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他的渐渐没客的封建地主官僚家庭，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也为他显现了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的写照。
和梁启超一样，康有为也是一个饱卖史书、有着深厚的旧学基础的：才子狂人。在科举仕途上，康有为却不如梁启超顺当，1888年又一次进北京考举人未中，1889年秋返回广东时，却正是比他小15岁的梁启超中举之时。
其时，康梁所不同的是：康有为从事学术研究、企望跻身仕途的一个特点，便是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正如他自称的：“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他以救世为己任。
他认认真真地把自己摆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上，并为之奋斗。
康有为的如痴如狂被怀疑为神经失常，或者被顶礼膜拜视为康圣人，皆源出于此。
他去西樵山苦读，“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河遮之，流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
有去西樵山看见过赤足披发、啸歌放言的康有为的人，回来便说：
“康南海疯了！”
康有为的游历也使他眼界大开。
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以及繁华一时的上海，都使康有为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生机，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相比较，自是两种天地。
康有为以自己的旧学根基，再加上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凝聚成“救世”的大忧大愤，便成了无可争议的自龚自珍以后，敢于面对并剖析现实的今文经学大师。
由此，才可能“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
于是没有考中举人的康有为，在1888年即上书清帝，吁请变法，南海潮音．一时四播。
沉醉于几年之后金榜题名的梁启超，当时并不知道康有为。
一个偶然，引出了此后几十年难分难解的必然。。
一日，同为学海堂高材生的陈通甫到访。
陈通甫对梁启超说：“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l’’
梁启超闻言，“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
梁启超内心里的平静被打破了。
这是一种对梁启超来说更有魅力、更有刺激的吸引，这是帖括、训诂以外的新的生命、知识和学问。梁启超听罢陈通甫的一番解召，最初的感觉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是“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随即，梁启超的心灵感觉告诉他：走新进之路，跟康南海学，当义无反顾矣！
这是一个晚上在月光之下与同窗作出的选择。对梁启超来说，这一时刻较之于取秀才中举人都更为重要得多。
人生的道路从此另有风采。自然，也会有艰辛与跋涉。
“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整整四年。
青春勃发、激情荡漾的四个春秋啊！
1890年，康有为全家迁往广州，在云衢书屋执鞭开讲，梁启超、陈通甫等20多位学子追随左右、潜心求学，一时开广东风气之先。
自从上皇帝书不达，康有为黯然离京返广东路上，痛感到民智未开，孤掌难鸣的唯一改变之道便是亲执教鞭、传播风气、推动维新。“若有弟子三千，朝夕为维新大业而奔走呼号，传之者广，播之者远，岂有不成之理？”
这是康有为立志教育的契机。
1891年春，从云衢书屋迁往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人称长兴学舍。1893年，投奔康有为的青年学子日渐增多，长兴学舍人满为患，再迁至府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这里树木参天，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好去处，人称万木草堂。
梁鼎芬有诗赞万木草堂：
九流混混谁真派，
万木森森一革堂。
但有群伦尊北海，
更无三顾起南阳。
梁鼎芬也是岭南才子，工诗文，他把康有为比作南阳高卧的诸葛亮，可惜的是‘更无三顾”之人！
这也正是万木草堂新潮激荡、生机勃发的原因所在。从康有为始，一群学子不耳是摇头晃脑地背书了，而是师生同堂，共议国事，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因酱康有为的影响，这一批学子无不以康圣人门下高足自居，以改变时局推动维新为江不容辞之责，“舍康门中人而其谁？”小子们够狂的了，却也狂得可爱。
每天午睡之后，康有为即“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二三小时，讲者忘卷。听者亦忘倦”。
万木草堂改变了的不只是读书方法，求知、救国救民和改造社会，因为康有为均大胆尝试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后人抚今追昔，钩沉某一段历史的时候，主往只记取了急风暴雨，而忽略了水滴石穿。正是在万木草堂，由新风新雨滋润过掏梁启超之辈，渐渐明晰地看见了那些依然威严的老墙的裂缝。
作为万木草堂具有最高权威的康有为，也给他的弟子们树立了一个全新的为人艺师的形象：他讲古今思想源流时博采百家，有时还涉及西人文化，同时又无不将庠锋对准当今之世，进而再回到思想、文化中寻找改造中国的途径与办法。就在这井学的过程中，康有为的思想、见解也同时感染了他的弟子们。
即便在讲堂上，康有为也是个狂人。时而长吟，时而拍案，时而痛哭流涕。梁自超和学子们更是青出于蓝，“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或议论虱生，或慷慨激昂，或引经据典。满堂哗然，却也是满堂生机，直到声振林木。
广州毕竟不是茶坑村了，越秀山、白云山，都曾留下过梁启超的足迹。春华秋同，绮丽风光，常常使人流连忘返，尤其是与先生康有为一起踱步山间静听林涛艺时。
学问自然是要谈的，康有为始则有问有答，继而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每每此时，梁启超便打心眼里更加敬重先生，并且暗暗自问：“何日吾乃如吾师耶？”
不过对梁启超来说，更有兴趣希望问及康有为的，却是上书一事。皇帝大矣！匠矣！梁启超仍然不解：康有为何来如此胆识？
战战兢兢地，梁启超问：“先生上书之际，心中忐忑乎？”
康有为一笑：“为家国也，坦坦荡荡。”
梁启超：“倘若皇帝看见了先生的上书，又会如何呢？”
康有为：“断不会无动于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四夷相逼，日本向吉林于东，英国取香港之后又窥川、滇于西；俄国筑铁路于北而志在盛京；法国煽乱民于南。瓜分至剖，国将不国，皇帝岂能安坐金銮宝殿哉？”
“然则何以不达？”
“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内阁中枢俱已昏聩矣！如此辈不昏聩，何用一介布衣上书？或此辈中尚有一二不昏聩者，又何不径将上书递达天视，以听裁夺？”
梁启超频频点头：“或许先生之主张‘变成法’、‘通下情’、‘慎左有’，便使比辈如坐针毡矣！”
康有为大喜：“妙哉此论！”
梁启超为乃师鼓舞，进而发挥道：“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实在情理之中。煞国势式微，吾辈又将如何为之呢？”
康有为正色道：“以吾辈之新学，鼓而呼之，扫荡朽腐，推动新政，正其时矣！至于时世艰难，阻碍重重，正如登山攀援，步履维艰之后，便是‘天将降大任于撕人也’！”
这一夜，越秀山上月，万木草堂树，都听见了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知心宏论。
康梁携手，有月为证。
康有为治学，并非只是激昂慷慨，更不是攻击他的人所说的“疯疯颠颠”一路。
每次授课前，康有为先开列相关书目，让学子们先行预习，写出心得，然后展开讨论，互为交流也互相辩驳，达到互相补益、互相启发之目的。然后，康有为升讲，既讲自己的观点，也插入评论学子们的见解。其时满堂肃静，一根绣花针落圭也的声音听来也似南屏晚钟，学子们屏息听康有为如何评判自己的学识、观点。直型下课，康有为背着双手踱出门去，才吐一口长气。“凡吾师说，一言九鼎，退省者醇醇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