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他恐怕别人说自己贪功，所以又特别强调说：“我是一介书生，高官和厚禄，我连做梦也没想过，难道会有立功边疆，望得大恩的打算吗？更何况我已经是快要入土的人了，又怎么能够不自量力，抢挑收复失地的重担呢？只是我考虑到，新疆如果不收回，就会麻烦不断，后患无穷，这点报国忠心，不敢不尽啊！”经过激烈的争论，朝廷最后接受了宗棠出兵收复新疆的意见，并在公元1875年5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负责新疆军务的统一指挥。这时候，左宗棠已是65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出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冷兵器时代，充足的粮草就意味着充足的战斗力。但是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出关平定，战线一拉就是数千里，沿途千里戈壁，茫茫荒原，军粮的筹集和运输是相当困难的。根据以上的特点，为了速战速决，左宗棠在认真分析了阿古柏的兵力分布情况之后，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原则，先一鼓作气猛攻北疆，“挫其凶锋”，等北路胜利后，再进攻中路、南路，一举拿下整个天山南北。
6月，左宗棠率领的清军主力越过天山，穿过戈壁，挺进乌鲁木齐。炎热的夏季，暴风骤雨变幻无常，飞沙走石扑面灌耳，似火骄阳，暑气逼人。再加上国力衰退的清政府短缺粮草，行军十分艰难。但是，有全军官兵高昂的士气，有收复失地的坚强决心，有沿途群众的大力支援，清军一月行程3000里，向乌鲁木齐挺进。守卫乌鲁木齐的，是投靠阿古柏的叛将白彦虎。清军的先头部队趁夜发动猛攻，一举占领了乌鲁木齐的外围据点古牧地。阿古柏知道消息后，连忙派兵增援。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清军最终打败阿古柏的援兵，收复了乌鲁木齐，还一口气攻克了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北路四城，一鼓作气收复了北疆。北路告捷，阿古柏十分恐慌，连忙求助于沙俄，为了得到沙俄的援助，甚至承诺将准格尔西部的大片领土划归沙俄，左宗棠及时洞察了这个阴谋。所以，收复北疆之后，他立即指挥大军南下，向盘踞南疆的阿古柏军队发起总攻。清军只花了半个月的工夫，就突破了阿古柏设置的一道道防线，连续攻克达坂、鄯善、吐鲁番、托克逊，消灭敌人一万多。
英国人见势不妙，耍起“调停”花招，想让喀什噶尔变成保护国，并通过清政府向左宗棠施加压力。左宗棠不予理睬，继续追击残敌，阿古柏被打得东躲西藏，最后服毒自杀。他的儿子伯克胡里带残兵败将逃到俄国境内。就这样，左宗棠前后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战争取得了胜利，清政府马上派崇厚赴俄谈判收回伊犁。崇厚懦弱无能，在沙俄的威逼诱惑下，竟以割地、赔款、通商等特权为代价，换回伊犁一座空城，擅自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舆论哗然。左宗棠更是痛心疾首，马上上奏朝廷，谴责崇厚卖国的同时，再次请缨出战。朝廷为左宗棠的忠心和勇气折服，马上下令将崇厚治罪，判为“斩监候”，改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谈判，同时授命左宗棠做好战争准备。
1879年，左宗棠以67岁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抬着棺材出关，誓与沙俄决一死战。在左宗棠强大武力和坚强决心的支持下，曾纪泽的外交谈判有了很大的进展。1881年2月，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一部分既失的主权。俄国将已经吞下的领土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而这一切，都是左宗棠奋勇杀敌的功劳，他的挺身而出，表达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在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方面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对此，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6、悲壮的甲午海战
正当李鸿章等人沉迷于“洋务强国”的美梦之际，甲午战争爆发了。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要求出兵协助镇压，日本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侵占朝鲜。7月25日，中国的运兵船“高升”号途经丰岛海面，突然遭到三艘日舰的猛烈袭击，一千多名中国官兵与船同沉，壮烈牺牲。
8月1日，清廷被迫下诏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也下诏宣战。由于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因此，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甲午战争”。
9月17日，据说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清晨，朝霞映海，波耀黄金。刚刚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正航行在黄海海面上，突然，镇远舰桅楼上哨兵高声报告：“发现敌舰！”海军提督丁汝昌赶忙登上甲板，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发现远处海面上有十二艘挂着美国国旗的舰队，正向北洋舰队开来。丁汝昌马上下令，不是敌舰，不可妄动。谁知走近了，那些神秘的军舰忽然将美国国旗全部降了下来，换上去的竟是12面日本国旗，接着，一颗鱼雷袭向了北洋舰队。
