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说白了，完全取决于老家西街。只要西街不给父亲添麻烦，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还算说得过去。可是，这种情况比较少。在我的印象里，西街老家像个储备库，存储着无数的事情，只要稍有空隙，便会钻出一件事来给父亲添乱。那些齐家的后人，还有西街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儿子女儿，他们要上学，上完学考不上大学，得外出打工，那些大专、本科毕业的，要找工作，甚至还有要找男女朋友的，遇到各种事情，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我父亲。父亲就是他们的一台机器，不知道停转的办事机器。
父亲是西街唯一在北京工作的人，也算是西街的典范。起初，父亲对那些找上门的事都会尽力去想办法，可他的能力毕竟有限，难免会不尽人意。就是说，不论我父亲如何卖力地替他们老家的那些人东奔西走，但是，西街大多数人，包括我的那些亲伯亲叔们，对我父亲却是抱有不同成见的。
二伯就对父亲极其不满意。他的大儿子前年高考，才考了四百一十分，想叫我父亲托人弄到部队院校去，说是上部队院校出来后包分配，还不用交学费。二伯算得挺精，可他儿子考的分数实在太低，我父亲给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只有一句话：你就说帮不帮这个忙吧？
父亲没办法，说帮不了没人信，说不帮又伤了感情。部队的院校根本没认识的人，父亲没法联系，别的不说，省招生办那一关就过不了，分数太低，人家连档都不给投的。可是，父亲还是四处托人，终于在老家找到一个老战友，说可以找人试试，看能不能把招生办的“关节”打通。办这种事，没有空手套白狼的，肯定得送礼。父亲打电话给二伯，把意思说了，二伯沉默不语。送礼少了不顶事，多了又拿不出，况且，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但总不能不努力呀。父亲在电话里把话说到这份儿上，过了几天，二伯突然给父亲寄来两千块钱，父亲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本想退回去，把战友的电话给二伯，叫他自己跟人家联系去，该使多少钱他心里也有个底。可想了想没那样做，毕竟是自己的亲哥，父亲便转手又打电话给那个战友，他自己加进去三千块钱，那还是他瞒着母亲攒下来的。
后来，事情当然没办成，钱也没退回来。五千块钱对办这种事实在不值得一提。可是，二伯对此事耿耿于怀，动不动就说自己拿钱打水漂玩，人家玩水漂呢，还几个圈几个圈地数，他是连波纹都没看见。话语里有怪父亲的意思，也有要钱的意思。父亲不好说他还垫进去了三千块钱，这话就算说明白，只怕二伯也不会相信。父亲只能装没听懂二伯的话。
前面已经说过，我父亲当过兵。可是，父亲是怎么当上兵的，一直没有细说。怎么说呢，凭父亲当时的眼神，是根本当不上兵的。可是，父亲想走出山村的愿望非常强烈，先是拚命学习想考上大学以改变命运，致使把眼睛也弄近视了。后来，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大大小小十几口，吃饭都成问题，爷爷实在撑不住了，就一个一个地休儿子的学，叫他们回来帮他在生产队挣工分，换口粮。父亲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不错，爷爷坚持着不叫父亲回来，是对父亲抱有极大的希望。父亲懂得爷爷的心思，可由此他内心的不安也越来越多，承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补偿兄弟们失学而只有他仍在上学的心理亏欠，一有机会，他就放下功课去生产队挣工分，尽管他挣的工分很少，但只要能帮家里一把，就不放过机会。
