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之中，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前途。我整天都在睡觉，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这座生产火腿的城市最孤独、最绝望的人。那时候，我对这座小城厌恶至极。
为了便于叙述，我给小城命个名吧，尽管它历史悠久有一个动听的名字，但我们还是管它叫“两头乌”吧。一来这里生产的火腿是用两头乌的后腿腌制而成的，二来两头乌皮薄骨细，性情温驯，适宜圈养，很符合本城居民的特色。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刺客就已经这样叫它了。
他说：“这是一座适宜猪生存的城市……”
刺客说话总是这样愤世嫉俗。
可是，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座庸俗、丑陋、无个性的城市。这里人讲的方言柔软而甜腻，相貌也是细嫩、圆乎乎的，我尤其看不惯这里的男性，一个个衣着讲究，头发光亮，走起路来像交了鸿运的小公鸡。他们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穿衣打扮，追逐女人。这里的女人一个个风骚多情，但一点都不浪漫。她们对钱看得很重，假如你没有钱，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她们的两腿只对舍得花钱的暴发户开放。当然，那会儿小城的暴发户繁殖速度惊人，他们开着小轿车或骑着摩托车，在拥挤的街道上横行。小城的裤腰几乎被暴发户撑破了。
我走在两头乌拥挤、肮脏的街道上，感到窒息。
刺客说：“我总有一天让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就像一群疯狂、肥硕的老鼠……”
那时候，刺客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到震撼。我崇拜他，因为他比我更痛恨两头乌。我们沿着穿城而过的两头乌江散步，看见江水上漂浮着破鞋子、烂木头和各色垃圾，从下水道的出口冒出热烈的气泡和浑浊的水。
刺客说：“这是一座正在腐朽的城市，你闻到了铜臭，还看到了腐烂的伤口……他们的灵魂上爬满了蛆虫……”
我感到与刺客相见恨晚。
我与刺客是一位诗人介绍认识的。诗人名叫雨尘，在两头乌，他同样从事着“不可告人”的事业（写诗），知道我热爱摇滚，他说认识本城一个很有才华的打击乐手，以前在北京的乐队里混过的。他说你应该记得数年前在两头乌开的大型摇滚演唱会吗？我说那年我在外地打工，但我听说了。他说你真应该回来看现场的，在现场，每一个人每一块肉都在颤动，那个演唱会就是刺客筹划组织的。我说，你为什么不介绍我认识他呢？雨尘说，他这人有点儿怪，自从我进入体制当作家，也有几年没见了。雨尘最后给了我刺客的手机号。
那时候我只佩得起数字传呼机，联系刺客时，我猜测他一定靠组织摇滚演出赚了大钱。
刺客说：“你来吧，都是自己人。”
刺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头很高，头发很长，肌肉很结实。他穿着花格衬衫，看人的目光就像一把刀子。我喊他刺客老师，他很严肃地说咱都是兄弟，请直呼其名。
刺客那时候还居住在闹市区一栋旧楼房的最顶层。房间里摆满了音箱与乐器，剩余的空间堆满了书籍，在一面墙上，站满了留长发、戴墨镜的摇滚歌手，我熟知其中的多名摇滚歌手，我在磁带的封皮上见过他们。同时，我也认出了那个坐在架子鼓后面的他，他打鼓的样子酷极了。
他说：“在北京，那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生活……”
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说去北京之前他做过生意，赚过一些钱，但总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种生活，总觉得有一件事没有去做。于是有一天，他拿了一部分钱，悄悄地跑了。因为迷恋摇滚，妻子最终离他而去。回来后，他一直想在两头乌搞一些大型音乐活动，比如音乐节什么的，但再也弄不起来了。
我说：“几年前你搞的摇滚演唱会不是很成功吗？”
他说：“像这样的演唱会现在很难批下来了，就算批下来也赔钱。”
后来雨尘证实，那次演唱会的门票最多卖出去五成，刺客亏掉了最后的积蓄，从此一蹶不振。
然后，就谈到了我的生活：一直四处打工，流浪，街头卖唱，居无定所，在南方的一些城市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两头乌。
刺客说：“你这样生活也不错。其实，我也有过街头卖唱的经历，当然我不是以此谋生，而是为了发出我的声音。”
我说：“我其实一直想去北京，梦想做一个贝斯手。”
刺客说：“摇滚的盛世已经过去了。商业操作使得摇滚歌手加速丧失个性。不过你要搞乐队我这里倒有一些器材。我已经不玩了。”
我说：“好的音乐是永存的。刺客兄，你可以说是我的前辈，我们何不成立一个乐队，在两头乌的酒吧歌厅俱乐部演出？”
刺客扭头看了看我。
我说：“难道不是吗？摇滚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活着的态度。我刚进屋看见这些音响落满灰尘，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对于这座阴性的城市，我们的存在会像一枚尖利的锥子。锥死他们！”
我看见刺客两眼眺望着窗外灰色的屋顶，接着，有一滴眼泪从眼角流了下来。
他说：“其实，我也这么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