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父亲给我讲了那件事，说，这些事情都是孩子们干的。
沉思老半天，又说，现在你大了，你自己去想想其中的道理吧。
我能想出什么道理来呢。我只相信，往后的日子里，当时的场景蒋贵大概已经模糊，但那件东西发出的气味，一直活在他的心里。同时我想起王大爹曾对蒋贵说过的话。蒋贵要跟王大爹学敲梆，说学会后敲给村里的孩子听，王大爹说：“你想讨好他们，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球用也没有！”
作为王大爹的知音，蒋贵或许领会了王大爹的意思，但并没有听从他。梦魇也让人着迷，而蒋贵的梦魇，自从那夜闻到母亲身上特异的气味之后就已经开始。可以猜想的是，他之所以跟通江的那个女人过了半个月就不肯过下去，很可能是那女人的身上来了——甚至也可以肯定，他后来的几个情人，包括小彭在内，在女人的特殊时期他也不许靠近——直到他进了城，那些沉睡的噩梦才丝丝缕缕地抽出来，才让他提到小孩时就紧张，也让他对黑暗感到恐惧和厌恶。
既然畏惧孩子，可为什么又要拿出那么钱建希望小学呢？蒋贵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理解不了他。
我现在所关心的，是当蒋贵丝丝缕缕地抽出噩梦之后，又该如何对待他的母亲？
蒋贵对母亲的孝顺，只有故乡人知道，进城之后，人们几乎就再也听不到关于他母亲的消息了。接受采访的时候，蒋贵偶尔会谈到母亲，可都是三言两语。
多亏了那个受了羞辱的记者。他虽然没有顺着“气味”往深处想，但他敏感地注意到作为遗腹子的蒋贵在谈到母亲时超乎寻常的简略，既然他母亲还活着，他如此的简略就不合常理。记者浑身长着鼻子，四面八方一嗅，就嗅出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一家很有影响的情感类杂志上。
一旦离开世代祖居的村落，脱离了那个特殊的环境，蒋贵对母亲似乎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种认识就是不认识。
真的，他认不出母亲了。母亲还是老样子，可他认不出来了！
他已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不叫妈的，反正是把母亲带进城不久的事。他喊母亲，是敲身边的物件，由缓而急地敲，就像王大爹当年敲梆一样。母亲听到这声音，必然惊慌地转过头，这时候他再跟母亲交代事情。后来，他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事需要向母亲交代，买菜、做饭、清扫屋子，这一整套家务母亲早已做熟，而母亲需要知道和需要忙活的，也只有这些。于是，他就不再跟母亲说话了。
母亲弄不懂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且变得这么突然和彻底，去他面前哭，求他说句话。
他沉默得像一砣铁。只是多买了两台电视机，安装在母亲的卧室和她常去的阳台上。
母亲天生就不是城里人，对电视有种骨子里的拒绝，因为电视里的人生与她毫无关系；她也不懂得结交城里的人——何况蒋贵常常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也没有留给她足够的时间去跟人结交，她孤独了，想老家了。她对儿子说，你把路费给我，我走！
蒋贵就是不给她路费。不给路费也就是不让她走，就是把她晾在这里。
其实母亲并非真的要走，儿子没结婚，又不请保姆，那些跟她的女人，也是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的，她要是走了，儿子不是连饭也吃不上了么？
她不再说走的话，却跟儿子赌气：你不跟我说话，吃饭时我也不上桌，我就像佣人一样，躲到一边去吃！
她不上桌，儿子并不请她上桌。
久而久之，由赌气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久而久之，她也不说话了。
家里是两个石头一样沉静无声的人。
有天上午，蒋贵一个新结识的文化界朋友去了他家。那人是跟蒋贵偶然结识的，不知道蒋贵的财富，看到他住得那么简陋，并不吃惊。他在蒋贵那里坐了个把时辰，看了看表，说老周，十一点过了，我们去饭店随便吃点啥。蒋贵说，不需要，就在我家里吃。随即扬声喊：多做一个人的饭。这是对母亲说的话。很久以来，她终于给母亲说了句话。母亲在屋子里激动得落泪。但朋友不知道“老周”在对母亲说话，他进来后，没有看见蒋贵之外的任何人。他以为蒋贵请来的保姆躲在屋子里呢。可是，把饭菜端上桌来的，却是一个老太婆。
这个老太婆身材很高，散发出一种凛然甚至嶙峋的气息；她挺直的腰板，与她满头白发和脸上密布的皱纹很不相称，因而更增添了那种气息。朋友纳闷了，周世京请保姆，怎么请这样一个人？这应该不是保姆，而是她的什么亲人吧？蒋贵把酒拿出来，是几块钱一瓶的高梁白酒，瓶盖弄丢了，用一团卫生纸塞住瓶口；蒋贵往两个酒盅里倒上酒，跟新朋友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但朋友并没急着喝，他还在等那个老太婆上桌来。在他家，即便是保姆，也是上桌跟主人一同进餐的。他转过头一看，见老太婆已经在吃了，她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生着黑斑的手抠住饭碗，碗里盖了薄薄的一层菜。朋友感到很惊讶，想叫老太婆上桌，但初来乍到，弄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把这话说出口。那顿饭他吃得非常不安。
