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会有些奇遇。因为是奇遇，所以往往在某个不经意间突然降临。
二〇〇六年的春末，省作协报请省委组织部安排，我到沅城县挂职副县长。
刚到那天晚上的接风宴，是在沅城最高档饭店的最高档宴会厅摆设的。我喝多酒了，脑子有些晕晕乎乎，双脚也有些飘飘忽忽，近十来年我可没这么放开地喝过了。快十一点了，在驾驶员搀扶下回到临时住处——沅河宾馆三楼尽东头的客房，我准备洗个澡就睡觉，谁知响起了“嘭嘭嘭”的敲门声。我微醺的惬意被敲掉了，心里生出几分懊恼：县里的头头脑脑们刚才一起吃一起喝，有什么急事酒桌上咬咬耳朵不就行了？事要不急，明天说不行吗，非要现在不可？再说，我大小是个副县长了，不管你官比我大比我小，也得讲点文明，怎么把门敲得这样急响，吓人一跳。我从沙发上起身，很不乐意却又使劲地在脸上堆出几分笑，嘴里叨叨着：“来罗来罗，请进请进！”
门打开，首先戳进一头白发，接着仰起一张布满沟壑的国字脸，鼻梁上架着副白色泛黄的眼镜，撑着白头发国字脸的是有点佝偻的高瘦身架。
“同志，您找谁？”我问。
好像没听清我的问话，也许是故意的，白头发国字脸径直走到沙发前，动作很夸张地重重地坐下，带得沙发一阵晃动。
“同志，您找谁？”我又问。
“同志，我找您。”国字脸上也向我堆出笑，但笑意似乎没将渗进脸皮里的苦意覆盖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铺撒在沟壑间，看着有点瘆人。
“找我？”我愣住了。
对方收住脸上瘆人的表情，像动画镜头剥离出了真实。
这当儿，我倏地想起来了：“啊，高鸿鹄，高老师，高大哥！”
“高鸿鹄，高老师，高大哥！”高鸿鹄说着，往我胸部重重地推了一掌，“你他妈又当作家又当官，只想着捞好处，把高鸿鹄高老师高大哥给忘了！”
我一个趔趄，急忙扶住身边的桌子角，连连作揖道歉：“不敢！不敢！”
“不过还好，还没全忘掉。要全忘了我可饶不了你！”
“我就是忘了自己姓啥，也不敢忘了高大哥。是兄弟喝高了，喝高了，贪杯误事啊！”我急忙取出一次性水杯，躬身沏茶，乘着这时机使劲把“高大哥你老得也太快了，让我都认不出来了”的话咽到肚里。
“你可是活得最仔细的人，还会贪杯？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别给我耍贫嘴。”高鸿鹄说着起身往外走，“通知你件事，明天上午八点半，到沅河水库西坡山洼参加一个活动。早点休息吧。”
“什么事？”
他好像耳朵有点背，没回答，又好像故意的，走到门口，才答非所问地来了一句：“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给我摆官架子！”
“不敢，不敢。”我显得更谦恭了。
“你是喝得多了一点。”高鸿鹄回身作了个结论，临关门前又甩下一句话，“不多打扰了。”
我将刚沏好的茶放到茶几上，回坐沙发上，发了一阵子愣：这到底是哪门子事哟，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屁股没坐热就走了；非要我明天去参加活动不可，去干什么又不讲清，还居高临下地“通知”我。这个高鸿鹄，怎么弄得神神叨叨的？
算了，不去了，也许压根儿就没什么事，他开个玩笑……不行，老高可是不苟言笑的人；再说多年不见了，真没事他不会我刚上任就开这样的玩笑……我的脑子里打着架。
我习惯烦躁时洗个澡，温度适宜的热水似乎可以将烦躁洗净。可今天洗完躺到床上后，脑子里简直像大雨后的河水泥沙翻滚，想的事更多了。
到了沅城，八品芝麻官的乌纱帽戴在头上了，我当然不想保它，更不会企图用它换一顶更大的。但不论“在其位谋其政”也好，“入乡随俗”也好，也不论顾及省作协的影响也好，不丢自己的脸面也好，总要注意一点。离开省城前，省作协的副主席老章找我谈话，告诫沅城这地方“文革”中闹腾得很厉害，去了要注意一些……“文革”闹腾的事，我无所顾忌，闹腾得再厉害，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是人心上垒堵铁墙也该生锈了。再说那些事与我何干？我要注意的是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刚到这段时间很重要，第一印像更重要……高鸿鹄他们是什么活动？官方的民间的，还是半官方半民间的？情况没搞清楚，林副县长一到职就贸然参加合适吗？再说，去参加，是代表县政府，还是代表个人？代表县政府，谁授予你这权了？代表个人，是何缘由？这些都要有个说法的。我后悔刚才没把高鸿鹄拉住问个清楚。
这样吧，过去叫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现在讲多请示多汇报，少犯错误少烦恼。我从上衣兜里掏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餐桌上给的电话表，要通了我的顶头上司——牛志国县长的手机。
“牛县长，休息了吧？打扰了打扰了！”
“林副县长，怎么样？”牛志国县长是沅城本地人，先当了四五年的副县长，去年才扶正，说话胸腔共鸣很好，瓮声瓮气，沅城味很浓。刚才的接风宴就是他主持的。一开场他说县委王书记到州里开会，三天后才能回来，下午特意打电话让他一定要接待好省里下派的林副县长。牛县长说，现如今吃饭就是吃文化、吃档次、吃氛围，你那鸡鸭鱼肉、鱿鱼海参谁在乎，你们都是头头脑脑的，别在林副县长面前给我弄得没文化没档次的。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牛县长这话是实话实说还是虚话实说，是正话反说还是反话正说。现如今的餐桌上也是个小社会，扑朔迷离，让人分不清真假呀！
“牛县长组织的火力太强了，我喝高了，喝高了！”我想装得有点语无伦次，以便下一步以守为攻，但自我感觉装得不太像。
牛县长哈哈大笑：“其实，吃饭前我是这样交代的，林副县长是文人，特别要突出文化，每人至多敬一杯，女士优先也不能超过两杯。谁知一喝开，他们就不按既定方针办了。”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喝高了。”我嘴上说着，心里却想你牛县长的既定方针到底是什么我早看出来了，你一使眼色，两个女部长还是女局长就凑过来，一左一右地给我灌酒。