丁汝昌大吃一惊，发现竟然是日本的联合舰队，马上命令北洋舰队进入备战状态，以自己乘坐的定远舰和另一艘铁甲舰镇远为中心，其他战舰成人字形排开，以犄角雁行阵迎向敌舰。霎时，黄海海面，大鹿岛海域，集中了两国几乎全部主力舰艇，人类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形势图史上第一场大规模铁甲舰海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战斗一开始后，广大的北洋舰队官兵，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很快就击中了一艘敌舰，中方占尽了上风。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被炮弹巨大的爆炸震落于指挥台下，北洋舰队一下子进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
原来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下水已经12年了，年久失修。战争刚刚开始，双方百炮齐发，“定远”舰的舰桥就被震塌了，丁汝昌从指挥台上摔了下来，受伤严重，但这位大清国的海军将领拒绝进舱避弹，坐在甲板上继续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已被打坏，丁汝昌的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
主将受伤，群龙无首，各舰队只能各自为阵。一片混战中，几艘日舰绕到了身后，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
日军趁乱加紧进攻，定远号中弹起火处于危急之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致远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命船舰驶出定远之前，迎战来敌。于是，定远得以转危为安，而邓世昌的致远舰却因遭受集中轰击，多处中弹，船身倾斜。
下午3：20分，19世纪末叶最悲壮的一幕发生了：此刻，致远号已炮弹垂尽，而这时候，日本的指挥舰“吉野号”，又猖狂地向中国舰队追击。邓世昌一看，气愤到了极点。他对“致远号”的将士们说：“弟兄们！我们没有炮弹了，可是我们人还在，军舰还在。‘吉野’是敌人的先锋舰，如果把它撞沉，就可以打击他们的士气。”邓世昌果断地下了命令：“开足马力，撞沉‘吉野’！”“致远号”飞快地掉头奔向‘吉野’。这艘英雄的中国舰船，带着敌人炮火加给它的创伤，带着浓烈的硝烟，带着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准“吉野号”冲去了！冲去了！邓世昌站在舰首，双目圆睁，满面怒容，紧紧地盯住“吉野”。一阵海风，吹掉了他的帽子，他昂首挺胸，威风凛凛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日本侵略军哪里料到中国人民竟是这般勇敢，这样视死如归，早已吓得目瞪口呆。眼看着“致远号”就要和“吉野号”相撞，同归于尽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瞬间，“致远号”被敌人的鱼雷击中爆炸了。邓世昌和全舰将士200多人壮烈牺牲。
而就在“致远”号身中鱼雷的同时，一发炮弹也落在了北洋舰队“经远”号的指挥舱内，管带林远升的头颅被炸碎，几乎全舰水兵随舰沉入海底。
他们的牺牲是有收获的，五个小时后，恢复了战斗力的“定远”号，一发重磅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上的弹药舱，黄海海面瞬间响起十分恐怖的巨大爆炸声，“松岛”号上113名水兵被炸上了天空，而舰上的炮手也全部死亡。日舰当即下达了退出战斗归航的命令。
战争结束了，北洋舰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3艘军舰，两艘逃走，其中一艘还撞沉了自己的一艘舰，3艘被日军击沉。其余7艘，包括旗舰“定远”号在内，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创伤。一手创建北洋舰队的李鸿章看到此等情景心痛不已，同时也对日军有了更深的忌惮，为保存实力，赶忙命令北洋舰队开到威海卫，入港保船，不准再出海打仗。
李鸿章的懦弱自保，不仅使清军丧失了黄海海面的制海权，同时，也使日军侵略的铁蹄很快踏上了我国东北的大地。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在旅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鲜血染红了整个辽东半岛。
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日军屠杀百姓之时，同一天的北京紫禁城内却到处在庆祝大清国皇太后的“万寿吉日”，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清廷为此花费的银两为1000万两。但是皇太后还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园，于是挪用海军军费建造了那个叫做颐和园的地方，共花费白银3000万两。4000万两的白银，据说足以让大清国拥有3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舰队了。
可是李鸿章却怕战事扰了太后的雅兴，命令北洋军队不准出战，违令者军法处置，1895年2月，日军20多艘战舰开始对驻防威海卫的北洋舰队进行最后的攻击。这时，停泊在港内的北洋舰队完全处于日军南北夹击的劣势，几乎成了瓮中之鳖。一边是危急的形势，一边却是李鸿章阴魂不散的“避战求和”，被绑住了手脚的北洋舰队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军舰一艘艘地沉了，军心日益动摇，士气低落，日本侵略军觉得有机可乘，就在丁汝昌身上打起了主意。
有一天，丁汝昌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写信人不是别人，正是日军联合舰队的司令。丁汝昌看了信，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原来日军的那个司令，在信里花言巧语地说了一大堆吹捧丁汝昌的话，最后要丁汝昌背叛祖国，率舰队向日本投降。
丁汝昌把信往桌子上一扔，气愤地说：“他们这是白日做梦！我丁汝昌决不放弃报国大义，今天唯有一死以谢皇恩。”为了表示他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他特意把这份招降书上奏朝廷，这时的他，已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不久，遭到拒绝的日本侵略军再次猛攻威海卫。丁汝昌眼见大势已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下令炸船，一艘也不留给日本强盗，然后服毒自杀，实现了他为国献身的誓言。
