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的路，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以前的老同事老伙计不光全都不认，我还把目光盯在了他们身上，把所有的仇恨，都宣泄到他们及其家属身上。
柳青县党组织创建人修臻，是我的老上级，我们以前交情还不错。但现在我不能再与他讲交情了，他因为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就是反目的仇人。我把他的母亲抓来，让吴民写了一封恐吓信，想让修臻的三弟修超跟我一起反共。修超的信仰很坚定，他不但严词拒绝了我，还写信骂我是卖国求荣。这无疑是揭我的疮疤，我暴跳如雷，扬言他们不拿三万元大洋的赎金，就“撕”他母亲的“票”。他们深知我说到做到，变卖了全部家产，又四处筹借，凑够赎金把其母亲赎走。
有了第一次经验，接下来我又绑了几次票。当然我顾及不了以前是什么关系，只要是共产党的干部家属，我不管他是谁。我盯上了柳青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长蒋廉，他曾经是我的老师，但现在我肯定不会认这个老师了，我把他的母亲及妻子儿女全部抓到我的团部，一是想胁迫蒋廉与我一起亲日反共，二是他要不同意就给我拿赎金。谁知道蒋母是个别筋头，宁死都不给儿子传话，我只好“撕票”，先把蒋母活埋。蒋廉不敢再跟我儿戏，给我拿了一大笔赎金，我才把他的其他家人放走。
我也曾想过在拿到赎金之后全部处死他们，这样才解我的心头之恨。但为了筹集经费，我不能失信，不然今后就没人拿钱赎人了。绑票让我很快积累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经费。有了经费，我便开始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我把那些被共产党镇压的恶霸土匪的子弟、革命队伍中的变节分子和动摇分子，以及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都设法收罗在自己的麾下。那时，正值百年不见的大灾之年，一些饥民为了活命，也加入我的部队。很快，我的队伍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发展到百余人。
1940年6月，我配合日伪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五·五”大“扫荡”之后，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柳青县及豫北沙区相当一部分原来的抗日根据地都被日军掌控。我趁着这个时机发展势力，很容易就拉起了三四百人的队伍。
这时候，我自认为有了足够的力量与共产党对抗。
08
1941年冬，我将我的队伍拉到沙区南部，安设据点，与一些地主武装建立了“剿共联防”。我的队伍已经发展到六七百人，有了三个大队的建制。我还占据了有利据点，沿金堤建立起一条封锁线，几乎割断了沙区上下堤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了配合日军“扫荡”沙区抗日根据地，我把在担任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长期间掌握的沙区地形物资等资料和党政军民的活动情况，绘制了一幅详尽的沙区地图，交给日军35师团。1941年4月12日，日军凭借我提供的资料，进行了“4·12”大“扫荡”，沙区4000多人被日军抓获处死，141个村庄被放火烧为灰烬，5万株枣树被砍倒。怀着极大报复心态的我心里充满了快意！
接下来我继续扩大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1200人，12个中队，我的队伍进入了鼎盛时期。
我成了叛徒与汉奸之后，沈君兰义无反顾地跟了我，成了我合法的老婆。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用在了反共之上，加上这样的处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人，我甚至有些疏远女人，对沈君兰也有些凉了。但随着势力的扩大和生活的奢侈，我对女人的兴趣再次复活，这时候沈君兰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魅力，我把感情几乎都用在了袁小灿身上——这个身材曼妙、风情万种的尤物，让我神魂颠倒。凭着我的势力，我没费吹灰之力，就光明正大地把袁小灿纳为小妾。我不是共产党人了，收房纳妾不在话下。袁小灿从此死心塌地地跟随我，跟我作恶，跟我杀人，跟我逃亡。虽然她与我一起被逮捕之后曾以怀孕躲过了跟我一起被枪决的厄运，但一年之后，她也跟我一样，最后走向了断头台。
