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我和太太同游西山，秋风乍起，那松树还是绿的，各种鲜花依旧盛开着，深深的静穆铺满了林间小路。
我的脚步也是轻轻的。
小鸟们的呜叫也是轻轻的。
这是一处奇特的山川--生活在这里一样进行着，春秋两季总会有花展，香山公园游人如潮--但，在这一片土地之下却安息着中国近代史上不少著名的灵魂，这儿便也成了蒿里之行的好去处。
出万安公墓往北，进植物园，在卧佛寺东边的一个小山坡上，是粱启超的墓。墓碑呈“凸”字形，状似宝座，碑文是：“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没有生平，也没有梁启超活着时的任何一个头衔。据称，这是梁启超生前的愿望--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个人的一切--一切都过去了，若有若无若生若灭，只留下一个名字一个符号足矣！
经历了太复杂的一生。
最后他得到了简单。
墓的东侧有一株白皮松，松树前有一汉白玉碑，这是梁启超的子女为梁启超的第二夫人王桂荃立的墓碑，碑文略记王女士扶助梁启超及李蕙仙夫人、待所有子女如同己出的生平，种白皮松以为“母亲树”而永志怀念云云。
秋风摇动着“母亲树”。
那是母亲的叮咛吗？秋风起了，花要谢了，天要冷了，你们要小心冷暖……
我把一束山野花放在梁启超的墓碑前。
梁启超的墓园能使人想起梁启超和睦的家庭，以及他在做学问时对环境的重视。由梁启超生前自己选定并购下的这一大块墓地，为山林绿树包围着，远离了京城的喧嚣，有足够的地方留给愿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后陪伴他的亲人们。
泉下相聚，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正如同四季更迭的春风秋风，在山坡上卷出林涛，在花丛间落下细语，我们听不懂，我们听见了。
秋风一阵紧似一阵了。
墓地甬道的两侧是冬青，冬青上缠绵着几朵并不艳丽的小花，与之相连的是一片杂树，那树上的叶子已经显得疲惫，有的半红有的半黄。
不久便是看红叶的人。
残红落尽之后却是冬日了，凛冽的朔风与雪花，蒿里的各种墓碑会感到冷意吗？
我写梁启超，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1990年春天，我还在巴黎漂泊，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咖啡馆便是友丰书店了。这是专门出售各种中文图书的书店，还有国内的若干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等。先是读完了金庸的全部作品，再读高阳的历史小说，掩卷之后便产生了某种冲动：更多地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这个不大的书店杂书很多，正对我的胃口，写袁世凯的《风雨琼楼》的构想及开头部分便是在巴黎完成的，我当时的巴黎76区丁香城一条小街上的住处，便堆满了各种书本和资料。
沉浸书中的时候，心里便会平静。
我对巴黎的朋友说：历史可以治病。
写袁世凯自然要涉及到梁启超，我在《风雨琼楼》巾唯一不敢放纵笔墨的便是梁启超，这个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人物，其时已经活在我的思绪中了，我想把他留下。
1995年7月，《香港商报》的吴帆先生约请我在副刊上写个连载，我有点犹豫，一年时间不短了，每天一块，写不下去怎么办？吴帆先生却鼓励我，“写个大家都关心而又了解得不够的近代人物，如何？”
《梁启超》的题目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不可能写出一个新的梁启超来，我只能说，我是在用我的笔墨写梁启超。对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敢有一点疏忽，读《饮冰室合集》带给我的冲击与喜悦也都流露于笔端了，我曾在电话里对关心我爱护我的文怀沙先生说：“我本应好好读书的，现在却要写书，一边读一边写总是脱不了匆忙，说到底便是急功近利。”
呜呼哀哉！文人如我。
我读出了自己的浅薄，面对先人巨著只有惭愧的份儿，我却不敢说我已经读懂了梁启超。电话的那一头，文怀沙先生还在鼓励我：“有你这种感慨的人已经不多了，你会写好的。”
夜深人静，我在团结湖小区这一盏亮着的台灯下，常常是翻开《饮冰室合集》便舍不得合上。
香港那边会有电话来：“徐先生，你的连载只剩下5天了。”
我写梁启超，也感觉着梁启超的困惑。我仿佛看见了安徒生笔下的《光荣的荆棘路》：“你，多汁的、绿色的毒胡萝卜，雅典的阴影不是橄榄树而是你！”--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人们才认识了苏格拉底。古希腊的城邦啊，你昔日的荣耀怎么离得开苏格拉底的智慧呢？也是在古希腊，荷马死去之后，七个城邦国家争吵着都说荷马是在自己的城市里出生的。可是荷马活着的时候，“他在这些城市里流浪，靠朗诵自己的诗篇过日子，他一想起明天的生活，他的头发就变得灰白起来”。
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想起很多安徒生笔下的这样的伟人、智者，他们的种种遭遇。无疑，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幸和苦难。但，安徒生--这个编织童话的作家，却认真地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光荣的荆棘路看起来像一条环绕地球的灿烂的光带，只有幸运的人才被送到这条带上行走，才被指定为建筑那座联结上帝与人间的桥梁的、没有薪水的总工程师。”
蒿里秋色荆棘路。
光荣与梦想啊！
1996年清明前，细雨靡靡中
北京--苇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