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我的某个程序出了故障，竟让我突发奇想：我该把教授介绍给翩翩，或者说是我把翩翩介绍给教授，总之，我很想这么做，就像是把两种不同牌子的阿斯匹林装在一个瓶子里。
起码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我都极其重要。
安排这样一个时间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在半个月以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间，时间是下午，地点是在一家作家开的画廊里。画廊里安静极了，而外面烟雨蒙蒙，隐约甚至可以听到几条街以外的火车的汽笛声。
我惊奇地发现，教授居然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他的助手。他穿了一身本年度流行的休闲装，举止优雅，脸上始终带着矜持的笑容。而翩翩干脆穿了一身职业装，金色的烫发不但染黑了，而且也捋直了，瀑布一般，跟教授比起来，她似乎更矜持。
都透着有点假，透着一股子好莱坞的劲头，我心想。
我基本是沉默的。他们的话题是从谈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画开始的，然后是中东战争，然后是俄罗斯石油，再然后是青藏公路，他们谈得很起劲，而坐在一边倾听的我仿佛是在浏览央视的新闻联播。偶尔，翩翩还会将她的手放在我的腿上，或其他在公众场合不宜放手的地方，我只好装作毫无知觉的样子，我知道，翩翩一定心里偷着乐呢。
最后，话题停留在各自的事业上，但翩翩显然对这个不感兴趣，她摆摆手说：教授最好别跟我谈什么事业，事业比子弹和匕首杀死的男人更多。
倒也是，教授笑了。
我们走出画廊，在街上分手的时候，教授将我拉到了一边，对我说：这是个好姑娘，也是个最贴心的红颜知己，却永远不会是个好妻子。
我跟他面对面站着，能隐约闻到他身上散发着的乙醚味道，我想：在他的心中，他的那个娇滴滴的助手是不是也跟翩翩一样属于“红颜知己”呢？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见我咬着嘴唇一声不吭，教授又特意强调了一下。
我明白，我明白，我附和道。无论是他的助手，还是我的翩翩，都只能是暗处之花，开放在背阴的地方。
在我与翩翩打车回医院的途中，翩翩把教授给她留下的印象告诉了我：他可以信赖，因为他是个天生的济世主义者。
可是，我没注意她在说什么，因为我觉得冷，连连打寒战。我坐在出租车上就像乘一叶扁舟在急流中，颠簸起伏，仿佛随时都有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
差不多等翩翩唠叨够了，她才发现了我的异常，你怎么了？她推了推像水獭一样蜷缩着身子的我，露出惊慌和恐惧的神情。
我梦呓一般地说：我被海浪吞噬了，一个劲地往下沉，往下沉……说完，就不省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