这样的做法却并没有减轻父亲心里的压力，相反，他的功课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结果，他高考落了榜，回家真正当了农民。那年底，开始征兵时，父亲蠢蠢欲动，这是他最后的一条出路了。可是，父亲眼睛近视，肯定验不上兵。当时，二伯齐保钢也嚷着要去当兵，爷爷却不让他去。二伯莽撞，有蛮力，却不够机灵，这样的人干农活还行，要去了部队，肯定不会有出息，当三年大头兵还得回农村种地。二伯对爷爷的这个评价没有异议。于是，爷爷给二伯做通工作，叫他去验兵，如果能验上，再叫我父亲去顶替。二伯果然不负他望，一路过关，拿上了红皮的“入伍通知书”。那时的“入伍登记表”和“入伍通知书”上都没照片，也没有身份证、户口本之类，反正齐家的五个儿子除年龄大小不等外，长相都差不了多少。父亲顶着二伯的名字“齐保钢”穿上了新军装，戴上大红花去了部队，不知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内情的西街人，也没人揭发。
这也是父亲后来难以拒绝西街人的重要原因。
父亲在新兵连打枪总打光头，也没人怀疑他是冒名顶替。当然，人已经到了部队，大家都认为父亲是没掌握射击技巧，实在训练不出来，干脆分配到炊事班做饭得了。谁能想到，父亲竟然从伙房走出一条道，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按爷爷活着时的说法，老三命中注定是富贵命，人也聪明能干，要是换了老二，当三年大头兵，哪儿来的还回哪去。
父亲在部队做饭的那几年，二伯齐保钢还是认同爷爷这种说法的，做饭嘛，虽说穿着军装，只能算是个“伙夫”，堂堂一个男人，专门给人做饭，能有啥出息。后来二伯不再这样认为了，父亲成为军官，又换防到北京以后，他的心里开始犯堵，觉着亏得慌，谁说他到了部队就不会像老三一样出息呢？人没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老三的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他的。二伯心里不平衡了，对爷爷有了怨恨，动不动就钻死胡同，竟然对爷爷发脾气，怪爷爷耽搁了他的前程。
给父亲添麻烦最多的，就是这个齐保钢，后来又改名叫齐保财的二伯了（齐保钢的名给父亲占了）。他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一个挨着一个地找父亲，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相反，二伯坚持认为我的父亲占了他的名字也占了他的前途，帮他的子女天经地义。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从来没见父亲对二伯有过厌烦。
有一年快过年时，二伯的二闺女小红去县城赶集时突然失踪，那年她才十九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小红书读的不好，早早地回家订了亲，只等过几年出嫁了。二伯的大闺女已经出嫁，小两口一起去外地打工挣钱，小红看姐姐姐夫打工挣了一些钱，心里痒痒，不想在家闲待，一直吵闹着也要去打工。二伯担心闺女家出去跟上别人学坏，说死说活不让她去，小红在家闹别扭，谁知赶个集就出事了。起初，二伯没当回事，以为小红是故意躲在亲戚家给他看的，可是，第二天，第三天，直到找遍所有亲戚家，把所有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见小红的人影，这下，二伯才害怕了，给我父亲打来电话。父亲一听急眼了，他的另一面立马显露了出来。在西街人面前，父亲是敢吼敢叫的，当即跳起来叫道，出这么大事，都过三天了才告诉我，还不赶快报警！
二伯被父亲一吓，在电话里傻眼了，不知道怎么报警。
父亲说，你放下电话出门去找个穿开档裤的娃娃，他们都知道报警得打110。
