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上先后取得几个重要战役的胜利：2月2日，持续五个半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宣告结束，苏联红军以四十七万余名士兵阵亡或失踪、六十五万余名士兵受伤的惨重代价全歼了德国的第六集团军；到了8月，苏联再次以人海战术在库尔斯克打败德军，使**德国自此丧失了在东线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军事力量；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组成的联军则在8月17日占领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意大利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因之黯然下台。经过这几次战役之后，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终于出现了转机，轴心国在欧洲战场被迫采取收缩防守的策略，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代表正义的同盟国。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在东线对德国军力的牵制。因为在二战刚开始的时候，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德国军队几乎是天下无敌的，以摧枯拉朽的攻势侵占了几个国家：1939年9月和10月，它只用三十几天就彻底击溃了波兰军队，和苏联瓜分了这个东欧国家；1940年5月，德国军队突施奇计，绕过了法国人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从阿登森林地区入侵法国，仅两个星期英法联军就被打得落荒而逃，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到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同年6月，德国的装甲部队只花四天就占领了巴黎，将法国北部和中部据为己有，并在南部地区设立了由甘为傀儡的菲利普·贝当充任元首的维希政府。英国虽然凭借英吉利海峡的天险避过亡国的厄运，但伦敦、考文垂、伯明翰等重要城市却由于德国空军的轰炸而损失惨重。
但就在英国政府和人民感到自己的国家民族危如累卵的时候，此前两年德国军队所向披靡的威风让阿道夫·希特勒产生了幻觉，从而犯下了重大的战略错误：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单方面撕毁1939年秘密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芬兰等国的军队，悍然发动袭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
希特勒以为他可以像侵占法国那样，通过闪电战迅速地消除苏联这个后顾之忧，然后再集中兵力对付英国，完成他一统欧洲的春秋大梦。然而广袤的俄罗斯不是狭小的法国，阴险的斯大林不是软弱的贝当，悍勇的红军更不是浪漫的法军。德国军队尽管在最初几个月连战连胜，甚至在基辅战役围歼了由布琼尼、铁木辛哥、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西南方面军，一路势如破竹地打到莫斯科，但到莫斯科城外却遭到俄罗斯人的顽强抵抗，并在相持三个多月之后被红军的反攻击退。希特勒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以闪电战征服斯大林的意图落空不说，反而让原本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相互猜忌的英国和苏联结成了盟友，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自此暂时放弃对垒，联手扛起了反抗***主义的大旗。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数百万苏联红军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英勇战斗，扭转了二战的局势，而他们用鲜血和骸骨铺下的阶梯也让斯大林的世界声望达到了顶峰。斯大林在1941年第二次被美国的《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人物；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他踌躇满志地与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平起平坐，共同讨论成立取代国际联盟的联合国、处置波兰国土等重要议题，和这两位英美领袖被当时的媒体尊称为世界三巨头。在美国，仅在1943年的《纽约时报》上，提及斯大林的文章就多达1152篇。而在英国，由于苏联红军在东线对**德国的掣肘化解了英国本来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媒体对斯大林更是敬若神明，丝毫不敢有侮慢之语。然而，就在这片歌功颂德的舆论之中，有个叫做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的英国人却始终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作为独裁者的真面目，以及苏联政权可怕的极权主义属性。
1943年其实也是埃里克·布莱尔人生中最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动笔创作一部讽刺斯大林和苏联的小说。时年四十岁的他已经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笔名出版了四部小说和三部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的非虚构作品，但销路都不是太好。