当他后来知道了那老太婆是“老周”的母亲，他就感到愤怒了。周世京那么节俭，曾给他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现在那种印象完全被颠覆。那根本不是节俭，而是怪癖，是作孽！
在记者的文章里，用了“变态”这个词。
蒋贵在成都定居后，干脆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
那天他让助手把母亲叫进车里，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送到养老院去了。
蒋贵本人是一个星期后才在养老院露面的，不是他想去，是被院长叫去的。
院长说，周先生，你母亲天天哭闹，嚷着回家，你看怎么办？
蒋贵说，家里没人照顾他，麻烦你院长，你教她打打牌吧。
她那么大年纪，能学会？
蒋贵说没问题，她脑子好使得很。关键是你要让她愿意学。
院长为此绞尽了脑汁，也伤透了心。院长自己是不会打麻将的，他对麻将有相当强烈的反感。这与他的大学有关。当时他们寝室住四个人，除了他，三个都是麻将迷，每天夜里，他们都去外面拉一个人，在寝室的书桌上摆开战场。为了躲避那让他发疯的麻将声，他常常去通宵教室呆到深夜才回。而这时候，室友的战斗很可能是结束了，却在喝酒；有时候，酒已喝过，每个人都醉得一塌糊涂，横七竖八地歪倒在床上，吐得满地都是，臭气能把人熏死。他得把屋子里清扫了，再去校园的保管室里找来石灰（幸亏那间保管室从没关过），尽量把臭气除掉，才敢躺上床睡觉。他离家千多公里去读了四年大学，仿佛不是去学知识的，而是去跟麻将声和酒臭作斗争的。
毕业多年，他独自待在书房里，一只打火机掉到地上，他也以为是麻将声，禁不住心跳加速。半年前，前任院长跟老婆闹得很僵，僵到几近离婚，院长心情不好，约几个关系好的去农家乐散心，摆谈一阵，院长提出打麻将，在场的只有四个人，他要是不上，场合就兴不起来。他那时候的心情很难受，要是不同意打，就对不起院长，说不定还会失去他的信任，问题就严重了。可是他不会打呀。他就这么说了。院长说不会打可以学嘛，这玩意儿又不是高科技，学几圈你就会了。于是他开始学。那是冬天，几人坐在院坝里，天上虽有太阳，但太阳很白，白得像是没有，个个冻得鼻子通红。这么冷的天，他竟然把汗水学出来也没学会。他不是没那个脑子，而是没那个心。
可现在他刚刚坐上院长的位置，他要力争把工作干好；何况“周先生”的身份他是知道的，对这样的主顾更需好生侍候。于是痛下决心：把麻将学会，并且亲自把周先生的母亲教会！
这时候他才发现，学麻将真的不难，只用了半个钟头，他就知道该怎么打了。
那天他把杨大珍请到活动室，另外还找了三个人，他自己则坐在杨大珍的身后，教她怎样砌牌，怎样碰。但杨大珍的手一动不动。那情形不是他在教杨大珍，而是他自己在打牌。
他去拉杨大珍的手，结果杨大珍反手给了他一耳光。
杨大珍说，我没犯法，你们不该把我关在这里，我要回家！
院长摸了摸脸，又空着手甩了几下，像要把委屈从脸上抹下来，扔到地上。
然后他带着笑脸说，老人家，这里就是你的家。
放屁！这不是家，这是牢房！你说这是家，咋不见我的贵子？！
她把蒋贵叫贵子，人家都以为这是周世京的乳名。
那次，蒋贵去看了他母亲，而且跟母亲说了话。
他对母亲说，这里的人对你好，你放心住，我会经常来看你。
就为“经常来看你”，杨大珍安下心来，而且很快学会打麻将了。
但她输不起。院里的老人，麻将都打得很小，手气再霉，一天下来，也最多输十多块，可只要输上五块，杨大珍就赖着不给，还骂人。不久，院里没有人愿意跟她玩了。
蒋贵知道了这件事，不定期地给院里会打麻将的老人数上一两百块钱，对他们说，我谢谢你们，你们别跟她计较。老人们高兴，争先恐后地去陪杨大珍，连那些只对下棋感兴趣的，也改作打麻将。杨大珍输了耍赖，老人们再不红脸，而是嘻嘻哈哈地说，好好好，没人找你要。
她这样应该过得很开心了，可她并不开心。
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候——这时候很可能正玩得起兴——她会突然间停下手，嚷着要见儿子。
蒋贵并不如自己所言经常去看母亲。他去的时候很少，非常少。
杨大珍见不到儿子，就开始装病。她的胃不好了，腰不好了，腿脚麻木了……有一次，她说自己眼睛瞎了，啥也看不见，院长顺手拿起枕头递到她面前，问她，这是什么？她翻着眼皮，说我不知道啊，然后挥舞两只手乱摸。看来她真是瞎了。院长打电话给蒋贵，蒋贵说他有事，派助手去了。助手刚在养老院露面，距守望的杨大珍还有二十多米，她便走过来，急切地问，你来了？我贵子呢？
助手回去，把这个细节老老实实地说给老板听了。
蒋贵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他的母亲杨大珍没有病，眼睛也没有瞎。
真的，杨大珍的身体实在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