，也是寄居在会馆中。就连近现代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譬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等，刚入大都市时都有过寄居会馆的经历，甚至鲁迅，也居住过绍兴会馆。
满叔远听了沈从文关于会馆的介绍，高兴起来：“既然有这样的好事，怎不一来就住那儿？”
“不是忙着看一看我姐姐吗？”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满叔远原来是斜靠着，说这话时，坐了起来。
沈从文抬眼朝窗外看了看，天将黄昏，于是说：“明天吧，这事儿不用那么急，就别这么晚去打扰村生了。”
“还不急？就只有七块六毛钱了。”满叔远嘴上虽这么说，身子却溜了下来，平躺在床上，安安稳稳地闭上双眼。
沈从文看了他一眼，也把身子溜下来，平躺在床上，睁着两眼，向头顶望去是斑驳的邋遢的顶棚。看了好一会儿，他从枕头底下翻出一本发黄了的《契诃夫小说集》，接着又看。
第二天天还没亮，满叔远就把沈从文从香梦里叫醒，他俩赶到会馆时，黄村生刚好走出来。沈从文把自己想寄居会馆的事说了，黄村生立马掉头，带了他们进去跟一个姓杨的管事人说。
听说是黄村生的表弟，杨管事问沈从文：“沈宗嗣是你什么人？”
“爹。”
“你是沈宗嗣的儿子？”杨管事久久地看着沈从文，最后又看了满叔远一眼，沉声说了三个字：“住下吧。”
就这样，沈从文与满叔远怀揣了七块六毛钱，背了两床被盖，住进酉西会馆。
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房子，没有窗，周围的墙壁和棚顶都已经斑驳，不时会在什么震动或风雨声中落下一些泥灰。满叔远皱起眉头有点儿失望地看着，沈从文却高兴地笑了，快乐地说：“我们总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与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离乡背井的游子一样，沈从文奔大都市来。不过，他还有一个大的愿望就是，想摆脱原籍中那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势网络。关于这一点，沈从文后来曾十分坦率地说：“我早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
沈从文之所以要挣脱过去的“富贵囚笼”，为的是不去按“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只想从充满限制的地方性网络中抽身出来，如同许多漂泊者一样。之所以要艰辛地挤进大都市，其实并不是敬佩大都市里的人，也不是喜欢那些森林一般的房屋，只不过是因为想拥有自己的新生活。正因为如此，物质上的享受，对这些漂泊者来说，是比较不被看重的。
不过，由于经济的制约，沈从文当时又只能住进旧式的会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显示了他仍然摆脱不了与原有社会网络的纠葛。
这既是人生的无奈，也是社会发展的使然。因为在社会流动方式的更替中，新旧两种“公式”也并非总是泾渭分明的，一种新型的人际网络的形成，不可能不依托于原来的社会结构。
沈从文是有落脚的地方了，可是，他将怎样继续进行自己“北漂”生活的旅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