1934年10月，他的处女作《缅甸岁月》在美国出版，印数只有2000册，四个月后库存还有976册；1935年，他把第二部小说《牧师的女儿》卖给英国著名的出版商和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高兰兹，只拿到100英镑的稿酬。他最畅销的作品是《通往维根码头之路》，销售数达到了四万多册，但这是因为高兰兹为这本书印制了特别版本，专门卖给他经营的左派图书俱乐部的会员。总的来说，1943年之前的乔治·奥威尔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写作为他带来了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但并没有让他成为有钱人。
然而乔治·奥威尔并不是为了名利而写作，在后来那篇题为“我为什么写作”的著名文章里，他坦然承认：“自1936年之后，在我所写的严肃作品中，每个句子都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创作理念，以及当时英国媒体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神化，让奥威尔觉得“非常有必要让西欧人民看清苏维埃政权的真面目”。于是就在德黑兰会议举行的时候，刚从英国广播公司跳槽到《论坛周刊》担任文学编辑的乔治·奥威尔写起了将会为他赢得巨大声望和财富的《动物农场》。
《动物农场》的情节很简单，它讲述了里甲农场的动物在几头猪的带领下赶跑农场主人琼斯先生、并实现自治的故事。老少校是生活在里甲农场的一头种猪，他认为农场动物的悲惨生活源自人类的暴虐，只要把人类推翻，动物们就能过上美好的日子；在临死前，他号召全体动物起来造反。老少校去世之后，另外两头猪——雪球和拿破仑——继承了他的遗愿，将老少校临死前的讲话改造成一套包括七大纪律的动物主义思想。造反很快取得成功，里甲农场的主人琼斯先生被赶跑了，动物们翻身做了主人，将里甲农场改名为动物农场。由于拥有较高的智力，以雪球和拿破仑为代表的猪担当起领导其他动物的重任，并在牛棚大战中成功地挫败了琼斯先生试图复辟的进攻。随后和拿破仑意见相左的雪球在政治斗争中败北，被赶出动物农场，拿破仑变成唯一的领袖。马、奶牛、绵羊、驴、山羊、母鸡、鸭子等动物辛勤劳动，奋力建设代表美好未来的风车。经过几番磨难，风车终于修好，但动物们的生活却始终没有改善，甚至变得越来越差。为了改善经济状况，拿破仑将农场的木料卖给了瘦田农场的弗里德里克，结果因为收到假币而跟对方发生了战争。动物农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风车却被弗里德里克这伙人炸毁了，只能艰难地再次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大权在握的拿破仑逐渐废除动物主义的七大纪律，通过几场政治运动处决了一些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动物，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威权地位。在小说的结尾，猪不但学会了用两条后腿走路，甚至还跟以狐狸林农场的主人皮尔金顿先生为代表的其他人类农场主把酒言欢，看到这个场景的其他动物则面面相觑，再也分不清猪和人有什么区别。
奥威尔写得很巧妙，他很高明地抓住了苏联早期的关键事件和斯大林的性格特征，并将其不露痕迹地融化到《动物农场》的情节发展和角色中去，所以读者在看这部小说时会强烈地联想到苏联和斯大林。小说中的老少校、雪球和拿破仑分别喻指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无需赘言了，就连三个农场主的象征意义也被烘托得特别明显。琼斯先生“对动物很苛刻”，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的几个帮工既懒惰又不老实，于是田里长满了杂草，各处建筑物的屋顶开始漏水，篱笆无人打理，动物也没有足够的饲料吃”（第015页），这象征着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状况。和动物农场相邻的两个农场分别是狐狸林和瘦田，其中狐狸林农场“是个面积很大但无人打理的老式农场，里面灌木丛生，牧场荒芜，篱笆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显然是指庞大的不列颠帝国；狐狸林的主人皮尔金顿身上有着强烈的英国特征：他“是个性格随和的绅士，大部分时间不是在钓鱼就是在打猎，依季节不同而定”。瘦田农场则像德国那样“面积比较小，但打理得很好”，它的主人弗里德里克先生也像德国人那样，“性格强悍又狡猾”（第031页）。
又比如在《动物农场》第八章，经过动物们长时间的辛勤劳动，农场的风车终于落成，这时：
拿破仑在几条狗和小公鸡的陪同下，亲自下来视察已经落成的工程；他亲口祝贺动物们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宣布风车将被命名为拿破仑风车。（第074页）
看到这里，熟悉苏联历史的读者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1925年4月，苏联当局以纪念斯大林在俄国内战中保卫察里津、抗击白军的功绩为名，将这座历史悠久的重要城市重新命名为斯大林格勒。再加上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是德国军队，攻打拿破仑风车的是弗里德里克，风车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间的喻体和本体关系就显得特别明朗。奥威尔甚至把在他开始创作这本书时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也写了进去，就是小说结尾那场人与猪之间的酒会。
总而言之，正如英国出版商赫尔伯特·乔纳森·凯普在看完《动物农场》之后写信对奥威尔所说的，“这个寓言完全以苏俄的历史进程及他们的两个独裁者为蓝本，它影射的只能是俄罗斯，而不可能是别的独裁国家”（英国的出版自由，第108页）。奥威尔通过安排猪来当动物农场的统治阶级，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斯大林的鄙夷和嘲弄，乃至凯普在同一封信里说：“如果寓言里的统治阶级不是猪，那可能还不是太得罪人。我认为让猪来当统治阶级无疑会得罪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而俄罗斯人毫无疑问是很敏感的。”（英国的出版自由，第109页）
