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夜晚是漆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是一个月头月尾的夜晚，这样的夜晚让我对它充满了感激之情。四爷几乎全身赤裸，只是在腰间象征性地系着一片遮羞布，他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带着任何东西逃掉，但是在这样漆黑的夜晚他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四爷他走在田野小路上，有时候他走在长满了木芙蓉和油桐树的山冈上，他的腿有些发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子有些佝偻，他需要不时地停下来喘几口气，到溪流边小心翼翼地喝几口水，然后继续上路，沿着山路朝南方走去。四爷他这么走，心里是有目标的。他知道要走到那个目标还有很远很远的路，但是四爷肯定没有什么犹豫，如同他刚刚掩埋了四百多具同伴的尸体之后就立即选择了和他们相同的逃亡行为一样没有犹豫，甚至我可以猜测到，这就是他长期以来的支撑。四爷在路上走着，从黑夜一直走到天明。在太阳从东边地平线下升起来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四爷那张脸。那张脸瘦削而过度失血，但是它是平静的，充满了单纯的憧憬。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了一首美国乡村歌曲，歌名叫《故乡路带我回家》(《Take Me Home，Country Road》)。它的词作者是比尔？德多夫，曲作者是塔菲？尼福尔特，演唱者是乡村歌曲王子约翰？丹佛。约翰？丹佛率真的歌声一下子就让我热泪盈眶了。
天堂般的西弗吉尼亚
蓝岭山更高
香纳河滚滚
生命推移
像一阵清风
比树木古老
比群山年轻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到我生长的地方
西弗吉尼亚
大山妈妈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我的思念
萦绕着它
离家的孩子
久别了故乡的河川
稠雾浓云
变幻在天空
月色朦胧
两眼泪水涌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到我生长的地方
西弗吉尼亚
大山妈妈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黎明时我听见故乡在呼唤我
我和它相隔已万里远
驱车上路
想起昨天还在家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到我生长的地方
西弗吉尼亚
大山妈妈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四爷，想起四爷半裸着身子，泪水涟涟地在黑夜中朝着家乡走去的样子。月色朦胧／两眼泪水涌／故乡的路／带我回家／到我生长的地方……那是四爷的旋律，带着一种心酸的快乐的游子的旋律。四爷在那样的旋律中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或者鸟儿啼啭的山冈朝南方走去，朝家乡走去，心中充满了单纯的憧憬。
我一直认为1936年和1938年的两次被俘是四爷的两次机会，是他回到家乡田园中的机会，同时我一直坚信，四爷从韩起禄五师和井陉煤矿逃出来之后是朝着家乡走去的。他是想回到家乡田园中去的。我的认为当然有太多的主观色彩，它们在一个社会批评家眼里肯定存在许多问题。可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的坚信却是有充足理由的，它是由已知四爷的行走经历中的事实和我根据最普通的地理常识进行最简单的分析后得出来的结果。我在日后做了一次追踪，我找来一幅 l：200，000比例的中国行政区域地图。我在地图上把四爷两次逃跑后走过的路线用红笔做了记号，并且将四爷走过的路程按照轨迹方向向前延伸，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地得出了上述那个不争的事实。
—— 1937年秋天，四爷在宁夏的惠安堡逃离了韩起禄五师，他朝着东南方向走去，他到了陕西的吴旗，又到了甘肃的合水老城，在那里他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他的旅程。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实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他在接下来的路程中原本用不着改变方向：三原——渭南——潼关——南阳——信阳，然后，只需要咬咬牙，坚持一下，再走上两三天的路程，他就能踏上家乡的土地了。
——同样，1944年春天从井陉煤矿逃出来之后，四爷像一只急匆匆的鸟儿，一直扑棱着翅膀朝南飞。他越过天津卫，到了沧州，然后是德州。那是春天发生的事。到了夏天，他已经走过了济南、济宁、徐州。他在那里先是被抓了一次兵，当天晚上他非常老练地解开了手腕上的绳索，爬出马厩，从哨兵的鼻子尖下溜掉了。接下来他害了一场大病，是疟疾，差一点就死掉了。在徐州城外林茂村的一座关公庙里，他躺了一个多月，先是熬过摆子，后来能动弹了，就爬上供台去偷吃香客们的供果。病好之后已是初冬时节，这并没有阻止住四爷，他离开了那座破庙，摇晃着孱弱的身子继续南下：萧县——濉溪——宿县——蒙城——利辛——阜阳——阜南——固始——商城……他已经进入河南地界了。他离家乡已经很近了。他只剩下两三天的路程了。他甚至已经能够闻到家乡的山风醉人的芬芳了。