父亲对二伯不放心，扣下电话又抄起来，拨了个老家的110，将小红失踪的事报了案。接下来，父亲陷入极度恐慌和烦躁之中，过上一会儿就给二伯打个电话询问有没消息，最后，弄得二伯都烦了，女儿丢掉够闹心了，你还不停地问，谁有那个情绪啊！又急又气的二伯在电话里失去理智地对父亲吼叫道，你只知打电话问我，就不知道想办法去寻小红啊，你这个三叔是咋当的，啊？
因为是顶着二伯的名字去当的兵，父亲肯定认为自己欠着二伯的，对他的要求几乎百依百顺。可是，小红是在老家失踪的，父亲身在北京，去哪儿寻找？但父亲心里很不安，总觉得不能这样干等。那几天里，父亲一直给老家认识的人挨个打电话，求人家帮忙。
可以想像，那个春节我们家是怎么过的。起初，母亲还想为父亲分担一点，主动承担一些家务，煮个饭，擦个桌子拖个地，不断地安慰父亲，一个大活人又不是神经有问题，丢不了的，自己肯定会回来的。父亲像没听到母亲的话似的，一个回应的眼神都没有，他饭吃不下，水喝不进，除过打电话找人，别的一个字都不说，好像此时他不是在北京，而是在西街，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与西街或比西街更大地方。母亲最痛恨的就是父亲的眼里只有西街，她很不高兴，冷下脸，拿我做起比较，说要是我失踪了，不见得父亲会这么上心呢，相反，西街的那些人，怕是会为我的失踪欢欣鼓舞呢。
母亲对西街所有的不满都在这尖刻的话里，父亲气得差点翻脸，两眼瞪得溜圆，嘴都张大了，可还是忍住了没说一个字。母亲自觉话说得过头，有些愧疚，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见了，且不说这人是父亲的亲侄女，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也得担一分心吧。所以见父亲那种吓人的样子，母亲打住了不再说风凉话，要在平时，她是绝对不能容忍父亲这种表情的。
可是，父亲那种忍而不发的神态，还是将母亲伤害了，她不再主动跟父亲说一句话。
那个年过得非常冷清、压抑。
这还不算，热闹在后面呢。
刚过完大年初三，二伯事先连声招呼都不打，就独自来北京了。小红又不是在北京失踪的，他这人真是愚笨，怪不得爷爷当年把他看透了呢。
晃着一头白发的二伯一进门就放声大哭，怎么都劝不住。父亲真生气了，对二伯吼叫道，哭，你就知道哭，看你能把小红哭出来！
二伯鼻涕眼泪抹了一脸，也不回话，依然哭着，只是没前面的声音大了。父亲的眼圈也红了，他去拧条热毛巾递过去，二伯不接，父亲便给二伯擦了脸，到厨房热了些剩饭端来。二伯看都不看饭碗，像是痴呆了似的，直直的眼神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脸上的沟沟壑壑里，又填满了鼻涕泪水，他那一头白发乱草一样耸着，更凸显出他的悲苦来。因为抽泣，二伯的肩膀时不时抖动几下，看上去挺可怜的。父亲不知道怎样安慰二伯，他的内心被同样的伤心和忧戚侵袭着。最后，父亲抱着二伯的头，忍不住也哭了。
父亲求母亲带上我回姥姥家住，他陪了二伯两天，开导，劝说，都无济于事，二伯除了发呆就是哭，好像只要在父亲面前可着劲儿哭，就能把小红给哭回来。这样下去不是个法子，二伯的整个精神支柱都在父亲这里，父亲觉得怕是还没把二伯支撑起来，就叫他给哭垮了。幸亏年还没过完，车票不太紧张，父亲买了两张卧铺票把二伯送回了西街。顺便，也安慰一下二婶，还有奶奶。再者，父亲去当地公安部门询问有没有线索，找一一打过电话的那些战友，始终没得到任何消息。在西街的那几天里，二伯如同父亲的尾巴，形影不离，二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在认真想办法帮他寻找小红。父亲不是超人，不能即时帮他们齐家解决所有的事儿。眼看着假期就要到了，没办法，父亲只好交待大伯他们，一定要看好二伯，他匆匆赶回来上班了。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小红始终没有下落，二伯不断从外出打工的人那里打听到小道消息，一会儿说小红在四川，一会儿在湖北，一会儿又跑到新疆，说在哪儿见到了小红，说得有鼻子有眼。每当这时，二伯总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父亲，让父亲帮他去找。幸亏父亲在北京，与全国各地都有些工作上的往来，也认识几个人，便托人去二伯提供的那些地方寻找，结果可想而知。二伯二婶，还有奶奶，他们在捕风捉影中，一次次被失望击中，慢慢地，他们变得麻木了，对亲人那种强烈的思念随着时间的消磨而淡化了，以后，再有小红的消息传来，二伯不再那么冲动，也不给父亲打电话了。
