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乌云还是强迫自己原谅了白淑芬。为了德米，她必须这么做，这当然是最好的理由。乌云把话题引开。她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的话题。她们可以谈东北，谈1947年或者是1948年，谈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或者是东北护士学校，谈德米。这才是她们最好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中她们可以找回很多她们失落了的东西。也许她们不能缝合什么但却能彼此宽宥。乌云这个时候才想起，几天前她们没有道别，但是她们还是再见了，难道这就是她们的缘分吗？她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她当她的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她现在明显有了很多压抑。她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她显得那么委靡不振、情绪低落。她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赘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绪不畅带来的后果。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
乌云开始同情起白淑芬来了。她问起白淑芬的情况。白淑芬告诉她，关山林和乌云调离空干校不久后，她和丈夫也调离了那里。他们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又调到空9军。她的丈夫在那里被授予上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她的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的处分，此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的事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反的承诺，但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不肯替他说话。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军队本来就是制造死亡的地方，一支手枪能把军队怎么样？干部部门根本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这一次一竿子捅到底，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庆。他回重庆她当然也得跟着他一道走。他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队，只能脱去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她偶然得知乌云也在重庆。她手上有一封乌云的信，这样她就找来了。
乌云听罢白淑芬的叙述后长久不做声，她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述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鲁莽地使用那支手枪。她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她也替白淑芬难过。
乌云关切地问白淑芬，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
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流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
乌云问，你们住在哪儿？
白淑芬说，目前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父亲睡一间房，我和他母亲、妹妹睡一间房。
乌云说，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有孩子了吧？
白淑芬像是要证明什么似的抢着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余丽，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可爱。过了一会儿，白淑芬又情绪低落地补充了一句，孩子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们做了检查，我没有生育能力。
乌云受了感染，她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没有生育，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乌云想她真不该提这件事，也许她可以换个话题。
乌云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白淑芬埋着头不说话，灰心丧气到了极点，然后她开口道，乌云，我说实话，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现在转业干部太多，不像前两年那么吃香。我爱人出了这种事儿，组织上又不太愿意积极出面，我在军转办已经碰过十几次钉子了，一直没有着落。有一次他们要我去消防局的水上打捞站工作。也许你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单位，那是从长江嘉陵江里往上打捞淹死的尸体的。我都同意了，总不能老这么吊着吧？可到了最后人家又不要我了，说一个女同志他们不好安排，就算他们愿意让一个四十岁的女同志背着尸体从江边往坡上爬，可为了节省衣服，他们在回水沱子里打捞尸体时都是光着身子的，他们总不能因为我而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的吧。军转办的人对我说，实在不是他们不做工作，客观条件就是这样了。他们要我自己联系单位，联系上了，他们就给办手续。乌云，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若是有一点儿办法也不会来找你。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我不配，可我们毕竟同学一场，战友一场。我知道你一向待人好，你一定会帮助我的。