“听你这声音不怎么高啊，老林，你可别蒙我……”牛县长的话里没有笑意了，真是酒坛老将，从手机里就能听出对方肚里装了多少酒。
“真的喝高了，真的，借我两个胆子也不敢蒙领导……”我只有一装到底，手机里又传来牛县长的笑声。
好在牛县长没有完全揭穿我：“不管喝高没喝高，明后天双休日，你就好好在宾馆休息得了。”
“休息？我想明天请人介绍一下，尽快进入情况……”话没说完，我说不下去了，这是典型的假积极，说着假积极的话我脸发烫了，好像又一杯酒下肚。
“你要干两年，还在乎这一天两天，星期一我亲自给你介绍，不，亲自汇报得了。”稍停顿了一下，听得出那边的牛县长呷了口茶，“你过去没来过沅城，我从县政府办公室给你找个人当导游，城里城外好好逛一逛。不，从县文工团找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着，你兴致可能高一点。”
“别别别，别找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弄不好我犯错误了，让你这县长负领导责任。”我也幽了一默。
手机里又传来震人耳膜的笑声。
“县政府办公室的人也别找，好不容易盼个双休日，让人家和老婆孩子一起，有什么事办什么事得了。”
这当儿，我的脑子忽地转了个弯。高鸿鹄说的活动，牛县长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会有赞同不赞同两种态度。我和牛县长今天才认识，贸然发问，让人家表态参加不参加，也太不得体了。于是我说：“这样吧，听说沅城之美，在沅河水库。明早我自个儿到沅河水库附近看看，想走就走，想坐就坐，自由一点。”
“那也好，那也好，到水库也就是一根烟的工夫……早点休息吧，星期一见。”
这就好了，到水库我是报告过的，高鸿鹄他们的活动完全可以说是偶然碰到的，至于到了那里该怎么办，看情况再说吧。
躺在床上好一阵子，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来吃两片“安定”，到底还是忍住了没吃。
我认识高鸿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不，初期的事，大概是八二、八三年，在省作协办的创作学习班上。那时我刚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省城二中当语文教师，非正式头衔是业余作家，其实只能算个写作爱好者。
创作学习班开班没几天，请了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教授介绍“伤痕文学”。这位教授的基本观点是“悲哀的作品使人消沉，高昂的作品给人激励”。
刚讲到这里，后排传来沙哑的声音：“教授，我能说几句吗？”
一听口音就是州县来的。我回头看，提问者一身黑色对襟衣服，灰白头发罩着一张国字脸，瘦高身材有点佝偻，戴一副白色眼镜，是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还是没及时擦拭，镜框已经有些发黄，看上去五十来岁，模样带着州县的土气。
“请讲，请讲。”年轻教授很豁达。
“我不同意‘悲哀的作品使人消沉，高昂的作品给人激励’的观点。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大悲之作，它使人消沉了吗？《红楼梦》是中国的大悲之作，它使人消沉了吗？没有嘛！”灰白头发国字脸的嗓子好像有点问题，使劲“噢噢”了几声，又往下讲，“如果你的观点成立，鲁迅先生‘没有悲哀和思考的地方，就没有文学’的观点，恐怕就不能成立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总有些悲哀的，按照你的观点，就只能使人消沉了。而实际上，先生的许多作品，特别是小说，含着悲意，但能使人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是号角，是战鼓呀！”灰白头发国字脸讲得很有激情。
“什么……请你复述一遍。”教授涨红了脸。
国字脸复述了一遍。
“哦，我是从卢新华的《伤痕》讲起的，是从《伤痕》讲起的……并不是普遍地讲，你曲解我的意思了。”教授有点语无伦次。后来，他又讲了一通道理，但未能否定国字脸的观点。
这事使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学员眼前一亮。要不是出于对教授的尊重，我会当即站起来附合国字脸的。我对国字脸油然而生敬意。
课后一打听，国字脸就是在《边塞文学》和《群众文艺》上发过稿子的高鸿鹄，沅城县城小学的历史教师，实际年龄三十四五岁。
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高鸿鹄的文学、历史知识很丰富，说话“抬竹竿进城，直来直去”，便产生了信任感，一来二往，与他无话不谈了。他给我讲沅城“文革”两派争斗、恋人反目成仇、同窗学友形同路人、在大街上公开打死地富反坏右分子等咄咄怪事。我则向他汇报立志写作的决心，有时还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学习班期间，我写了两个短篇，请他提过意见。他认为我的小说基本是图解，彻底否定了，弄得我很难堪。但他讲意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从不客套，这使我对他刮目相看。
三个月满了，学习班结束了。分别那天，我拉着他走进一家挂着“文林”横匾的小酒馆。酒过三巡，高鸿鹄眼圈泛红：“老弟，前几天我给你讲过，别看沅城贫穷落后，我们沅城一中高六七班学生素质特别好，在沅城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要有现在这种条件，我那批同学中可以出很像样的作家、工程师……可十多年了，大家都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忙活，没一个像样的。”
这是真的吗？一个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小县，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