如果仅从乔治·奥威尔的家庭出身和以往的作品来看，人们可能很难理解他何以对苏联和斯大林持批判的态度。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第八章，奥威尔自述他父母的家庭属于社会的中下层，每年大概只有300英镑的收入。他早期几部作品都交由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高兰兹出版，而且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来看，他本人也是反感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情工人阶级的。根据2007年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材料，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六处早在1929年起就开始监视奥威尔的活动，把他定义为持有共产主义观点的左派作家。按照常理来说，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态度应该像英国其他左派知识分子那样，是向往和崇敬的。奥威尔为什么会选择在整个英国对斯大林感恩戴德的时候，写下《动物农场》来讽刺他呢在1947年写下的“《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言”中，奥威尔亲自归纳了三个答案。
首先是他在西班牙内战的亲身经历让他认识到苏联在大清洗运动中的宣传都是虚假的谎言。1936年12月，乔治·奥威尔带着新婚的妻子奔赴加泰罗尼亚参加西班牙内战，并且和厄尼斯特·海明威、维斯坦·休·奥登、巴勃罗·毕加索等左派知识分子一样，投身到支持共和派的战斗中去；不过他加入的不是著名的国际纵队，而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的军队。1937年5月，奥威尔在阿拉贡前线被一个***狙击手打穿了喉咙，但经治疗之后痊愈了。这时西班牙的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西班牙共产党取得了控制权，开始迫害共和军的其他派别。由于奥威尔所在的POUM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坚定的托洛茨基派，所以POUM遭到信奉斯大林主义的西班牙共产党的迫害，奥威尔许多朋友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和***分子勾结）而遭到逮捕甚至处决。西班牙这些大搜捕是跟苏联的大清洗同时发生的，其实是后者的补充。奥威尔夫妇幸免于难，活着逃回了英国，但在1938年11月，西班牙共产党对他实行了缺席审判。而且回到英国之后，奥威尔发现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说法，大多数人都对苏联的宣传深信不疑，所以他在“乌克兰文版序言”中写道：“这段经历是宝贵的客观教训：它让我认识到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有识之士的观点。”
其次，奥威尔认为英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当时对苏联的印象是错误的，苏联实行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已经堕落成极权主义国家。他在这篇序言里说：“自1930年以来，我看很少有证据可以表明苏联正在朝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相反，我吃惊地发现，许多清楚的迹象显示它已经转变成等级森严的社会，那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一样，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他们的权力。”斯大林上台以后苏联发生的情况，比如说大清洗、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审查等，使得“现在的苏联完全不同于它1917年的样子”，但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明白这一点，“部分原因是他们并不想弄明白（例如他们想要相信某个地方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部分原因是他们习惯了相对自由与温和的公共生活，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
最后，身为坚定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奥威尔认为英国人对苏联的错误认识已经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伤害，并给英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说：“其实在我看来，那种认为俄罗斯是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导人的表现哪怕不尽如人意也必须予以谅解的观念，对正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腐蚀是最厉害的。所以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坚定地相信，打破苏联的神话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想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的话。”
出于这样的动机，乔治·奥威尔在1943年11月底奋笔疾书，足足写了两个多月，在1944年2月完成了这部仅有三万个单词的寓言小说。但和顺利的创作过程相比，《动物农场》的出版经过要曲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