这时候，我的仇恨与报复心理膨胀到极致。1941年农历三月初三，我为了纪念投靠日军一周年，专门请来戏班唱大戏庆贺，我让我的部下胳膊上都佩戴写着“三·三”字样的袖章，衣服背后都写上“反共复仇”，满腔的复仇火焰烧得我疯狂无比，我到处杀共产党干部及其家属。就在唱戏的当儿，邻县一个区委书记被土匪武装抓获移交给我，我非常兴奋，对二弟说真是想啥有啥，就让这家伙作咱杀一儆百的牺牲品。我让人用木楔把他的手脚钉在一个木板上，他大骂不止，无数次地喝斥我叛徒、汉奸——这两个我听起来就像戳心一样疼痛的称谓，更加激怒了我，在他身上淋漓尽致地宣泄了我的疯狂与惨无人道。我拿起一杆带刺刀的枪，把刺刀插进他的脚后跟，用力地挑断他的脚筋，他大叫不止，嘴里却仍然骂声不断，我又拿起一把匕首，豁开他的嘴角，用匕首在他的嘴里一阵乱绞，直到把他的舌头绞成一团碎肉，他的骂声变成模糊不清的乱叫。我还不解恨，又用刀剥开他的胸膛，却不伤他的内脏，让他在百般的痛苦中慢慢死去。吴民还用白布画上他的像，再写上“凡参加共匪不回头者一律如此”。
看着那个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区委书记，我狂笑不止——共产党不是要杀我吗？看现在是谁杀谁。
有一年春天，一个叫周连增的民兵到柳青县城附近的一个集镇卖粮食，被我抓获，一同抓来的还有一百多人。我知道这里边有共产党员和民兵。当时，柳青县东半部是共产党占据的根据地（共产党称为解放区），西半部则被日伪军占据，被共产党称为“敌占区”。我对被抓住的一百多人先进行了审问，属于敌占区的人，都放走。属于解放区的人，被我带到小寨据点，一个一个落实。
我很容易就搞清楚周连增是个民兵。次日下午，我开始对周连增施刑。先是吊起来毒打一阵，我问他：你是不是民兵？
俺家祖宗三代卖油，没有当过民兵。周连增死不承认。我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就叫人往周连增身上垒砖，垒了一百多块转，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却一直不喊不叫，很是坚强。
我肯定地说，这家伙既不叫唤，也不掉泪，是个民兵没跑。
我说着抽出匕首，先在周连增的胸口上剜上“共狗”二字，涂上墨水，接着我还想在他的脊梁上刺字。他被反绑吊着，胳膊有点碍事，我就把他的胳膊硬往前掰，周连增疼得架不住，说，不中，不中！
我冷笑着用匕首把他肩头上的皮肉挑开一尺多长，说我看中不中！
随着咔嚓一声，我硬是把他的胳膊从头上扭过去，然后在他背上连挑数刀，又涂上墨水。这时，周连增胸前背后的刀口鲜血淋漓，成了一个血人。
我还不过瘾，让人把周连增卸下来按倒在地。我命令他：把手伸出来叫我看看，是真卖油还是假卖油的？
周连增迷迷糊糊地把手伸出来，我手起刀落，周连增一声尖叫，他的右手四个手指头被齐刷刷地砍掉。我又叫他伸左手，他却不伸，我气急败坏地拽出他的左手，用脚踩住胳膊，对着他的左手连砍三刀，手掌被砍掉一半。
我把匕首往旁边一撂，拾起砍掉的血淋淋的手指和手掌，装进周连增的口袋，大笑着说：回家还去卖油吧，叫两个弟兄送你出南门。
周连增被我折磨得痛不欲生，他说，你们就打死我在这吧。
我命令两个部下架着周连增出了据点南门。本来我想出了村就把他打死，谁知道没走多远，对面过来一个推小车的人，周连增竟然出乎意料地挣脱，然后拼命地奔跑，后边的枪居然没有打到他，让他捡回一条命。
又一次，修臻的侄子修子参父子落到我手里，我先把他十五岁的的孩子点了“天灯”，然后将修子参的头割下来，送到修臻老家；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女家属被我抓住，我让手下把她的外衣脱掉，强迫她在戏台上扭秧歌，她不干，我放了五只日本狼狗，把她咬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最后把她活埋；还记得有一年秋天，我为了让袁小灿开心，让她带领护兵在炮楼上打活人靶，不少路过行人做了她的枪下鬼。