慢慢地，父亲对寻找小红的事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可是，在小红失踪三年后的一天，西街有一对弹棉花的夫妻，走乡串村到了河南上蔡县的一个村子，却意外地见到了小红。她脸蛋上的两砣红标志还在呢。弹棉花的夫妻却不敢肯定，小声嘀咕着，试探着问小红。没想到，小红失口否认，她看上去很紧张，不多说一个字，慌里慌张地跑了。
弹棉花的夫妻这下认定跑走的就是小红，他们没声张，趁没人时，用手机给我二伯打通电话。二伯以为又是小道消息，没当回事。不久，父亲回西街看望奶奶，有天，二伯不经意间把弹棉花的夫妻在河南上蔡看到小红的事说了出来。二伯没啥想法，所以说得随意，神色间已不再有以前的悲苦和哀伤，却总有说不出的无奈。那是一个无助的农民对命运不得已的认可。当时，父亲没有说话，在小红的事情上，父亲和二伯一样的无望。中国太大，就是花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把每个犄角旮旯都找遍，一个人，如同一只蚂蚁，随便哪个角落一藏，怎么找得出来？回到北京后，有次，一个河南的老战友与父亲联系，扯来扯去突然扯到找人的事上，父亲脑海里忽然闪过二伯说过的话，就把小红的事说了，叫战友帮忙打听一下。其实，父亲是没抱任何希望的。可是，过了一个多月，那个战友通过托熟人，竟然打听到，小红确实在上蔡县的那个村庄，只是，她已不叫小红，改名叫莲儿了。
父亲立即给二伯打通电话，告诉他找到了小红，要他赶紧往河南走。二伯还犹豫着不敢相信时，父亲已放下电话，当即去买火车票，连夜晚赶往河南上蔡。与当地公安局取得联系后，父亲跟着警察偷偷摸到小红所在的那个村庄。那时，二伯他们才迟迟疑疑地刚上火车。
面对突然出现的父亲，小红惊呆了。随即，她转身要跑，被警察扯住了。看到当年花红柳绿、孩子一样任性的小红如今已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辨不清年龄，纯粹的农村妇女了，父亲心里悲感交集，不知该怎样来怜惜这个侄女，他心疼地哭了。哭过，父亲质问小红，你可倒好，一走就是这么些年，你爹妈，还有你奶奶，他们都可怜死了，流了多少泪啊，为找你跑了多少地方，费了多大的劲啊！
小红哭得很压抑，她的口音里掺杂了豫西话，当着警察的面，她大致说了当年被卖到此地的经过，说她逃跑过好多次，都没跑成，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她倒不想跑了，也不想给家里联系，免得父母亲为难，给定过亲的男方不好交待。她就沉下心来跟人家过日子吧。女人的命运本来就由不得自己，咋着还不是一辈子呢。
再没有任性，没有了撒娇，更没有了欢腾雀跃，近四年的时光，让一个光鲜的女孩消失殆尽，代之的，是个粗砺、疲乏、认命的农村妇女。
无语的，只能是我的父亲。
待二伯二婶和大伯他们赶来时，小红、还有小红的丈夫、两个孩子已被带到公安机关。一家人抱头痛哭过之后，小红拉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跪下，给外爷外婆磕过头后，坦然地告诉她父母，她不愿回西街，就在这儿过下去了。
二伯二婶哭得昏天黑地，不知咋回答女儿。寻找了这么多年，都以为没了希望，谁知希望出其不意地出现，让他们曾经碎裂的心缝合起来了，却叫小红的一番表现又撕裂开，叫他们一下子无所适从。
警察的态度很明确，小红是受害者，必须遣回原籍。至于他的丈夫，涉及买卖人口，得送检察机关进一步审查。还有，就算没有上述理由，小红和她丈夫之间的婚姻因为没有在册登记，在法律上那叫非法同居。
这下，小红不干了，哭得死去活来，突然间她转过身，指着我父亲撕心裂肺地哭叫道，三叔，都怪你，把我这个家拆散了！我恨你！