白淑芬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流得一塌糊涂，满脸都是泪迹。
乌云没有想到白淑芬的遭遇会是这样的，她被她的遭遇感动了。可是，她没有想到白淑芬会提出让她来帮助她联系单位。她帮助她调进161厂吗？她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吗？这个念头闪现出来的一瞬间就被她赶走了。她像是看见了蛇似的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不，这个她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也许她倒是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让自己的丈夫想想办法。他在本市军界上层工作。接触的人多，会有办法的。可是老关他愿意吗？他知道1952年那件事，他对那件事耿耿于怀，他见到白淑芬不把她活撕了才算怪事。这条路行不通。
白淑芬看着乌云。她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色。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的目光。乌云受不了这个。她心绪烦乱地站起身来，给白淑芬续水。水杯是满的，白淑芬根本没动。白淑芬不需要喝水，她需要的是工作。乌云无所作为地放下暖水瓶，重新回到桌后坐下。她想到了关山林。他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后受到过处分，和白淑芬的丈夫一样。她想到1947年，她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白淑芬是怎样涨红着脸带头拼命鼓掌，并且激动地把她搂进怀里。她还想到了德米。知道你和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乌云被自己的念头瓦解了。她像一只飞过了太远的路程突然发觉了旧日伙伴的大雁，坚强的翅膀骤然耷拉下来，笔直地往下坠落，往旧情的湖水里坠落。她坐在那里，显得那么的无力。桌上有一片纸被窗外吹来的风掀动了。她把那页纸按住，手在上面胡乱画着什么。她的眼睛盯着桌面。她不敢抬起头来。她知道一旦她看到那张一塌糊涂的脸，她的所有勇气就会消失，她就会放弃坠落。
乌云就那么固执地低着头，不看白淑芬，轻轻地说，好吧，我试试。我不敢保证，但我尽量试试。
乌云开始为白淑芬的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一旦介入，乌云就不像她说的那样，只是试一试。她要把她承诺给人的事情做成，这就是她的性格。她才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呢。
乌云在161厂的人缘相当好。她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和厂领导熟，和各职能部门的头头关系处得也很融洽。当然也有不少困难，但干什么事情又没有困难呢？干革命不就是冲着困难去的吗？
事情开始有了些眉目。厂党委书记老黄对乌云说，乌云你推荐的同志我是相信的，就凭你这样的好同志，我能不相信吗？乌云很高兴，不光是为黄书记的信任，也是为白淑芬的好运。可是干部部门去军转办看档案，却看出了犹豫。问题还是出在白淑芬爱人的身上。161厂是军工厂，人事要求严格，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的。一个拿着手枪往干部部门冲的人，他的配偶怎么可以往厂里收呢？要是下一次他再想不通，开了厂里生产的新式水陆两栖坦克往干部部门冲，干部部门拿什么来拦他呢？
白淑芬三天两头往乌云这里跑，催问工作调动的事。乌云说，你别急，这种事不像蒸馒头，一气就能蒸熟的，得紧柴慢火一步步地来。乌云这么安慰白淑芬，自己却急出了一头的汗，好像跑的不是白淑芬的事，而是她自己的事。乌云去找干部处的周处长，说，老周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打算磨我呀？周处长说，乌云不是我磨你，你那个战友的事，问题有些复杂。乌云说，什么复杂？不就是她丈夫受过处分吗？她丈夫受处分是她丈夫的事儿，你怎么能瞎搞连带？还讲不讲党的政策？再说，我们老关不也受过处分吗？周处长说，你不同，你们老关也不同。你们是党的优秀儿女。乌云说，老周你别拿糖稀来糊我的嘴，你知道我不稀罕这个。周处长说，关键是怎么安置她。厂里中层干部超员一大批，还打算弄出一些来支援别的厂呢。你那战友转业前的军衔是少校，我要分她去总装车间滚滑筒，你不又得批评我不讲党的政策了？乌云说，这个好办，这个你早该说出来。不就是没地方安排人吗？我们医院工会主席老鲁刚调去市里，正愁没人抓工会工作，你把她安排在医院工会好了。周处长说，行，这事我们再议一议。乌云说，老周你又来这一套，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呀？你都练油了。我实话告诉你，你要不立马把白淑芬的事儿给我解决了，下回你犯病，我就给我的大夫说，小病给你拉一刀，大病动刀不给你使麻药，疼死你。周处长笑着告饶道，乌云乌云你饶了我，你知道我一身的毛病，除了心肝好哪儿都不好，少不了去你们医院受罪。你积点儿德，手下留情，我这就给你办，还不成吗？乌云也笑，说，你们这种人，就是要给你们点儿颜色看看，要不光磕头也磕死了。周处长十分同意乌云的这个看法，深有感慨地说，要不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呢。
离乌云和白淑芬再度见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白淑芬的工作问题解决了。白淑芬调进了161厂职工医院，成了职工医院的工会主席。为此白淑芬热泪盈眶，对党的恩情感激不尽。在欢迎白淑芬的干部会上，白淑芬情绪激动地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她抹着眼泪大声地唱道，前进前进前进进！
会后女工委员带白淑芬去看医院的活动室，会议室里没有别的人。胡祥年走到乌云身边，一点儿也不掩饰地告诉乌云，他不太喜欢这位新任的工会主席，看得出来，这个新来的工会主席心里有一种很深的抱怨和仇恨，即使在她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她也在心里发着狠。
然而，乌云并没有把胡祥年的话听进去。这个时候，她还沉浸在昔日的同学和战友的歌声里。她被白淑芬的歌声弄得很激动，久久不能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