1895年2月17日16时，雨雪交加，日本联合舰队开进威海卫。
大清国北洋海军舰队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至此结束。
战败的清政府与昔日的日本小国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此后，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境地。
7、公车上书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前来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拍案而起”，上书请愿，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纷纷响应，这就是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出生于仕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在爷爷康赞修长年累月的影响下，从小就以儒学相标榜，说起话来满口的“圣人”之言，所以又被乡亲们戏称为“康圣人”，可是去了一趟香港后，“圣人”从骨子里变成了“洋人”。
香港的街上，到处是高楼大厦，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街市也是热热闹闹的。大开眼界的他不得不承认英国人有管理社会的一整套方康有为法，而且比起国内来说，是进步的，有效的，这使他萌生了由中学转向西学研究的想法。离开香港后，康有为又来到了上海。在这里，他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日俄通过改革走上强盛的例子，使他深信，只要变法，中国就一定能由弱变强。
1888年，康有为前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值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不久，边疆形势日益恶化，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康有为目睹这一切，忧心忡忡，痛感时危，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并产生了付诸行动的冲动。于是他不顾自己人微言轻，写了一封5000字的上皇帝书，用它去叩紫禁城的大门。
康有为在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正愈演愈烈，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到处出现骚乱，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很有可能再度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赶紧变法，方可挽救时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康有为建议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对变法的成效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如能变法，那么10年之内，就能富强，20年之内，就可以报仇雪恨。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可是却引起顽固守旧官僚们的极大反感。在他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是不成体统。所以他们不仅拒绝将书转呈给皇帝，而且还以康有为“狂妄”为理由，将本已考取举人的康有为革除功名，不予录取，以示惩戒。
上书虽然失败了，但康有为本人却由此声名鹊起，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转眼七年过去了，1895年春天，清政府定期举行选拔进士的国家考试——会试期间，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于前一年高中举人的康有为，也取得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正当这些文人在京城小胡同中那油灯昏暗的客栈里抱着书本临阵彻夜“磨枪”的时候，《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悲痛莫名的康有为遂联合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康有为接受各地举人的重谭嗣同托，连夜起草了一封长达1.4万多字的上皇帝书。
书中不仅痛陈今日朝廷之腐败，提出了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还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
康有为把写好的请愿书给举人们看，大家都非常赞成，纷纷在上面签名。并决定在5月2日一起到都察院去呈递请愿书。
5月2日这一天，天气异常炎热，风沙漫天，康、梁二人带领着十八省千余名举人浩浩荡荡聚集于“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请愿书，在中日换约之前，将他们的意见上达给皇帝，以避免《马关和约》的确认。
都察院的顽固官僚们对这些读书人的“闹事”颇感恼怒，而得到消息的主和派大臣也大为惊慌，坚持议和的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孙毓汶公开叫嚷：
“如果不赶快议和，让日本人打来北京，我的老婆孩子家财怎么得了啊！”马上派密探前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恐吓，以阻挠举人们联名上书。不仅如此，孙毓汶还与李莲英勾结，给慈禧太后耳朵边不断吹风，借慈禧之手给光绪皇帝施压，促其尽快批准和约。慈禧一发令，光绪皇帝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忠从，中日如期换约。都察院也终于找到了借口，推说《马关条约》已经盖上了皇帝的御玺，无法挽回了，不肯代为请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