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明星，别总盯着我看，我左面那人对我说。不错，我们确实是紧挨着，可是我却看不见她。
我记得，我刚才还能看见她来着，我还记得，她的脸很俏丽，只是胳膊跟莎朗·斯通的腿一样修长，而腿则像莎朗·斯通的胳膊，特别适合拆开了，拍特写镜头。当时我猜想，这一准是个年收入在三万，而开销可能要三十万的主儿。
我的眼睛突然怎么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眼睛是怎么了！
一切仿佛是突然发生的，首先是心跳，继而是气短，最后是眼前一黑，好像太阳一下子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下，我便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你就是那什么什么里的那个主演吧？我右面的那人跟我左面的那人搭讪起来。
不是的，我不是，我左面的那人跟我右面的人说。
哦，那么你演的该是什么什么吧？仍然是我右面的那人跟我左面的那人说。
哎呀，人家明明演的是正在热播的那什么什么嘛，你真笨！我左面的那人有点不耐烦似的跟我右面的那人说。
我左面的那人身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我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气息，转天一觉醒来我才找到一个准确的形容词——她弥漫着的是腐烂的蕨类植物的气息；而右面的那人的身上却散发着一股子烟味、酒味和精液味。
我能听见他们的对话，闻到他们的气味，就是看不见他们。
我说呢，怪不得我看你那么眼熟呢，我右面的那人跟我左面的那人笑嘻嘻地说。笑得有点猥亵，我感觉。
人家就是怕被影迷认出来，结果还是被认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是很低调的，我左面的那人跟我右面的那人说。
我左面的那人笑了，我右面的那人也笑了，只有我没笑，我一个劲地在打哈欠。从武汉飞到北京，将近一个半钟头，确实挺累，难免要打哈欠。只要有一个人打哈欠，紧接着就有人跟着打，很快，飞机上的人们都被传染上了，就轮番地打了起来，那情景很像莫泊桑写的某部小说中的某个片段。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旅途生活，每天醒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常常是拉开旅馆的窗帘，眺望着外面十分类似的大街小巷，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在哪个城市。现在好了，终于可以免去这一中间环节了，反正我的眼睛也不听使唤了。
万一我要瞎了怎么办？难道我后半生就只能拄个棍儿在人行道上溜达来溜达去？我不敢往下想了。
尽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急躁情绪作着顽强的斗争，可是急躁情绪仍然像有形的物体一样，在我体内不住地膨胀。膨胀的结果是，我不但眼睛看不见了，连耳朵和鼻孔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功能。我的耳边仿佛有一阵又一阵的钟声在鸣响，可是为谁而鸣响呢？我也不知道。
我害怕了，害怕得一个劲地用衣襟来擦拭角质框架的近视眼镜，而且越不想害怕就越害怕，就仿佛我们开车穿过茫茫沙漠，沙漠中明明仅有一棵树，偏偏就叫你撞上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太害怕了。
要是西西在我身边就好了。
问题的关键是，她不在，她正在机场的某个地方站着，等着我的航班准时到达。
空中小姐是怎么通知乘客飞机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飞机停了。这是波音747客机，落地的时候总要颠簸一下，我能感觉得到。
这时候的我，感觉变得出奇的敏锐。我甚至能感觉到我身旁的两个人在取行李时相互留恋地望了一望，眼神是暧昧的。
在那种状况下，我居然能摸索着走到舷梯口，而且没忘提溜上我的那个帆布包，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我走起来脚步踉跄，像才从小酒馆里出来的醉汉一样，所以才会引起空中小姐的注意，也所以才在我从舷梯上栽下去的一刹那，扶了我一把。
她托住我的肩胛，关切地问了我一句：你是哪个单位的？空中小姐的声音是痉挛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次相遇，我认出她来，就是通过声音，而不是通过别的什么特征。
是的，我们并没有在这次狭路相逢以后便从对方的视野中消失掉。而是在不久的将来，我吻了她，吻了最少有一百回。
当时她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没回答。我不想告诉她，我是个书商；我更不想告诉她，我到武汉就是参加全国书市去，因为我每每意识到我是个商人的时候，我的耳边就会响起我父亲的谩骂声：瞧你长得那副奸商的模样。在父亲的词典里，商人和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是同义词，起码是并列同类项。
我用昏昏欲睡似的腔调告诉那位空中小姐，有人给我接机，她叫西西。
之后，就昏迷了过去。
在即将昏迷过去的一瞬间，我朦朦胧胧地还在想：刚才在飞机上坐我身旁的那两人是不是一起走的……然后，我的意识就在休止符的位置上戛然而止。
那一天离我三十五岁的生日还差整整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