但是，四爷他最终没有能够回到家乡。他的回乡之路在中途折断了。1938年是在陕西的三原县，他在那里遇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1944年是在河南长竹园，他在那里遇到了新四军五师。不管它们的地名叫什么，它们在地图的哪个方位，它们全都改变了他的回乡之途。四爷他逃离战场，想要回到家乡的田园中去，重新做他最好的种田人。但是他没有成功。他再度回到军队中，成为一名士兵，一名注定要使用枪支而不是锄镰，注定要去冲锋陷阵而不是耕耘劳作、注定要去拼死杀戮而不是养育繁衍的士兵。
四爷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把我们家当成他的家的，把我们兄弟姐妹当做他自己的孩子的。那是在长沙的时候。那几年，他差不多已经适应了那种平静的生活，并且已经接受它们了。他看起来真的像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四爷在饭桌上坐的是上首；四爷有资格头一个使用卫生间；四爷上街的时候，一定是走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时候对四爷会有一些恶作剧，我说的是我的两个哥哥。他们在顽童骨子里的罪恶冒出来的时候有时会去捉弄四爷，比如他们要他守着他们的书包而他们却半天都不回来，比如他们要他先尝一尝他们偷来的青葡萄看它会不会酸掉牙齿。我们有时候会对四爷撒一点娇，我说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她们在小姐骨子里的傲慢无法折服的时候有时会冲四爷发点小脾气，比如说说四爷“讨厌”、“烦人得很”，比如说说四爷“你懂什么呀”，同时白上四爷一眼。但这真的无伤大雅。真的。四爷对这一切都抱以一种好心情的宽容。他像原谅太阳下面的那些快乐飞舞着的小蜜蜂一样地原谅我们。他有时候会在大人面前表现出他生冷淡泊的一面，但对我们这些孩子，他总是拘谨而又坦白着的。他自己就像一个单纯而又羞涩的大孩子一样。
我知道四爷在长沙的那几年里开始滋生出平静的心情。在他的梦里，家乡如歌的山风渐渐远去了，家乡泥土的芬芳渐渐淡去了，它们的触摸已不再让他感到真实可信，他甚至已经开始放弃它们了。有一次，四爷把他从贵州北陆高山农场带下来的那个包袱拿出来，郑重其事地交给了我的母亲。那个包袱里装着四爷的私人物品，它是四爷所有的家当（其实那个包袱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它们全部的内容就是一套改制后的新式军装，几枚军功章和纪念章，一副用旧了的中尉衔肩章和一封盖着北陆农场印章、语焉不详的介绍信）。四爷把它交给母亲的时候有些紧张。四爷说：“替我收好，等我闭眼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和我一起烧掉。”四爷这么说，当然遭到了母亲的责备。母亲说：“四叔你这是什么话。你还没上年纪呢。你身子骨还硬朗着呢。你比定雄还硬朗呢。你不就比他大两岁么。你这么说多不吉利。”母亲这么说，但是母亲是高兴的，因为四爷交出了他的宝贝包袱，四爷这么做，等于是安心住下来了。父亲和母亲一直在做着让四爷成为我们家庭中固定成员的努力，现在看来这努力有了结果。
如果不是因为几年后出了那件事，一切都会是美好的，四爷他会成为我们家庭中固定的一员，在我们家永远住下去，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
但是那件事却发生了。
那是发生在我和四爷之间的事。
1967年，学校里成立了红小兵组织，那一年我上小学五年级，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加入了红小兵，只有少部分人没有加入，我是少部分人当中的一个。我没有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原因是我老爱和同学打架，我经常把同学的鼻子打出血来（并不光是鼻子，有时候是牙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为此我很沮丧。我太想加入红小兵组织了，那只半截衣袖宽的红袖章让我眼馋得不行。我认为它绝对应该戴在我的左手臂上。我戴上它一准会威风十倍。我发誓要得到它。在连续几次发展新成员的名单上没有我之后我饱含委屈地这样对自己说。我开始克制自己。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同学打架了。在手痒极了的时候我就去追邻居家的猫，我把它们追得屁滚尿流，蹿树上房。这样做真的很管用，我的多余的热情和精力有效地被消耗了，它使我变成了一个安静而且温顺的孩子。我差一点就成功了。可惜在又一次宣布新成员名单的前两天，我故伎重演，和一个同学打了一架。这次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人家的鼻血打出来，可是却把对方的头打了个窟窿，流了很多的血，这样，我加入红小兵的事又一次泡了汤。