但是，后来共产党在沙区的根据地还是逐渐发展起来，我不得不远离沙区。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根据地的打击与报复，对共产党员、抗日干部的家属的打压一点也没有减少。期间，我用我的残暴，先后血洗了20个村庄，烧毁房屋200多座，抢劫粮食30万斤，牲口200多头，我参与组织杀死的共产党员及其干部、民兵和群众有1700多人，亲自动手杀死的中共地下党员、农会主任、民兵队长和抗日积极分子有68人。
我史无前例地使用即兴创作的刑法，除捆绑吊打之外，还有压杠、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身上刺字、手扎竹签、砍手指、割耳朵、挑脚筋、挖眼睛、往嘴里洒尿、捅肛门、火烧生殖器等。我杀人的手段，也有自己的创新，除了枪杀、砍头、活埋之外，还有铡腰、活剥、开膛扒心、大卸八块、坐炸弹、踏地雷、钉木桩、电死、狗咬死、点天灯等。
在整人、杀人的过程中，我看着被我折磨得惨不忍睹、痛苦不堪、生不如死的人，听着他们不堪入耳的尖叫与呻吟，我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快感和满足。
在漫长的夜里，那些被我残害的人会走进我的梦中折磨我。被刀挑开的肌肤与胸膛，被铡刀切断的躯体，被狗撕扯的印痕，被炸弹、地雷炸得四分五裂的身体，被熊熊大火烧成黑炭的尸体，鲜血淋漓的画面，怒气冲冲的面孔，时时在黑夜中侵袭我的大脑。我坐在床上，不知道是梦是醒，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我会突然被惊吓发出尖叫，甚至躺在被窝里浑身发抖。陪在我身边的袁小灿被我的惊慌与恐惧带入不安之中，她像一只被惊吓的小鸟一样躲在我怀里不知所措。
如今，我回过头来审视自己，发现那时的我已经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恶魔,完全丧失了人性。
09
毋庸置疑，我的叛变，给共产党整个冀鲁豫边区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可估量，可以说，我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共产党一直对我暗刺明剿，最终我凭借我的智谋与运气，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共产党的军分区部队曾想在我没有形成实力的时候除掉我。但是，我与附近的日军和伪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当我遭遇围剿，都会有兵力增援，他们拿我没一点办法。共产党豫北地委、柳青县委也曾先后派了七个人打入我的内部卧底，想刺杀我。但我命不该绝，卧底的七个人被告密，我将他们一坑活埋了。另外还有三个人被我看出破绽，我将他们捆送到日本驻淇县中队司令部。遗憾的是日军没有杀掉这三个人，后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又得以获释生还。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前夕，柳青县县大队再次对我围剿，发动了袭击。这时候，我预感到即将面临无法挽回的败局，便连夜跑到皇协军在柳青县城西门里新筑的小城之内，伙同杂牌武装一个团的兵力疾速加固工事，抢劫了大批粮食，准备据城固守。
8月下旬，冀鲁豫军区命令准备渡河收复开封的二纵队的三个团回师豫北，围歼柳青县城中的我部。我坚决拒绝投降，因为我知道我即便投降，共产党也不会放过我。二纵队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最终攻占了柳青县城，接下来两天又突破小城外围。我借助小城工事坚固，四周有两丈宽的护城河保护，共产党又没有攻城的重武器，硬撑着严守小城。但是，由于共产党进行了政治瓦解工作，小城内部军心动摇，加上小城面积狭小，死尸成堆，血流成河，臭气熏天，粮、水都无法食用，我心急如焚。坚守到第十九天，杂牌武装司令眼看大势已去，带着自己几名打手先溜走了。我看守城无望，第二天夜里也开始行动：毁掉剩余粮食，一边组织敢死队佯装强行突围，我自己却暗地里化装成士兵，混在20多个士兵中从暗洞逃出城外。这次围剿，我的一千多人马几乎全军覆没，但共产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500多人血撒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