那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心里充满了伤心和屈辱。我对自己灰心失望，再也不相信自己这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什么事。我被这种念头纠缠着，有一种世界末日到来的感觉。我把书包往边上一丢，坐下来没精打采地发呆。这个时候四爷来了。四爷在此之前是在院子里侍弄小鸡娃的。四爷闲不住，他总是把自己弄成一个劳动者的样子把我们家弄成一个微型田园的样子。四爷在秋天来临的时候孵了一窝鸡，这几天那些叶芽儿一般娇嫩的鸡娃们正在纷纷破壳而出。四爷喜滋滋地捧着一只蛋跑进我的房间，那个蛋已经被小东西啄破，鸡娃露出黑茸茸的小脑袋来，声细若无地啁啾着。四爷小心翼翼地捧着它，额头上渗出微细的汗毛毛。
四爷说：“小五，小五，快来看。”
我坐在那里，一百个打不起精神来的样子，没有心思理睬四爷，四爷说：“小五，快来看嘛，小宝宝可爱极了。”
四爷走拢来，他把手中的鸡娃伸到我面前，他那副乐呵呵的样子，就像他自己是鸡妈妈似的。
我把脸转到一边去，不看他和他的鸡娃，他颠颠地又转到另一边。我心里烦死了。我把他伸到我鼻尖下的手猛地一推，差点没把他手中的鸡娃给推摔了。
四爷愣了一下，说：“小五，你怎么了？”
我说：“让我一个人待着。”
四爷说：“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儿？”
我说：“你走开！”
四爷说：“你这就不对了。你遇到了问题，你就和人说一说，说开了就好了。你关键是不能这样，你不能害怕，不能躲，要和困难作斗争。比方说，学习上不去，你就努力追，书念不好，你就加把劲儿，题不会做，你就问老师，老师批评你，你就虚心……”
我突然爆发了。我冲着四爷大声嚷道：“你烦人不烦人？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我的老师呀？你以为你是我的家长呀？你这么没完没了地唠叨，谁听你的？”
我的声音很大，它把四爷吓了一跳，吓得他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它把在外面院子里玩的哥哥姐姐们都招来了，他们都冲进屋来，看屋里发生了什么事；问题的关键是它把我自己的邪恶之火给点燃了，我有一种想破坏什么，想伤害什么，想把什么东西给弄碎的强烈欲望。我无法阻止自己。我站起来，指着四爷的鼻子，怒气冲冲地大声喊：“就是你！就是你！你以为还怨别人哪？”
四爷的声音干巴巴的，眼神有些惊慌。他万般不明白的样子，看看门口的我的哥哥，又看看我。
四爷说：“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
我喊道：“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俘虏！你做了叛徒！你是胆小鬼！你是窝囊废！你让我不能加入红小兵！你让我丢尽了脸！你这个样子，毁了我的一切！”
母亲在那之后跑进屋里来。她没有听见我喊了一些什么。她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她只是适时地搀住了剧烈晃了一下的四爷。
四爷是在两天以后离开我们家的。他给自己找了一处安身的地方。那是长沙郊区的一个奶牛场。人们在几十公顷的奶牛场里喂养了几百头从荷兰和澳大利亚买来的优质奶牛。四爷负责打扫牛栏牛圈，晚上睡在草屋里看牛草，奶牛场象征性地付给他一点工资，当然，还有一天三顿饭和睡觉的地方。
谁也没能阻止四爷离开我们家，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的劝阻和恳求都没有起到半点作用。四爷走的时候已经缓过劲来了。他的样子很平静。他甚至还走进我的房间里来和我告别。他把一个我十分想要的弹弓架送给了我。弹弓架是他亲手用夹竹桃枝做成的。他坐在我的面前，把那个光滑匀称富有弹性的弹弓架放进我的手掌中。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又坐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头，走出门去。
那是一个秋天，院子里的鸟儿叫得没头没脑的，有一刻它们消失了，这时就有树叶从空中飘落的飒飒声若隐若现地传来，它们在没有风的时候落下来时会发出一种回音，如果你不用眼睛去看它们飘落的样子，而是阖上眼睛专注地去听，你会从它们发出的回音里听到什么东西穿透时光的呼啸声。
那个秋天一直有黄叶在飘落，它们使我学会了伤感，并且让我从此变成了一个口吃的孩子。
1951年3月，四爷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士兵，从安东跨过鸭绿江大桥，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和他的战友们纵穿了整个北朝鲜，一直从新义州走到了北汉江边。四爷先是任枪械员押运员，后来当上了司务长、管理员，那一个月是四爷在军队中提升最快的日子。
五次战役开始得太顺利，到5月中旬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分别向南推进了几百里，并且有点止不住进展势头的感觉。谁都以为这将是发生在这块白山黑水的土地上的最后一次战役，进攻的一方会无遮无拦地一直跑到釜山，并且在那里一脚把李承晚和麦克阿瑟踢进朝鲜海峡。
四爷是在华川渡过北汉江的。部队渡江之后迅速向南推进，开始攻打春川。一些老兵在这个时候心里有些犯嘀咕了：过江之后，所有遭遇到的敌人一律不战自撤；偶尔咬住的敌人，几乎全是李承晚的南朝鲜军，那些美、英、澳的大鼻子兵一个都见不着；前几次战役就算打得再顺利，也有过好一番厮杀，况且敌人拥有高度机械化的技术力量，几乎占据着所有空中和公路上的打击优势，装备确实很厉害，有必要这么孬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